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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科技术语》杂志成功创刊10周年，改刊1周年，作为该刊的忠实读者和作者实难抑制心中的激动，有许多心里话想说。
一 幸遇益友良师
上个世纪60年代，我虽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专职做过一段编辑工作，1988年起又在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兼任《中国科技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工作，但是，老实说，我是缺乏办刊和编辑经验的。如今担任主编又近10年了，我也只能说做做编辑的帮手，多向老编审同志学习而已。有许多编辑经验，我都得从头开始，边干边学。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机构，在全国科技名词委工作的同志，有许多原是我“五•七”干校时的同学和后来工作上的朋友，向他们请教的机会自然多些，也一直保持着业务上的联系，他们是我业务上的益友良师。例如，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就与黄昭厚、吴凤鸣等学长相识，在院部间“串门”是常有的事，其间主要谈如何办刊或如何从事科学术语研究之类的话题。我们彼此互赠自己的译著或主编的文献资料及学术刊物。90年代后，潘书祥编审和刘青博士陆续主持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常务工作，我与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新领导及编辑部的邬江、代晓明、魏星等同志联系增多，亦很快成了朋友，学刊资料的交流也从未间断。 1998年11月， 全国科技名词委出版的内部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改版， 更名为公开发行的《科技术语研究》，
我荣幸地进入了该刊的编委会，我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我参与主编的《中国科技翻译》杂志上前后刊登了40余篇全国学者们关于名词术语研究和科技英译术语讨论方面的文章。在收到的数百篇涉及术语研究的文章中，我们还择优推荐了一些到《中国科技术语》。刊物之间也曾互登征文或征订广告，扩大了交流渠道。我在工作上也一直得到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支持和指导，推动了《中国科技翻译》的办刊工作。
近20年来，在领导的关怀和同事们的支持下，我在参加学术活动时，把介绍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的术语研究工作和成就作为自己的对外义务宣传的内容之一。特别是自2000年起，我多次出差到一些省市译协和高校去参加学术活动时，都带上了《科技术语研究》杂志，很受当地译协和大专院校师生们的欢迎。接受我转赠的，有老一辈的学者（如资深翻译家刘重德教授），也有许多中青年老师和教授，他们都很珍惜这本刊物。我积极宣传《中国科技术语》的工作成就，也是与我感受到全国科技名词委办刊同志的敬业精神和热情鼓舞分不开的。我还清楚地记得，8年前，我曾应邀到陕西进行一次学术交流，临走前夕，发现讲稿中急需补充核实一些名词术语的资料，当即给编辑部打电话，请求协助。他们虽正在开会，但仍星夜向科学院院部值班室发来传真资料，真是十分令人感动。我们也都知道，全国科技名词委委员及期刊编委，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我真庆幸自己能有机会不断遇到良师益友，促进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二 加深对术语重要性的认识
我对术语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或者说，是在前辈学者的教诲和不断参加学术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增强的。在我们设置《中国科技翻译》杂志的栏目时，决定设立“译名标准化”专栏，这是由于在翻译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科技名词术语必须规范和统一，否则，就无法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对于我，这个认识是漫长的过程，也是实际的需要教育了我，推动了我的工作。举几个事例，就可清楚地说明这点。
为了办好刊物，《中国科技翻译》经编辑部研究，开辟了“科学家谈翻译”专栏，访问了国内外许多知名科学家和院士，其中包括在海外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国内著名科学家。记得是在1990年初夏的一天早晨，我代表编辑部，与责任编辑李莲馥和黄昭厚、陆养正、赵文利等编审、译审一起，拜访了全国科技名词委的首届主任钱三强院士。钱老在他的办公室里作了一个上午的接见和长谈。他除了回答我们近十个提问之外，还特别指出了术语翻译的重要性，勉励我们今后要加强对科技名词术语的英译和汉译研究工作，并指示我们，在今后的刊物上，应加强宣传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工作。
又如，1993年初，拙著《译海采珠》在出版前，我曾拟请卢嘉锡院长题写书名。我们都知道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所以在一次汇报工作结束，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通过他的秘书留下了一个书面请示。三天后，就接到嘉锡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我再到嘉锡同志的办公室去一趟。我在上楼时本想取了题词道谢后便离开。然而卢嘉锡同志对我当时兼做《中国科技术语》刊物编辑工作和正在编写《中国科学翻译史》一事也甚为关心，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除了提示我应如何充分搜集文献资料，史、论结合地编写之外，还特别关心地提出，书中应有一定的篇幅来谈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问题。我对与卢嘉锡主任的这次谈话记忆深刻，并在其后的文章和学术讲座中，多次引用其中一段话：“科技名词统一工作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作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书刊和教材编辑出版，特别是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科技名词的统一和规范标志着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水平，做好这项工作将对中华民族的进步起到奠基性的促进作用。”
