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满洲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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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中国18世纪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其中涉及一些满洲风习,和传统的汉族文化截然不同。
  小说中写荣国府的老祖宗贾母吃饭,都是由未出阁的孙女陪着吃。贾母的儿媳邢夫人、王夫人,孙媳妇李纨、王熙凤,只是忙上满下地添饭、布菜地来来回回地服侍。如第三回,林黛玉进荣国府,中午吃饭:
  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饭毕。
  按说,邢夫人、王夫人在贾府地位仅次于贾母,吃饭时应该陪老太太进餐才是;她们却不在这里吃饭,只是坐着。李纨是长孙媳妇,王熙凤是当家人,该陪老祖宗进餐吧;她们却只能跑前跑后地服侍。倒是几个未出嫁的小姑子陪着吃饭,接受李纨、王熙凤的体贴服务。这种反常行为,就牵扯到满人风习。《清稗类钞·风俗类》“旗俗重小姑”:“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进盘匜,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这和《红楼梦》的描写高度一致。
  而且,在《红楼梦》中,小姑、小叔子的尊贵,不光体现在可以坐在老祖宗身边一道吃饭;宝玉、黛玉、迎春、探春、惜春到饭时,一般是有人来请的。第21回,元宵节后不久,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四人正难分难解,有人来请(往贾母处)吃(晚)饭,方往前边来。那天已是掌灯时分”;宝玉和袭人“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宝玉)吃(早)饭,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几碗饭,仍回自己房中”。第28回,宝玉、黛玉“二人正说话,见丫头(从王夫人处)来请吃(早)饭,遂都往前头(王夫人处)来了”。宝钗已先在这里,凤姐则“在里间房里看着人放(吃饭)桌子”。“正说着,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林黛玉去吃饭。林黛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扶了那丫头走。那丫头道:‘等着宝二爷一块儿走。’宝玉道:‘我今儿还跟著太太吃罢。’”王夫人这顿吃斋,宝玉、探春、惜春、宝钗,都在这边吃,只有黛玉去贾母处吃饭。也有到了饭时,诸人不待邀请,自己前往的。如,第20回,“宝玉自往上房,同贾母吃(晚)饭”。有时,前往吃饭,又和对长辈的问安合在一起。如,第51回,宝玉请王太医给晴雯看过病后,“方往前边,来贾母、王夫人处问安吃(早)饭”。
  小说中,贾府男仆对主人自称奴才。此也是满洲风习。《清稗类钞·称谓类》“奴才”:
  满洲大臣奏事,向有称臣或奴才者。乾隆戊子,下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所以存满洲旧俗也。但久之,满臣奏折无论公事私事,俱称奴才,以为媚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小说中,贾府奴仆称宝玉,他们的少主是“哥儿”。《清稗类钞·方言类》“八旗方言”:“哥儿,公子也。”《汉语大词典》“哥儿”未列此义项,可谓释义不全。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红楼梦》中的两餐制问题。
  荣国府实行的是固定不变的一日两餐制:早饭和晚饭,根本没有午饭。第58回,一位老太妃薨了:
  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贾母等五更便去了。下处用些点心小食,然后入朝,早膳已毕,方退至下处歇息,用过早饭,略下片刻,复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处歇息。用过晚饭方回家。
  就是说,因为要参加典礼,贾母等早晨四五点钟就从家里出发,到就近的一个落脚点,早饭和晚饭都是在这里吃的。一日两餐,古时并不少见。《孟子·滕文公上》云:“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赵岐注:“朝曰饔,夕曰飧。” 可见两餐制源远流长。但红楼梦中的两餐制,实源于对满清皇宫饮食习俗的步趋、效仿。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纂成的《国朝宫史》,对康、雍、乾朝的皇宫制度,多有较翔实记载。该书第5卷“典礼”之“礼仪(上)”有“常日视事仪”,对皇帝的一天生活有记录,其中说:“辰刻(8点左右)进膳”;“每日未刻(14点左右)进晚膳”。
  《清稗类钞·饮食类·圣祖一日二餐》:康熙皇帝在张鹏翮祈雨奏疏后批云:“尔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当年出师塞外,日食一餐。” 钱泳在《康熙六巡江浙》中说: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第三次南巡:
  上问云:“吴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两江总督张鹏翮奏云:“此习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尔等亦未能劝化也。”(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P15)
