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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当导演,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但又是那样遥不可及。而在北京,一位只有中专学历的打工仔,用了十年时间从一个速冻饺子推销员成长为“中国新锐导演”。他笑称自己是一位“散装青年”,不是最精贵的,但一直在寻求实现自我的价值……
梦想从500元起步
1976年底,耿君出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上初中的时候,他和许多男孩子一样,迷恋武侠小说和武侠电视剧。看了不过瘾,“走火入魔”的他曾尝试自己动手写,甚至幻想别人能按照自己写的拍出来。
1996年,耿君中专毕业,他念的是俄语专业,本想去俄罗斯大显身手,但在申请出国时却被对方以“学历不够”为由拒绝了。当时在中国落户的俄罗斯企业非常少,因此耿君难有“用武之地”。后来,他在老家附近的东山的一个打石场里当力工,每天干12小时,把石头磨成粉,掺到煤里面。干这样的苦力,一天10元钱,干了8天后他领到了80元钱,买了一瓶飘柔洗发水和一条廉价牛仔裤。花自己挣的钱,耿君才明白了什么叫生活。很快,倔强的他扔下了这份工作,想出去闯荡一番。
1997年秋天,一直梦想当个编剧的耿君心一横,把长发剪短,揣着500元钱,只身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中国的好莱坞在北京,要想当一名好的电影编剧,这里才是他实现电影梦的机遇之地。
初到北京,耿君和两位民工朋友在民俗园附近合租了一间月租140元的平房。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速冻饺子推销员。半个月的时间,耿君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却一包饺子也没推销出去,但来时带的钱却已经花光了。
一个老同学见耿君的处境艰难,便介绍他到一家星级宾馆做服务员,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挣1500元。这样,耿君住进了温暖的宿舍,每天能按时吃饭、上下班。
有了业余时间,耿君便拿起笔,尝试着写剧本。有一天,他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张票,参加一部电影的首映式。很偶然地,通过闲聊,耿君认识了同来参加首映式的张丹老师。张丹老师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视听语言”课,耿君兴奋地谈起了自己对电影的一些看法。张老师被他的热情打动,邀请他来旁听自己的课。
从那以后,耿君便经常乘348路公共汽车转300路,花两个多小时到电影学院旁听,有时还拿着自己的作品诚恳地向张丹老师请教。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这些专业的老师承认,有机会让某个导演看中并投资把它拍成电影。可是张老师看完以后,只是微笑着鼓励他继续写作,别的什么都没说。耿君明白了,自己的剧本写得不好。一时间,他很沮丧,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当编剧的料。
然而耿君又觉得不甘心。他开始大量阅读各种剧本,争取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北京人在纽约》《霸王别姬》都是他百看不厌的类型。每月一发工资,他先是给公交卡充值,剩下的钱不是买了电影杂志就是买了电影票。
可惜好景不长,1998年,宾馆的招工政策有了变化,规定只招收有北京户口的人员,在岗的外地人员一律辞退。耿君的美好生活结束了。
为了养活自己,耿君和朋友凑了点钱,在北京丰台区成寿寺附近租下一间房子,置办了几个台球案子和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开始做点小生意。但是来娱乐消费的人并不多。被逼无奈,他们开始卖早点,几个大老爷们围着围裙,炸油条、包馄饨、盛豆浆。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一年多,最后,生意还是失败了。回忆起这段往事,耿君叹了口气说:“那是最艰苦的一段日子,我们能想的招都想了,钱太难挣了。”
即便如此,来到北京已经三年,耿君的电影梦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苦涩而褪色。
第八份职业:导演!
