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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主义者可能最近几年对大山包有了认识，但对于到过云南旅游的人来说，这里可能是个盲点。
亚高原的山民生活
按农历计算，四和九是大山包乡的赶场（逢集）日，我们到的这天是农历十四，阳光明媚的山丘上，随处可见结伴的山民游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上。山下虽已桃红柳绿，可这里依然衰草遍野，除了那矮小的人造山林，几乎见不到绿色。由于村寨分散，路途艰辛，山民一般从早晨赶路，临近中午才可到达羊窝村（即乡政府所在地）。在少数民族风情著称的云南，这里却是例外，农贸集市中看不到那些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山民穿的基本是1990年代汉族服装，只占据5%人口的苗、彝族肯定得弃繁就简，把自己的民族特色服装存放在家中。而这里因高寒多变气候产生的羊毛披毡却让绝大多数外来者误认为是彝族特色，殊不知，这是云南省境内少数民族“汉族”的高山特色。集市上还能看到的汉族特色就是女人们头上裹的彩色的方巾，这些鲜艳的头巾游动在山野，无疑为冬季的大山包弥补了色彩的缺失。古老的男耕女织社会分工在集市有了现代版本，男人背着竹篓牵着马，被抬到街市上的缝纫机替代了安在家里的织布机，“阳光缝纫服务”，既方便了群众，也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绿色菜蔬在集市上成了稀有物品，因为大山包的土壤和气候只适合长草。
农贸市场不远处的开阔地，是牲畜交易市场，我跟在一赶着母猪和一群猪仔的山民身后，伴着哼哼叽叽的叫声来到这里。市场上，牛、马、猪、羊混杂，交易似乎很平淡。我在这里见到了久仰大名，形体剽悍的“乌蒙马”。此种马两千多年前就在秦军入滇栈道（五尺道）的开凿施工中立下“汗马之劳”，被秦将常頞赐名“乌蒙马”。之后，“西南丝绸之路”上它担当了运输重任，据说洋人探险家马可·波罗曾骑乘它经“五尺道”完成缅甸之行。“乌蒙马”的美名一直延传至今，不知道红军当年长征路过此地时，它们是否也立过战功，电影里红军牵着马的镜头不免让人产生联想。后几天的大山包行走，我对“乌蒙马”产生了敬佩。正值春耕季节，两头黄牛拉的犁只需一匹马即可耕作，这马还真有股子“牛劲”。
仅仅是一夜之隔，老天爷让我们见到了云贵高原的“北国之春”。昨日阳光明媚，今日飞雪飘扬。 在茫茫雪岭和跳墩河之间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这让所有路过此地的摄影家镜头里除了有孤零零的暗红色校舍外，画面里具有了“艰难卓绝”的希望情调。校长、教导主任及兼所有年级所有课程于一身的施柯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语文课“家乡”。“跳墩河小学”担负着附近十几公里范围内学龄山童的初级教育，全校1-5年级学生共计38名。外资援建的砖混教室在一片土墙茅草顶的农舍边大有“鹤立鸡群”的味道，在整个大山包区域内，能住上砖头砌起的房子，按阶级划分应当属于“富农”，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山民，做梦都在想着早一天能住进赶集时在街上看到的那些新房子。