  可以看出这位满洲皇帝,深以吴人一日五餐为奇——其实苏州人是一日三餐,加上半晌两次吃点心,在两餐制的皇帝眼里,就成了五餐。康熙一再对汉人的三餐或五餐制予以讥弹,透露出满洲文化与汉族文化间跃动的张力,也显明满洲入主中国后,所持的战胜者特有的倨傲与自是。就历史而言,它是传统的南北文化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实质上,满洲入关后,其上层深惧部族会被人口众多、文化又较先进的汉族同化,所以,一再不遗余力地强化其民族身份。满清皇帝,始终一贯坚持两餐制,固然与其部族风习有关,同时也是坚守、显明其民族身份的策略之一。既然皇帝身体力行两餐制,那么作为旗人的钟鸣鼎食之家自然要亦步亦趋地效法了。
  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的排场的缩影。”(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P48)这一论断出于自小在紫禁城中长大的中国末代皇帝之口,确实颇具权威性。关于吃饭,溥仪是这样说的:   耗费人力财力物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戒备下毒而设的。
  又在“早膳”下加注:
  宫中只吃两餐:‘早膳’即午饭。早晨或午后有时也吃一顿点心。
  《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宣统十二年11月27(公元1921年1月5日):
  八时上课,同浦杰、毓崇共读论语、周礼、礼记、唐诗,听陈师讲通鉴辑览。九时半餐毕。复读左传、谷梁传,听朱师讲大学衍义及写仿、对对联。至十一时功课毕,请安四宫……至四时餐。
  两餐制在清代并不罕见,它和满洲的生活习惯有关,和汉族当时已经稳定下来的一日三餐有微妙的区别。《清稗类钞·饮食类》“日食之次数”:
  南方普通日三次,北方普通日二次。……日食二次者,朝餐约在十时前后,晚餐则在六时前后。朝餐多肉类,晚餐较淡泊。而早间起床后及朝晚餐之中,亦进点心,多用饼面及茶。
  大致与荣国府的两餐制相合。但荣国府的进餐时间,与宫中又有差异。第14回,秦可卿死后,王熙凤代理宁国府,规定:“卯正二刻(6点半)我来点卯,巳正(10点)吃早饭。”第6回,周瑞家的领刘老老在凤姐房内等着,刘老老坐在炕上,“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这是王熙凤回房吃饭的时间:自鸣钟总共打了九或十下,就是说吃饭时间是九点或十点。凤姐饭后曾问刘老老“可用了早饭没有?”可知此是吃早饭。周瑞家的领刘老姥姥来时曾说:凤姐吃饭是个空,若迟一步回事的人多,就难说话,再歇了中觉越发没了时候了。可知凤姐早饭后不久即睡中觉,则早饭时间在十点为合理。和溥儀的九点半进早膳亦相去不远。第40回,刘老老诸人在大观园进早餐,用乌木镶银的筷子,凤姐说:“菜里若有毒,这银子下去就试出来了。”和上引溥仪说宫中用银餐具的意图一致。第81回,宝玉奉命再入家塾,代儒规定:宝玉每天早起理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几通文章。和溥仪日记中的读书生活类似。荣国府和宫中不同的是,它的早餐时间是相对固定的,这从王熙凤代理宁国府中可以看出;而溥仪自言进膳时间由皇帝决定;第18回,正月十五这天,太监说元妃未初(13点)用晚膳;正和退位皇帝的话相合。但这是由于此日有特殊的庆典活动,可算例外。从一个较长的时段看,皇宫用膳时间大致也有章可循,和贾府的用饭时间五十步之于百步。
  德龄在回忆录中谈到清宫中的饮食有满汉之别:
  汉俗是将所有菜都放在桌子中央,各人用筷自由夹食。满俗却是每人一份,同欧洲各国一样。(慈禧)太后认为,这种吃法很好,又清洁,又省时。
  《红楼梦》中的早餐与晚餐,则体现出满人习俗。第55回,写凤姐与平儿一处吃早饭:
  凤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例已暂减去。丰儿将平儿的四样分例菜端至桌上,与平儿盛了饭来。
  周汝昌明确指出,“雪芹所写,只限于他自己目睹身经的几年荣府‘末世’,于其未及见的金陵旧事——即曹寅盛日——可说是毫无牵扯。”但荣国府日常饮食的奢靡,不但让身临其境的刘老老感慨万千,而且也让后世读者如我辈,叹为观止。第62回,写怡红院里芳官的一顿晚饭:
  只见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个盒子来。春燕接着,揭开看时,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碗热腾腾、碧莹莹绿畦香稻粳米饭。
  依照西方后现代理论,《红楼梦》和满清皇宫中的两餐制,实质上固然是一种社会的文化构建的表现,但不免受到本质主义的牵制。就是说,两餐制和三餐制,都要受到正常人的消化系统的生理功能与周期的制约。长期的历史经验似乎表明,三餐制与人的生理功能更协调一些;两餐制为弥补其不足,采取了一些有效的策略,具体说就是:在正常的吃饭之外,增加了进用点心;还有宴席。
  正因为《红楼梦》对现实的满洲贵族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摹,也就是对清代皇宫风习妙肖的模仿,才使慈禧太后对这部小说大为喜爱,产生了深刻的认同之感,并以福寿双全的贾母自居,喜欢宫廷内侍称自己为“老太太、老祖宗、老佛爷”。所以《栖霞阁野乘》中说“《红楼梦》包罗顺治、康熙朝八十年之历史”;(孟森等《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98年版,P1690)并非空穴来风。《红楼梦》对满洲贵族生活必然没落的命运作出了如其所是的刻画,对即将灭亡的穷奢极欲的满清宫廷,预先奏出了一部无尽哀惋的安魂之曲!可惜慈禧太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也不可能有那样洞烛幽微的眼光,虽然她曾毫不羞惭地把自己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比,自以为过之。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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