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12月南京陷落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武汉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各重要机关的临时办公地点，云集着各党政要员和众多国内、国际抗日志士，是部署和指挥全国抗战的军事和政治大本营、名副其实的临时首都，一度成为全民抗战中心。
　　国民政府在这里召开确立抗战建国国策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机关在这里部署和指挥了著名的武汉会战。更重要的是，国共两党合作，在武汉掀起了空前的全民动员、全面抗战高潮。
　　中共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公开宣传抗战主张，扩大政治影响，恢复和建立了南方各省党组织，组建了中共领导的又一支劲旅———新四军。武汉，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走向全国的战略枢纽。
　　1938年，共产党人主导发起“百万大献金”运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捐献自己的薪水、伙食费，一些国民党要员也慷慨解囊。献金人次超过50万，献金总额达93万元。这次献金活动，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参谋部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方针。
　　在武汉保卫战中，我方部署百万兵力，在鄂、皖、赣、豫、湘五省区广袤土地上，以陆、海、空协同作战方式，进行了5个月的大会战，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至此，日军锐气接连受挫，被迫放弃“速战速决”方针。中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6年，日本制定“北进”进攻苏联西伯利亚，“南进”夺取南洋的方针。但在武汉会战中，日本被迫投入14个师团的兵力，占日本在华总兵力的约44%。这直接导致日军与苏军在中国吉林的冲突中，日军因兵力不足而失败。苏军因此避免了东、西两面艰难作战，集中主要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
　　1941年，日军实施“南进”策略。此时，在湖北境内进行的鄂西会战、老河口战役、新四军第五师发动的汉阳侏儒山战役等，歼灭和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支持了湘北、豫南友军，阻碍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
　　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湖北成为抗击日军、拱卫战时首都重庆和为战略大后方提供有力屏障的最前线。
　　武汉沦陷，李先念率新四军精干支队南下湖北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两年努力，成功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师，创立了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1年11月底，在鄂豫边根据地内，湖北就有20多个县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初，新五师还接应和配合八路军南下支队，积极开辟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并积极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游击战争，形成了有利的进攻态势。
　　到日本投降时为止，在共产党领导下，湖北有32个县建立了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民兵达30余萬人，主力部队达5万人，歼灭日伪军4.3万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色印记：
　　●湖北民众伤亡逾93万人
　　●湖北军民打死打伤日寇15万人
　　●9名日军高级将领在湖北毙命
　　●5名我高级将领在湖北壮烈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