大山包人绝对没有经济发达地区的人那些商业味道，走进农户家他们会给你冲上一杯苦荞茶，据说这茶对人体有诸多好处，很有商业开发价值；主人还会为你捡出几个好土豆烤给你吃。魔芋、土豆、苦荞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贫瘠的土地加之高寒气候，收成是有限的，能把最好的土豆烤给你吃，这待遇可想而知。粮食是少了一些，但万亩草场无疑又是一种生存优势。畜牧，最让我难忘的是除了牛、马、羊，猪、鸭、鸡、狗一概放养于草原，这种草原“牧禽”在餐桌上绝对会散发出浓烈的原生态香味，是城里人追求的绿色食品，自然也是大山包人最好的经济来源。在跳墩河旁边一农民家，主人告诉我：只要到了冬季，这里就会有拍黑颈鹤的摄影家来。
“雁鹅湖”的养鹤人
大山包一年中来人最多也是最热闹的季节是冬季。因为，每到这个季节有近千只黑颈鹤从青藏高原飞到这里越冬。当地有句俗语：“来不过九月九（指农历），去不过三月三。”百姓知道，鹤来去的时间误差不会超过三天。有资料表明，全世界仅有5000余只黑颈鹤，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这种繁殖率极低的珍稀鸟种早已被划入濒临灭绝的红圈之中。我有幸在这里认识了黑颈鹤保护管理局的钟局长，他给我的一份记录表上明确记载着2007年在大山包湿地越冬的黑颈鹤有1200余只，这比前几年的记录几乎翻了一倍。这份数据最好地证实了这块“国际重要湿地”上的组织，多年来保护濒危物种的工作实效。“这主要得益于全民保护意识的提高，到目前为止，我们警所没有处理过一起猎杀黑颈鹤的案件。”穿着制服的朱勇所长补充说。
大山包有好几处湿地，黑颈鹤集中最多的就是“大海子湿地”，那里的天然湖泊被当地人称之为“雁鹅湖”。管理局工作站就设在大海子，距管理站不远就是风景优美的高原湖泊。去过那里的人一看就明白当地政府已经将观赏中国“鸟类熊猫”列为旅游项目，观鹤台建在离湖约百米开外，并在鸟类活动区建了貌似碉堡的掩体供摄影师使用，将人和鸟之间最大限度地保持到互不干扰的境地。我和管理局及警所的人共进晚餐，餐桌上，除了黑颈鹤的趣闻，什么话题都别想插进来。朱所长告诉我，他家住在昭通市，每到冬季他是几乎不在家过，每次回到家，妻子第一声问候就是：“鸟人回来啦。”那顿晚餐我感觉在座的所有人都是“鸟人”，谈起黑颈鹤话语滔滔不绝，全然不把我这客人当一回事。
真正在电视、广播、报纸上出现的大海子著名养鹤人是董应兰和陈光会婆媳俩。大山包人喜爱“仙鹤”在董应兰身上有所折射。管理局成立前，山民们对这种每年来越冬的鸟叫“雁鹅”，大雪满山时，雁鹅找不到吃的，老百姓就会拿自家不多的口粮来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住在大海子旁的董应兰就是这样和鹤结下了情缘。管理局成立后，专职的饲养员无法靠近胆小的黑颈鹤，董应兰就成了管理局特聘的农民饲养员。别看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她，喂鹤却是别人无法替代，后来顶其职位的是儿媳陈光会。我在钟局长的介绍下找到了保护站后面山坡下车路村的陈光会家，董应兰站在门口保护着我们不会受到村里散养着的狗的冲击。门口泥地在积雪融化下很烂，散发出一股我不习惯的味道。所有的禽、畜都有自由，村中的环境可想而知。
陈光会说：“她是嫁过来的，和丈夫在同一个村，之前在江苏打工。2006年开始接替婆婆的班，她喂了13年的鹤。”我们坐在她家比较好的一件家具皮沙发上，听她讲她与鹤的故事。“前天我救了一只鹤，它的脚被冻在冰里飞不起来了，我把冰砸开，把它抱了出来，结果才走了一两步，脚下一滑，就掉进水里了，水一下子就淹到了我的脖子，我吓坏了，我知道越踩越深，20多分钟我才慢慢爬了出来。我把鹤抱到救护站。春节的时候我也救了一只，那只已经好了，飞走了。”
喂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方式吗？我问。“没有，很像喂自家的鸡。我会吹口哨，鹤听到我的口哨，就跑过来了。但是，当地的鹤可以听懂，外来的就不能了。”
当地鹤与外来的怎么区别呢?