为了继续维持生活,2000年,耿君应聘到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后来到了一家广告公司做业务员,开始为了拉广告而东奔西跑。他揣上月票卡,随身带着小收音机,在公交车上,从北京城的一边晃到另一边。冬天,冻得手脚冰凉;夏天,随时随地都带着一瓶水,防止自己在烈日下中暑。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踏实能干的耿君很快就适应了。
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耿君加入了一个叫“实践社”的电影民间组织。这个组织是拍实验电影的,电影里一句台词也没有。耿君看完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心里有些不服气:就这些东西,我也能拍。
这一年,他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万多元积蓄,和另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决定再拼一把。他玩命地工作,见客户,拉关系。谁知,好运气还是没有垂青他,公司的生意非常惨淡。不到一年,赔光了所有的钱不说,自己还因为太劳累得了肺结核。身心疲惫的耿君感到元气大伤,回到了黑龙江老家治病。
在家里养病的耿君有些心灰意冷,自己折腾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极度郁闷之下,他结合自己的心情写出了剧本《山楂》。故事讲的是一个抡铁锹干体力活的农民工山楂,在外打工的时候受到各种不幸打击,一气之下他买了一把假枪,准备抢银行,结果发现银行戒备森严,抢劫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无奈之下,他只好扔掉假枪,又回去抡铁锹。耿君说,他就是要反映人的挣扎,尽管挣扎之后往往很无奈地还得继续往日的生活,但他毕竟挣扎过。
一套电影摄录设备最便宜的也得上百万元,而耿君因为之前从来没拍过片子,压根儿没有这样的设备。于是,他就找了两个婚礼摄像师用DV摄影,又找了几个朋友做演员。前后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共支付了800元拍摄报酬,然后又花了200多元做了后期,剪出了一个30多分钟的小短片。拍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兴奋的耿君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看,谁知,朋友看了却说:“我正在给你的电影找出优点。”
虽然第一块“试金石”失败了,但是耿君心里却一片亮堂:我也能拍电影了。
2003年过年的时候,耿君和他的朋友们在自家的大炕上聊了一晚上,聊出了四五个小故事,决定自演自拍,哥儿几个兴奋得笑成一团,开心得不得了。就这样,一部充满了黑色幽默、表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困惑的《散装日记》拍成了。
这一年秋天,耿君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北京首届国际DV论坛”评比开始举行的消息,广大DV爱好者只要将自己的样片制作成VCD或者DVD送到指定的地点,就可以参加评比。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耿君也把自己的作品送去参加评比。结果,很意外地,《散装日记》竟获得首届国际DV论坛剧情片优秀奖。
在中华世纪坛颁奖那天,耿君激动不已,他马上给亲朋好友发短信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耿君说,这个奖也算给了亲朋好友一个交代,他们一直担心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在搞什么,这个奖给了自己信心,也给了他们安慰。
“外行”捣鼓电影获国际大奖
获奖之后,耿君拍DV电影的热情更加高涨。他一边工作挣钱,一边看电影,听讲座,和朋友交流,在生活的细节里寻找一切和电影有关的事。
2007年,报纸上一则关于绑架的新闻报道吸引了耿君:两个民工为了回家过年,决定搞点钱再走。具体方式是打电话叫来个陪聊小姐,绑架她。可他们找来的这个女子最近比较背运,没人愿意为她出赎金。两个匪徒逐渐发生了分歧,一个要把她结果掉,另一个主张放了她……耿君决定将这个故事搬进电影里。
导演是他自己,演员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拍摄地选在京郊的一处民房,都是实景拍摄,唯一的布场就是在墙上加了一幅画。很多情节都是演员即兴表演,耿君对他们说,你在那种情境中会怎样表现就怎么演。经过半个多月的捣鼓,一部80多分钟、投资5000元左右、名叫《烧烤》的电影出炉了。
那时候的耿君已经认识了包括张元等知名电影人,有了自己的圈子。当国外的一些和独立影像有关的电影节开幕,这些消息灵通的专业人士就会通知耿君,让这个醉心DV的小伙子把自己的电影送去参展。因为他们觉得,耿君的电影特别真实,非常能打动人。
凭借真诚的态度和原生态的故事情节,《烧烤》入围“法国南特电影节”新电影单元、“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未来电影单元和“印度喀拉拉邦电影节”。一直在关注独立影像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给《烧烤》的评价是:剧情生动,出人意料,生猛鲜活,不乏幽默。
其后,耿君在电影界开始出名,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作品居然多次入围国内外电影节,这是一般国内导演也难以做到的。电影界开始关注这个小伙子,权威电影杂志《大众电影》称他为“中国新锐导演”,他身边迅速聚拢了一批合作者,其中,有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有央视的编导,有“快女”,大家都看好了耿君这个人,跟着他干,没错!
前不久,耿君的第四部电影《青年》新鲜出炉,这是一部有点史诗意味的长片。耿君说:“我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有一种宿命的压力和选择,同时又很无奈、无力。这些人物不是我虚构的,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我的熟人,但他们互相并不认识,是故事把他们编织到了一起。”
如今耿君虽然有时应邀加盟其他一些电影剧组,担任执行导演等职务,收入也高了,但他依然坚守清贫,他在北京出门仍然选择坐公交车,随身携带月票。他有一句话是奉劝那些对生活徘徊犹豫的人:“梦想不因生活的艰涩而褪色,生活亦不因梦想的实现而忘本。还等什么呢?想干就干吧!”
