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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7日上午8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任中央纪委书记时间最长（10年），退下来后在世时间最短（13年）的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纪委原书记尉健行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尉健行主持中纪委工作10年，其特点鲜明，难点突出，亮点频现。我以为，尉健行同志的主要建树，在于努力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格局。
承前启后、初创格局、尽力试验
尉健行同志主持中央纪委工作期间的第一个特点，是“承前启后”。他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纪委重建以来的第三任书记，前有陈云和乔石，后有吴官正、贺国强和王岐山。他“承”了前两任，“启”了后三任。
第二个特点，是“初创格局”。严格意义上说，陈云和乔石时期，基本都是计划体制下的反腐蚀。1992年10月，在尉健行出任中纪委书记的十四大，中央刚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计划经济的原有格局被打破，市场经济已经慢慢渗透到政治领域了。当时，反腐面临的状况是“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敢用”。
1993年8月，尉健行主持召开了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了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以前都是叫“反腐蚀斗争”，这次中央正式提出“反腐败斗争”。原来设想，反腐败斗争就是近期的事，最多三五年。可是没想到，直到20多年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而且还“越演越烈”！（习近平语）
反腐斗争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因腐败落马的高官只有两个；第二个10年，达到15个；到第三个10年，就有上百个了。尉健行主持中纪委工作的10年，横跨了第二个10年和第三个10年，查处违纪违法高官176个，其中相当多是腐败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努力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格局。
第三个特点，是“尽力试验”。一是关于巡视制度的试验。1994年，我从地方纪委调到中纪委研究室工作，不知道天高地厚，看到纪检体制改革很难推动，就给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曹庆泽写了一封信，提出借鉴古代设立监察区和巡视制度的做法。曹庆泽认可这个想法，转呈给尉健行，尉健行当即圈阅，很快就设立了中央巡视制度。
二是省部级干部财产申报试点。2000年12月，中纪委第五次会议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001年6月，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后来由于阻力太大，试点被终止了，尉健行还受到了批评。
三是军队反腐尝试。尉健行看到军中腐败严重，但中纪委无权过问军队的事情，而且有的中纪委领导讲话不够注意，挨了批评，所以他未能推动军队反腐。
形势低谷、权力低位、工作低迷、兼职过多
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的时候，中纪委正处于低谷时期。首先，是形势低谷。十三大时，原拟的几个中纪委常委没能当选。1989年底，不得不从全国挑选了3个省纪委书记来担任中纪委常委。但是由于各种原因，3个省纪委书记只来了两个，不久又有一个回去了，到1989年12月，只剩下四川省纪委原书记曹庆泽在任。十四大前，“经济要搞活，纪委要松绑”的说法再次盛行，纪委被当成改革的阻力了，处于低谷的形势让纪检机关很不受待见。
第二，是权力低位。尉健行的两位前任——陈云和乔石与三位后任——吴官正、贺国强和王岐山，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尉健行在首届中纪委书记任期内，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可以面向全党讲话，而尉作为20多个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的一个，很难面向全党讲话。所以，此时的中纪委，要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作用，是很难的。
第三，是工作低迷。尉健行刚当中纪委书记不久，才两个多月，1993年1月，中央就决定，让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机构列入国务院序列，编制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纪委是全国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察部只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合署办公后，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其实就是把“婆婆”降到“媳妇”的位置上去了。而且合署之后，中纪委不得不去管很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从那以后，中纪委的地位日趋下降，如同以部门之身，去尽监司之责。这种困惑、迷惑、迷茫的情绪，在纪委系统里表现得非常强烈。所以说，当时是一种工作低迷的状态。
第四，是兼职过多。1993年10月至2002年12月，尉健行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二、十三届执委会主席。1995年至1997年8月，又兼任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既要决策拍板，又要做事担责；国企央企的改革让几千万职工下岗或分流，工会要化解这些尖锐的矛盾，总工会主席要付出很多的艰辛和努力。因此，这第四个难点，可以概括为“兼职”之难。
抓反腐、抓方针、抓格局、抓重典、抓合署
尉健行应对这些突出的困难，可以概括为“五抓”。
一抓反腐。过去不承认我们党内有腐败，只承认有腐蚀。1993年8月，才正式决定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其实就是承认党内、政权机关里有腐败了，而且是很严重的。正式开展反腐败斗争，是从他开启的。
二抓方针。1993年8月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必须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作为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