“在大山包保护区过冬的，身上很干净，毛是白色的，其他地方来过路的，身上都发黄。”
喂鹤的食物主要是玉米、蔬菜、切成小块的土豆、燕麦、萝卜。保护站建立后，这些食物都由管理局拨来，据说在昭通有一群爱鸟自愿者，他们每年都会援助养鹤，无偿提供食物。陈光会说，春节或是大雪，食物送不上来，她有很多时候都是从自己家拿食物来喂的。她会听鹤的叫声判断它们的行为，比如有外面的人来；吃食的时候；叫同伴吃食；要飞走；寻求配偶等等，都会有不同的叫声。
下午3点左右是每天给鹤最后一次补食时间，在外寻食没有吃饱的鹤就会飞回到这里得到补偿，这可能也是近年来鹤群逐渐增大的原因之一。我们老早就登上观鹤台等候，陈光会开门进入区域没多久，有几位外宾也向里进，被她一阵训斥赶了出去。可见，这里的国际准则是保护和不干扰惊吓黑颈鹤为第一。陈光会吹着口哨将食物撒在这片退耕还草的土地上，没有多会功夫，三三两两的黑颈鹤翩翩落入草地，觅食人类提供的美食，我们不仅目睹了早被国人图腾化的长寿鸟优雅高贵的神态，也见识了这块虽然还贫穷，但人、鸟却和谐共处的环境空间。
在天上看人间
大山包被关注多半是因为黑颈鹤，不熟悉这里的人对眼前的山包包不会有太多的兴趣。尤其是寒冷的冬季，满目枯黄色调令人感到凄凉。乡长李战告诉我：“原来的大山包是有森林植被的，大跃进时全民大炼钢铁，树木被砍去做了燃料。70年代政府号召绿化又开始种树，30几年过去，半山坡的树长到2米多高，而山头上能存活下来的，最多1米高度。土壤沙化，气候恶劣是导致树木难以成活的原因。”如今荒草满坡倒成了这里的特色景观。为了保护湿地环境，政府还补贴农民，鼓励退耕还草。“每到夏季，万亩高山草原野花烂漫，蓝天白云下，风吹草地见牛羊。”李乡长为我描述着云贵高原这块稀有绿地上的景象。的确，这种起起伏伏漫无边际，不长树木只长草的贫瘠土地在不同人眼里有着不同的认识。在我眼里，浑圆的山包、清亮的湖泊、润湿的沼泽是一种阴柔之美。殊不知，就在这阴柔之美的背后，却暗藏着极具震撼力的阳刚之气。
雪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驱车前往跳墩河水库大坝，这里通常被定为登临“鸡公山”的徒步驿站。没有来过这里的人绝对想象不出那浑圆的山包背后会有什么，踩着残留在草甸上的积雪，我们向鸡公山大峡谷迈进，大约1500米的缓坡，再往下走就可到达大峡谷。这时涌入眼帘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原本望不到边的山包包到这里被深深地劈断，脚下是“万丈深渊”，谷底至山顶高差在2000余米。奇峻的鸡公山垂直耸立于峡谷中，云雾在峡谷中慢慢飘动，远处滇东北最高峰（海拔4000余米）巧家药山就在天的尽头森然耸立，云端上的峰巅平台和眼前险峻的鸡公山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峡谷将四川和云南分割开来，当云雾偶然散开之际，峡谷中的牛栏江、金沙江宛若一条金线，万山连绵，层层叠叠，山峦上村庄隐隐约约，缥缈可辨，真的让人感觉恍然置身于天界，仿佛在天上俯瞰人间。
明明站在平坦的草甸上，脚下却是万丈悬崖，谁也不敢伸头向下探望。据说前年，一对恋人牵手探望，因眩晕而双双坠下谷底。听了这个故事，我真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倒吸一口凉气。
亚高原的山民生活