责编/伊和和
E-mail:yihehe@163.com
梦想从500元起步
1976年底,耿君出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上初中的时候,他和许多男孩子一样,迷恋武侠小说和武侠电视剧。看了不过瘾,“走火入魔”的他曾尝试自己动手写,甚至幻想别人能按照自己写的拍出来。
1996年,耿君中专毕业,他念的是俄语专业,本想去俄罗斯大显身手,但在申请出国时却被对方以“学历不够”为由拒绝了。当时在中国落户的俄罗斯企业非常少,因此耿君难有“用武之地”。后来,他在老家附近的东山的一个打石场里当力工,每天干12小时,把石头磨成粉,掺到煤里面。干这样的苦力,一天10元钱,干了8天后他领到了80元钱,买了一瓶飘柔洗发水和一条廉价牛仔裤。花自己挣的钱,耿君才明白了什么叫生活。很快,倔强的他扔下了这份工作,想出去闯荡一番。
1997年秋天,一直梦想当个编剧的耿君心一横,把长发剪短,揣着500元钱,只身来到了北京。他知道,中国的好莱坞在北京,要想当一名好的电影编剧,这里才是他实现电影梦的机遇之地。
初到北京,耿君和两位民工朋友在民俗园附近合租了一间月租140元的平房。他的第一份工作是速冻饺子推销员。半个月的时间,耿君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却一包饺子也没推销出去,但来时带的钱却已经花光了。
一个老同学见耿君的处境艰难,便介绍他到一家星级宾馆做服务员,管吃管住,一个月还能挣1500元。这样,耿君住进了温暖的宿舍,每天能按时吃饭、上下班。
有了业余时间,耿君便拿起笔,尝试着写剧本。有一天,他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张票,参加一部电影的首映式。很偶然地,通过闲聊,耿君认识了同来参加首映式的张丹老师。张丹老师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视听语言”课,耿君兴奋地谈起了自己对电影的一些看法。张老师被他的热情打动,邀请他来旁听自己的课。
从那以后,耿君便经常乘348路公共汽车转300路,花两个多小时到电影学院旁听,有时还拿着自己的作品诚恳地向张丹老师请教。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这些专业的老师承认,有机会让某个导演看中并投资把它拍成电影。可是张老师看完以后,只是微笑着鼓励他继续写作,别的什么都没说。耿君明白了,自己的剧本写得不好。一时间,他很沮丧,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当编剧的料。
然而耿君又觉得不甘心。他开始大量阅读各种剧本,争取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北京人在纽约》《霸王别姬》都是他百看不厌的类型。每月一发工资,他先是给公交卡充值,剩下的钱不是买了电影杂志就是买了电影票。
可惜好景不长,1998年,宾馆的招工政策有了变化,规定只招收有北京户口的人员,在岗的外地人员一律辞退。耿君的美好生活结束了。
为了养活自己,耿君和朋友凑了点钱,在北京丰台区成寿寺附近租下一间房子,置办了几个台球案子和一台电视机、一台录像机,开始做点小生意。但是来娱乐消费的人并不多。被逼无奈,他们开始卖早点,几个大老爷们围着围裙,炸油条、包馄饨、盛豆浆。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一年多,最后,生意还是失败了。回忆起这段往事,耿君叹了口气说:“那是最艰苦的一段日子,我们能想的招都想了,钱太难挣了。”
即便如此,来到北京已经三年,耿君的电影梦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苦涩而褪色。
第八份职业:导演!