虽然钱三强、卢嘉锡同志都先后离开了我们。但重温这些老前辈的重要讲话，犹言在耳，让人得到极大的教诲和激励。我逐步体会到，中国术语研究的大好局面，与许许多多前辈学者的开创性和奠基性工作分不开。如今全国科技名词委主任路甬祥院士也作了很多的讲话和指导，全国科技名词委学术阵营越来越强大，大家也有目共睹。
三 共同努力，加强
中国术语学的建设工作
最近30多年来，中国术语的相关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突破性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客观事实。特别是在《科技术语研究》于2007年2月更名为《中国科技术语》后，变化尤为显著。刊物全年发行6期，从第1期《主编致辞》起，每期都发表了有指导性和较高学术含量的好文章，刊物的版面也更加充实活泼。文章既注重术语审定的实际情况，也加强了术语的理论性和规范化研究。尽管有的文章观点视角尚待进一步讨论，但崇尚“科学民主、百花齐放”的术语研究局面已经生动展现。
记得就在改刊当年的编委会上，编委们对刊名及其英译都讨论得十分热烈和细致，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从中国术语发展的广阔空间考虑，认为英文刊名不要把“科技”二字嵌入，建议新刊刊名译成China Terminology，冯志伟教授当场表示赞成，随后大家也都发表了支持意见，现在，China Terminology英译名已经正式注册，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中国的“术语学”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因此，我认为，《中国科技术语》的创刊就是中国术语学界的标志性成就。因为“她很务实，不尚空谈；她有明确针对性，具体而不乏理论思想指导；她关注热门术语，很有现实性。”（参见马爱英、黄忠廉、李亚舒发表于《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6期的《建立中国术语学之管见》一文）而2004年12月和2007年7月先后两次举办的“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是极具特色的“高精尖”（即小规模高层次）学术会议，把中国术语学研究明确地推上学科层次，也极具全国性意义。
但是，正如郑述谱等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术语学的建设任重道远！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自己应该要做的工作。“例如，历史学专家研究术语工作历史和术语演变过程；语言学专家研究术语修辞、术语语用问题；计算机界（含计算语言学界）专家研究术语的识别与提取技术；外语专家研究国外术语学、术语翻译问题；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研究少数民族术语规范工作；多学科领域研究本学科术语的规范问题等。”（参见刘青发表于《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5期的《关于加强术语学建设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笔者十分赞成刘青同志的这几点意见，因为我们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要敢于面对挑战之“战”，要抓紧机遇之“遇”，共同努力，加强术语学研究与术语实践工作的联系，加快国外经典著作的引进，提倡百家争鸣，厚积薄发，沟通优势互补的渠道，加快术语学专业人才培养，进一步发挥高等学府和语言学家的作用，为尽早建立并完善中国术语学作出新贡献。
李亚舒：《中国科技翻译》编辑部，100864
一 幸遇益友良师
上个世纪60年代，我虽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专职做过一段编辑工作，1988年起又在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兼任《中国科技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工作，但是，老实说，我是缺乏办刊和编辑经验的。如今担任主编又近10年了，我也只能说做做编辑的帮手，多向老编审同志学习而已。有许多编辑经验，我都得从头开始，边干边学。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是一个全国性的学术机构，在全国科技名词委工作的同志，有许多原是我“五•七”干校时的同学和后来工作上的朋友，向他们请教的机会自然多些，也一直保持着业务上的联系，他们是我业务上的益友良师。例如，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就与黄昭厚、吴凤鸣等学长相识，在院部间“串门”是常有的事，其间主要谈如何办刊或如何从事科学术语研究之类的话题。我们彼此互赠自己的译著或主编的文献资料及学术刊物。90年代后，潘书祥编审和刘青博士陆续主持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常务工作，我与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新领导及编辑部的邬江、代晓明、魏星等同志联系增多，亦很快成了朋友，学刊资料的交流也从未间断。 1998年11月， 全国科技名词委出版的内部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改版， 更名为公开发行的《科技术语研究》，
我荣幸地进入了该刊的编委会，我们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我参与主编的《中国科技翻译》杂志上前后刊登了40余篇全国学者们关于名词术语研究和科技英译术语讨论方面的文章。在收到的数百篇涉及术语研究的文章中，我们还择优推荐了一些到《中国科技术语》。刊物之间也曾互登征文或征订广告，扩大了交流渠道。我在工作上也一直得到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支持和指导，推动了《中国科技翻译》的办刊工作。
近20年来，在领导的关怀和同事们的支持下，我在参加学术活动时，把介绍全国科技名词委开展的术语研究工作和成就作为自己的对外义务宣传的内容之一。特别是自2000年起，我多次出差到一些省市译协和高校去参加学术活动时，都带上了《科技术语研究》杂志，很受当地译协和大专院校师生们的欢迎。接受我转赠的，有老一辈的学者（如资深翻译家刘重德教授），也有许多中青年老师和教授，他们都很珍惜这本刊物。我积极宣传《中国科技术语》的工作成就，也是与我感受到全国科技名词委办刊同志的敬业精神和热情鼓舞分不开的。我还清楚地记得，8年前，我曾应邀到陕西进行一次学术交流，临走前夕，发现讲稿中急需补充核实一些名词术语的资料，当即给编辑部打电话，请求协助。他们虽正在开会，但仍星夜向科学院院部值班室发来传真资料，真是十分令人感动。我们也都知道，全国科技名词委委员及期刊编委，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我真庆幸自己能有机会不断遇到良师益友，促进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二 加深对术语重要性的认识