按农历计算，四和九是大山包乡的赶场（逢集）日，我们到的这天是农历十四，阳光明媚的山丘上，随处可见结伴的山民游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上。山下虽已桃红柳绿，可这里依然衰草遍野，除了那矮小的人造山林，几乎见不到绿色。由于村寨分散，路途艰辛，山民一般从早晨赶路，临近中午才可到达羊窝村（即乡政府所在地）。在少数民族风情著称的云南，这里却是例外，农贸集市中看不到那些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山民穿的基本是1990年代汉族服装，只占据5%人口的苗、彝族肯定得弃繁就简，把自己的民族特色服装存放在家中。而这里因高寒多变气候产生的羊毛披毡却让绝大多数外来者误认为是彝族特色，殊不知，这是云南省境内少数民族“汉族”的高山特色。集市上还能看到的汉族特色就是女人们头上裹的彩色的方巾，这些鲜艳的头巾游动在山野，无疑为冬季的大山包弥补了色彩的缺失。古老的男耕女织社会分工在集市有了现代版本，男人背着竹篓牵着马，被抬到街市上的缝纫机替代了安在家里的织布机，“阳光缝纫服务”，既方便了群众，也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绿色菜蔬在集市上成了稀有物品，因为大山包的土壤和气候只适合长草。
农贸市场不远处的开阔地，是牲畜交易市场，我跟在一赶着母猪和一群猪仔的山民身后，伴着哼哼叽叽的叫声来到这里。市场上，牛、马、猪、羊混杂，交易似乎很平淡。我在这里见到了久仰大名，形体剽悍的“乌蒙马”。此种马两千多年前就在秦军入滇栈道（五尺道）的开凿施工中立下“汗马之劳”，被秦将常頞赐名“乌蒙马”。之后，“西南丝绸之路”上它担当了运输重任，据说洋人探险家马可·波罗曾骑乘它经“五尺道”完成缅甸之行。“乌蒙马”的美名一直延传至今，不知道红军当年长征路过此地时，它们是否也立过战功，电影里红军牵着马的镜头不免让人产生联想。后几天的大山包行走，我对“乌蒙马”产生了敬佩。正值春耕季节，两头黄牛拉的犁只需一匹马即可耕作，这马还真有股子“牛劲”。
仅仅是一夜之隔，老天爷让我们见到了云贵高原的“北国之春”。昨日阳光明媚，今日飞雪飘扬。 在茫茫雪岭和跳墩河之间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这让所有路过此地的摄影家镜头里除了有孤零零的暗红色校舍外，画面里具有了“艰难卓绝”的希望情调。校长、教导主任及兼所有年级所有课程于一身的施柯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语文课“家乡”。“跳墩河小学”担负着附近十几公里范围内学龄山童的初级教育，全校1-5年级学生共计38名。外资援建的砖混教室在一片土墙茅草顶的农舍边大有“鹤立鸡群”的味道，在整个大山包区域内，能住上砖头砌起的房子，按阶级划分应当属于“富农”，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山民，做梦都在想着早一天能住进赶集时在街上看到的那些新房子。
大山包人绝对没有经济发达地区的人那些商业味道，走进农户家他们会给你冲上一杯苦荞茶，据说这茶对人体有诸多好处，很有商业开发价值；主人还会为你捡出几个好土豆烤给你吃。魔芋、土豆、苦荞是这里的主要农作物，贫瘠的土地加之高寒气候，收成是有限的，能把最好的土豆烤给你吃，这待遇可想而知。粮食是少了一些，但万亩草场无疑又是一种生存优势。畜牧，最让我难忘的是除了牛、马、羊，猪、鸭、鸡、狗一概放养于草原，这种草原“牧禽”在餐桌上绝对会散发出浓烈的原生态香味，是城里人追求的绿色食品，自然也是大山包人最好的经济来源。在跳墩河旁边一农民家，主人告诉我：只要到了冬季，这里就会有拍黑颈鹤的摄影家来。
“雁鹅湖”的养鹤人
大山包一年中来人最多也是最热闹的季节是冬季。因为，每到这个季节有近千只黑颈鹤从青藏高原飞到这里越冬。当地有句俗语：“来不过九月九（指农历），去不过三月三。”百姓知道，鹤来去的时间误差不会超过三天。有资料表明，全世界仅有5000余只黑颈鹤，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这种繁殖率极低的珍稀鸟种早已被划入濒临灭绝的红圈之中。我有幸在这里认识了黑颈鹤保护管理局的钟局长，他给我的一份记录表上明确记载着2007年在大山包湿地越冬的黑颈鹤有1200余只，这比前几年的记录几乎翻了一倍。这份数据最好地证实了这块“国际重要湿地”上的组织，多年来保护濒危物种的工作实效。“这主要得益于全民保护意识的提高，到目前为止，我们警所没有处理过一起猎杀黑颈鹤的案件。”穿着制服的朱勇所长补充说。