为了继续维持生活,2000年,耿君应聘到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后来到了一家广告公司做业务员,开始为了拉广告而东奔西跑。他揣上月票卡,随身带着小收音机,在公交车上,从北京城的一边晃到另一边。冬天,冻得手脚冰凉;夏天,随时随地都带着一瓶水,防止自己在烈日下中暑。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踏实能干的耿君很快就适应了。
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耿君加入了一个叫“实践社”的电影民间组织。这个组织是拍实验电影的,电影里一句台词也没有。耿君看完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心里有些不服气:就这些东西,我也能拍。
这一年,他拿出自己仅有的一万多元积蓄,和另一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决定再拼一把。他玩命地工作,见客户,拉关系。谁知,好运气还是没有垂青他,公司的生意非常惨淡。不到一年,赔光了所有的钱不说,自己还因为太劳累得了肺结核。身心疲惫的耿君感到元气大伤,回到了黑龙江老家治病。
在家里养病的耿君有些心灰意冷,自己折腾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极度郁闷之下,他结合自己的心情写出了剧本《山楂》。故事讲的是一个抡铁锹干体力活的农民工山楂,在外打工的时候受到各种不幸打击,一气之下他买了一把假枪,准备抢银行,结果发现银行戒备森严,抢劫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无奈之下,他只好扔掉假枪,又回去抡铁锹。耿君说,他就是要反映人的挣扎,尽管挣扎之后往往很无奈地还得继续往日的生活,但他毕竟挣扎过。
一套电影摄录设备最便宜的也得上百万元,而耿君因为之前从来没拍过片子,压根儿没有这样的设备。于是,他就找了两个婚礼摄像师用DV摄影,又找了几个朋友做演员。前后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共支付了800元拍摄报酬,然后又花了200多元做了后期,剪出了一个30多分钟的小短片。拍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兴奋的耿君邀请朋友们一起来看,谁知,朋友看了却说:“我正在给你的电影找出优点。”
虽然第一块“试金石”失败了,但是耿君心里却一片亮堂:我也能拍电影了。
2003年过年的时候,耿君和他的朋友们在自家的大炕上聊了一晚上,聊出了四五个小故事,决定自演自拍,哥儿几个兴奋得笑成一团,开心得不得了。就这样,一部充满了黑色幽默、表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困惑的《散装日记》拍成了。
这一年秋天,耿君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北京首届国际DV论坛”评比开始举行的消息,广大DV爱好者只要将自己的样片制作成VCD或者DVD送到指定的地点,就可以参加评比。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耿君也把自己的作品送去参加评比。结果,很意外地,《散装日记》竟获得首届国际DV论坛剧情片优秀奖。
在中华世纪坛颁奖那天,耿君激动不已,他马上给亲朋好友发短信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耿君说,这个奖也算给了亲朋好友一个交代,他们一直担心自己,也弄不明白自己在搞什么,这个奖给了自己信心,也给了他们安慰。
“外行”捣鼓电影获国际大奖
获奖之后,耿君拍DV电影的热情更加高涨。他一边工作挣钱,一边看电影,听讲座,和朋友交流,在生活的细节里寻找一切和电影有关的事。
2007年,报纸上一则关于绑架的新闻报道吸引了耿君:两个民工为了回家过年,决定搞点钱再走。具体方式是打电话叫来个陪聊小姐,绑架她。可他们找来的这个女子最近比较背运,没人愿意为她出赎金。两个匪徒逐渐发生了分歧,一个要把她结果掉,另一个主张放了她……耿君决定将这个故事搬进电影里。
导演是他自己,演员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拍摄地选在京郊的一处民房,都是实景拍摄,唯一的布场就是在墙上加了一幅画。很多情节都是演员即兴表演,耿君对他们说,你在那种情境中会怎样表现就怎么演。经过半个多月的捣鼓,一部80多分钟、投资5000元左右、名叫《烧烤》的电影出炉了。
那时候的耿君已经认识了包括张元等知名电影人,有了自己的圈子。当国外的一些和独立影像有关的电影节开幕,这些消息灵通的专业人士就会通知耿君,让这个醉心DV的小伙子把自己的电影送去参展。因为他们觉得,耿君的电影特别真实,非常能打动人。
凭借真诚的态度和原生态的故事情节,《烧烤》入围“法国南特电影节”新电影单元、“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未来电影单元和“印度喀拉拉邦电影节”。一直在关注独立影像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给《烧烤》的评价是:剧情生动,出人意料,生猛鲜活,不乏幽默。
其后,耿君在电影界开始出名,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作品居然多次入围国内外电影节,这是一般国内导演也难以做到的。电影界开始关注这个小伙子,权威电影杂志《大众电影》称他为“中国新锐导演”,他身边迅速聚拢了一批合作者,其中,有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有央视的编导,有“快女”,大家都看好了耿君这个人,跟着他干,没错!
前不久,耿君的第四部电影《青年》新鲜出炉,这是一部有点史诗意味的长片。耿君说:“我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有一种宿命的压力和选择,同时又很无奈、无力。这些人物不是我虚构的,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我的熟人,但他们互相并不认识,是故事把他们编织到了一起。”
如今耿君虽然有时应邀加盟其他一些电影剧组,担任执行导演等职务,收入也高了,但他依然坚守清贫,他在北京出门仍然选择坐公交车,随身携带月票。他有一句话是奉劝那些对生活徘徊犹豫的人:“梦想不因生活的艰涩而褪色,生活亦不因梦想的实现而忘本。还等什么呢?想干就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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