三抓格局。同样在这次全会上，还确定了将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作为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三项基本格局。
四抓重典。现在讲“猛药去疴”，尉健行当时就在用“重典”。他任期内查处了176个违纪违法高官，枪毙了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被枪毙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还处死了第一个副国级领导干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
五抓合署，避短扬长。合署办公实际上是一个缺乏调研、缺乏论证的仓促决策，其不合理性，现在看得越来越明白了。一合署，中纪委就只能去管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以至于宏观上、方针上、原则上的问题管不了，微观上的问题想管也管不住。各级纪委离党内监督专门机关越来越远，同部门却越来越近；工作越来越细，效果却越来越差，这是受合署的拖累。
尉健行发现合署办公，实际上是一个弊大于利的问题，只能努力去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尽可能避免它的消极作用。主要就是整合办案力量，提高办案效率，尽可能地避短扬长。
从“标本兼治”到“治本为主”
尉健行所努力探索的市场经济下的反腐格局，在历届党中央和中央纪委班子的领导推动下，不断有所前进和发展。尉健行作为最早的探索者，只能是“避短扬长”。到王岐山当中纪委书记，就开始了“去短扬长”。王岐山针对合署以来所存在的问题，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解决职能越位、错位、不到位问题，全力清理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2014年，省级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减至460个，精减比例高达90%以上。王岐山还强力推行“三转一聚”，以扭转过去纪检工作不断扩大外延缩小内涵的颓势。“三转”是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一聚”就是聚焦办案主业。经中央同意，监察部的部长办公会不开了，把相当于监察部办公厅的监察综合室合并到中央纪委办公厅。目前，王岐山已将中纪委由部门之身转为办案机关了。下一步，肯定还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将其由办案机关归位为党内监督专门机关。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各级纪委要“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这个表述，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胡耀邦的政治报告里面就有。但是，从1982年到2013年，31年没再出现过。王岐山的“三转一聚”和“两为主”（人权和事权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就是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努力在做实这一点。
从尉健行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到吴官正的“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再到王岐山因势利导将要推出的“制度反腐、治本为主”，这是一个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转变过程。转变完成之时，就能“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就能“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习近平语），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机制就能真正建立起来。
承前启后、初创格局、尽力试验
尉健行同志主持中央纪委工作期间的第一个特点，是“承前启后”。他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纪委重建以来的第三任书记，前有陈云和乔石，后有吴官正、贺国强和王岐山。他“承”了前两任，“启”了后三任。
第二个特点，是“初创格局”。严格意义上说，陈云和乔石时期，基本都是计划体制下的反腐蚀。1992年10月，在尉健行出任中纪委书记的十四大，中央刚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计划经济的原有格局被打破，市场经济已经慢慢渗透到政治领域了。当时，反腐面临的状况是“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敢用”。
1993年8月，尉健行主持召开了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了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以前都是叫“反腐蚀斗争”，这次中央正式提出“反腐败斗争”。原来设想，反腐败斗争就是近期的事，最多三五年。可是没想到，直到20多年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而且还“越演越烈”！（习近平语）
反腐斗争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因腐败落马的高官只有两个；第二个10年，达到15个；到第三个10年，就有上百个了。尉健行主持中纪委工作的10年，横跨了第二个10年和第三个10年，查处违纪违法高官176个，其中相当多是腐败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努力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格局。
第三个特点，是“尽力试验”。一是关于巡视制度的试验。1994年，我从地方纪委调到中纪委研究室工作，不知道天高地厚，看到纪检体制改革很难推动，就给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曹庆泽写了一封信，提出借鉴古代设立监察区和巡视制度的做法。曹庆泽认可这个想法，转呈给尉健行，尉健行当即圈阅，很快就设立了中央巡视制度。
二是省部级干部财产申报试点。2000年12月，中纪委第五次会议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001年6月，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后来由于阻力太大，试点被终止了，尉健行还受到了批评。
三是军队反腐尝试。尉健行看到军中腐败严重，但中纪委无权过问军队的事情，而且有的中纪委领导讲话不够注意，挨了批评，所以他未能推动军队反腐。
形势低谷、权力低位、工作低迷、兼职过多
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的时候，中纪委正处于低谷时期。首先，是形势低谷。十三大时，原拟的几个中纪委常委没能当选。1989年底，不得不从全国挑选了3个省纪委书记来担任中纪委常委。但是由于各种原因，3个省纪委书记只来了两个，不久又有一个回去了，到1989年12月，只剩下四川省纪委原书记曹庆泽在任。十四大前，“经济要搞活，纪委要松绑”的说法再次盛行，纪委被当成改革的阻力了，处于低谷的形势让纪检机关很不受待见。