我对术语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或者说，是在前辈学者的教诲和不断参加学术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增强的。在我们设置《中国科技翻译》杂志的栏目时，决定设立“译名标准化”专栏，这是由于在翻译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科技名词术语必须规范和统一，否则，就无法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对于我，这个认识是漫长的过程，也是实际的需要教育了我，推动了我的工作。举几个事例，就可清楚地说明这点。
为了办好刊物，《中国科技翻译》经编辑部研究，开辟了“科学家谈翻译”专栏，访问了国内外许多知名科学家和院士，其中包括在海外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国内著名科学家。记得是在1990年初夏的一天早晨，我代表编辑部，与责任编辑李莲馥和黄昭厚、陆养正、赵文利等编审、译审一起，拜访了全国科技名词委的首届主任钱三强院士。钱老在他的办公室里作了一个上午的接见和长谈。他除了回答我们近十个提问之外，还特别指出了术语翻译的重要性，勉励我们今后要加强对科技名词术语的英译和汉译研究工作，并指示我们，在今后的刊物上，应加强宣传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工作。
又如，1993年初，拙著《译海采珠》在出版前，我曾拟请卢嘉锡院长题写书名。我们都知道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所以在一次汇报工作结束，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通过他的秘书留下了一个书面请示。三天后，就接到嘉锡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我再到嘉锡同志的办公室去一趟。我在上楼时本想取了题词道谢后便离开。然而卢嘉锡同志对我当时兼做《中国科技术语》刊物编辑工作和正在编写《中国科学翻译史》一事也甚为关心，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除了提示我应如何充分搜集文献资料，史、论结合地编写之外，还特别关心地提出，书中应有一定的篇幅来谈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问题。我对与卢嘉锡主任的这次谈话记忆深刻，并在其后的文章和学术讲座中，多次引用其中一段话：“科技名词统一工作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作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书刊和教材编辑出版，特别是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科技名词的统一和规范标志着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水平，做好这项工作将对中华民族的进步起到奠基性的促进作用。”
虽然钱三强、卢嘉锡同志都先后离开了我们。但重温这些老前辈的重要讲话，犹言在耳，让人得到极大的教诲和激励。我逐步体会到，中国术语研究的大好局面，与许许多多前辈学者的开创性和奠基性工作分不开。如今全国科技名词委主任路甬祥院士也作了很多的讲话和指导，全国科技名词委学术阵营越来越强大，大家也有目共睹。
三 共同努力，加强
中国术语学的建设工作
最近30多年来，中国术语的相关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突破性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客观事实。特别是在《科技术语研究》于2007年2月更名为《中国科技术语》后，变化尤为显著。刊物全年发行6期，从第1期《主编致辞》起，每期都发表了有指导性和较高学术含量的好文章，刊物的版面也更加充实活泼。文章既注重术语审定的实际情况，也加强了术语的理论性和规范化研究。尽管有的文章观点视角尚待进一步讨论，但崇尚“科学民主、百花齐放”的术语研究局面已经生动展现。
记得就在改刊当年的编委会上，编委们对刊名及其英译都讨论得十分热烈和细致，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从中国术语发展的广阔空间考虑，认为英文刊名不要把“科技”二字嵌入，建议新刊刊名译成China Terminology，冯志伟教授当场表示赞成，随后大家也都发表了支持意见，现在，China Terminology英译名已经正式注册，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中国的“术语学”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因此，我认为，《中国科技术语》的创刊就是中国术语学界的标志性成就。因为“她很务实，不尚空谈；她有明确针对性，具体而不乏理论思想指导；她关注热门术语，很有现实性。”（参见马爱英、黄忠廉、李亚舒发表于《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6期的《建立中国术语学之管见》一文）而2004年12月和2007年7月先后两次举办的“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是极具特色的“高精尖”（即小规模高层次）学术会议，把中国术语学研究明确地推上学科层次，也极具全国性意义。
但是，正如郑述谱等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术语学的建设任重道远！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自己应该要做的工作。“例如，历史学专家研究术语工作历史和术语演变过程；语言学专家研究术语修辞、术语语用问题；计算机界（含计算语言学界）专家研究术语的识别与提取技术；外语专家研究国外术语学、术语翻译问题；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研究少数民族术语规范工作；多学科领域研究本学科术语的规范问题等。”（参见刘青发表于《中国科技术语》2007年第5期的《关于加强术语学建设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笔者十分赞成刘青同志的这几点意见，因为我们在这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要敢于面对挑战之“战”，要抓紧机遇之“遇”，共同努力，加强术语学研究与术语实践工作的联系，加快国外经典著作的引进，提倡百家争鸣，厚积薄发，沟通优势互补的渠道，加快术语学专业人才培养，进一步发挥高等学府和语言学家的作用，为尽早建立并完善中国术语学作出新贡献。
李亚舒：《中国科技翻译》编辑部，100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