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十期的《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中，提出二个有关乡村问题的论点，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新集体主义是通往现代化之路”。王颖在自己深入南海市乡村两年调查之后，肯定了这一制度创新。但其中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迄今仍无定论，如股份制是股份持有的多少作为享受权利的标准，即一股一票权，合作制以人为单位，一人一票权，这是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如何统一呢？再如集体的土地产权如何界定到个人？个人只有承包权，并无所有权，那产权如何清晰呢？其三是只有在类似南海市的条件下，即有70％以上，直至90％以上的农民已转就二、三产业，不再依靠耕地为主要生活来源，土地才有可能集中使用，农民生活才有保障，而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仍主要依靠土地生活，如果土地集中经营，究竟能增加多少产量，提高多少效益，以保证农民有饭吃有钱花，从而摆脱贫困，共同富裕，这方面还没有充分的把握。
　　二、黄平认为：“为什么以前农民并无诸如户口粮票等的限制却也选择过密化的道路，而没有选择外出移民。……很大程度上由于文化传统的作用。”不可否认，农民有安土重迁的心理，但并不是没有选择外出移民。历史上，农民选择外出移民的事例并不少，据统计，现在海外华人约三千多万人，台湾省的人口约二千二百万人，这些人都是解放前，有的是明、清时代就移民出去的农民后裔。中原、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贫困农民为什么没有选择外出移民呢？更主要的原因是“走投无路”。在过去的交通信息条件下，这些农民能去哪里？去附近的城市，很可能饿死冻死街头，还不如在家守着几亩薄田过糠菜半年粮的半饥饿生活。就是饿死冻死，也是在自己家中、炕头总比暴尸街头好些。上海是旧社会最繁华的都市，苏北农村中许多贫困农民就纷纷到上海找生路。可见，只要有谋生之路，农民是勇往直前，是敢于冒很大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