第二，是权力低位。尉健行的两位前任——陈云和乔石与三位后任——吴官正、贺国强和王岐山，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尉健行在首届中纪委书记任期内，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可以面向全党讲话，而尉作为20多个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的一个，很难面向全党讲话。所以，此时的中纪委，要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作用，是很难的。
第三，是工作低迷。尉健行刚当中纪委书记不久，才两个多月，1993年1月，中央就决定，让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机构列入国务院序列，编制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纪委是全国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察部只是国务院的一个部门。合署办公后，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其实就是把“婆婆”降到“媳妇”的位置上去了。而且合署之后，中纪委不得不去管很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从那以后，中纪委的地位日趋下降，如同以部门之身，去尽监司之责。这种困惑、迷惑、迷茫的情绪，在纪委系统里表现得非常强烈。所以说，当时是一种工作低迷的状态。
第四，是兼职过多。1993年10月至2002年12月，尉健行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二、十三届执委会主席。1995年至1997年8月，又兼任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既要决策拍板，又要做事担责；国企央企的改革让几千万职工下岗或分流，工会要化解这些尖锐的矛盾，总工会主席要付出很多的艰辛和努力。因此，这第四个难点，可以概括为“兼职”之难。
抓反腐、抓方针、抓格局、抓重典、抓合署
尉健行应对这些突出的困难，可以概括为“五抓”。
一抓反腐。过去不承认我们党内有腐败，只承认有腐蚀。1993年8月，才正式决定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其实就是承认党内、政权机关里有腐败了，而且是很严重的。正式开展反腐败斗争，是从他开启的。
二抓方针。1993年8月的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必须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作为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
三抓格局。同样在这次全会上，还确定了将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作为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三项基本格局。
四抓重典。现在讲“猛药去疴”，尉健行当时就在用“重典”。他任期内查处了176个违纪违法高官，枪毙了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被枪毙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还处死了第一个副国级领导干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
五抓合署，避短扬长。合署办公实际上是一个缺乏调研、缺乏论证的仓促决策，其不合理性，现在看得越来越明白了。一合署，中纪委就只能去管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以至于宏观上、方针上、原则上的问题管不了，微观上的问题想管也管不住。各级纪委离党内监督专门机关越来越远，同部门却越来越近；工作越来越细，效果却越来越差，这是受合署的拖累。
尉健行发现合署办公，实际上是一个弊大于利的问题，只能努力去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尽可能避免它的消极作用。主要就是整合办案力量，提高办案效率，尽可能地避短扬长。
从“标本兼治”到“治本为主”
尉健行所努力探索的市场经济下的反腐格局，在历届党中央和中央纪委班子的领导推动下，不断有所前进和发展。尉健行作为最早的探索者，只能是“避短扬长”。到王岐山当中纪委书记，就开始了“去短扬长”。王岐山针对合署以来所存在的问题，明确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解决职能越位、错位、不到位问题，全力清理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2014年，省级纪委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减至460个，精减比例高达90%以上。王岐山还强力推行“三转一聚”，以扭转过去纪检工作不断扩大外延缩小内涵的颓势。“三转”是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一聚”就是聚焦办案主业。经中央同意，监察部的部长办公会不开了，把相当于监察部办公厅的监察综合室合并到中央纪委办公厅。目前，王岐山已将中纪委由部门之身转为办案机关了。下一步，肯定还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将其由办案机关归位为党内监督专门机关。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各级纪委要“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这个表述，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胡耀邦的政治报告里面就有。但是，从1982年到2013年，31年没再出现过。王岐山的“三转一聚”和“两为主”（人权和事权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就是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努力在做实这一点。
从尉健行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到吴官正的“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再到王岐山因势利导将要推出的“制度反腐、治本为主”，这是一个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转变过程。转变完成之时，就能“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就能“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习近平语），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机制就能真正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