大山包有好几处湿地，黑颈鹤集中最多的就是“大海子湿地”，那里的天然湖泊被当地人称之为“雁鹅湖”。管理局工作站就设在大海子，距管理站不远就是风景优美的高原湖泊。去过那里的人一看就明白当地政府已经将观赏中国“鸟类熊猫”列为旅游项目，观鹤台建在离湖约百米开外，并在鸟类活动区建了貌似碉堡的掩体供摄影师使用，将人和鸟之间最大限度地保持到互不干扰的境地。我和管理局及警所的人共进晚餐，餐桌上，除了黑颈鹤的趣闻，什么话题都别想插进来。朱所长告诉我，他家住在昭通市，每到冬季他是几乎不在家过，每次回到家，妻子第一声问候就是：“鸟人回来啦。”那顿晚餐我感觉在座的所有人都是“鸟人”，谈起黑颈鹤话语滔滔不绝，全然不把我这客人当一回事。
真正在电视、广播、报纸上出现的大海子著名养鹤人是董应兰和陈光会婆媳俩。大山包人喜爱“仙鹤”在董应兰身上有所折射。管理局成立前，山民们对这种每年来越冬的鸟叫“雁鹅”，大雪满山时，雁鹅找不到吃的，老百姓就会拿自家不多的口粮来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住在大海子旁的董应兰就是这样和鹤结下了情缘。管理局成立后，专职的饲养员无法靠近胆小的黑颈鹤，董应兰就成了管理局特聘的农民饲养员。别看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她，喂鹤却是别人无法替代，后来顶其职位的是儿媳陈光会。我在钟局长的介绍下找到了保护站后面山坡下车路村的陈光会家，董应兰站在门口保护着我们不会受到村里散养着的狗的冲击。门口泥地在积雪融化下很烂，散发出一股我不习惯的味道。所有的禽、畜都有自由，村中的环境可想而知。
陈光会说：“她是嫁过来的，和丈夫在同一个村，之前在江苏打工。2006年开始接替婆婆的班，她喂了13年的鹤。”我们坐在她家比较好的一件家具皮沙发上，听她讲她与鹤的故事。“前天我救了一只鹤，它的脚被冻在冰里飞不起来了，我把冰砸开，把它抱了出来，结果才走了一两步，脚下一滑，就掉进水里了，水一下子就淹到了我的脖子，我吓坏了，我知道越踩越深，20多分钟我才慢慢爬了出来。我把鹤抱到救护站。春节的时候我也救了一只，那只已经好了，飞走了。”
喂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方式吗？我问。“没有，很像喂自家的鸡。我会吹口哨，鹤听到我的口哨，就跑过来了。但是，当地的鹤可以听懂，外来的就不能了。”
当地鹤与外来的怎么区别呢?
“在大山包保护区过冬的，身上很干净，毛是白色的，其他地方来过路的，身上都发黄。”
喂鹤的食物主要是玉米、蔬菜、切成小块的土豆、燕麦、萝卜。保护站建立后，这些食物都由管理局拨来，据说在昭通有一群爱鸟自愿者，他们每年都会援助养鹤，无偿提供食物。陈光会说，春节或是大雪，食物送不上来，她有很多时候都是从自己家拿食物来喂的。她会听鹤的叫声判断它们的行为，比如有外面的人来；吃食的时候；叫同伴吃食；要飞走；寻求配偶等等，都会有不同的叫声。
下午3点左右是每天给鹤最后一次补食时间，在外寻食没有吃饱的鹤就会飞回到这里得到补偿，这可能也是近年来鹤群逐渐增大的原因之一。我们老早就登上观鹤台等候，陈光会开门进入区域没多久，有几位外宾也向里进，被她一阵训斥赶了出去。可见，这里的国际准则是保护和不干扰惊吓黑颈鹤为第一。陈光会吹着口哨将食物撒在这片退耕还草的土地上，没有多会功夫，三三两两的黑颈鹤翩翩落入草地，觅食人类提供的美食，我们不仅目睹了早被国人图腾化的长寿鸟优雅高贵的神态，也见识了这块虽然还贫穷，但人、鸟却和谐共处的环境空间。
在天上看人间
大山包被关注多半是因为黑颈鹤，不熟悉这里的人对眼前的山包包不会有太多的兴趣。尤其是寒冷的冬季，满目枯黄色调令人感到凄凉。乡长李战告诉我：“原来的大山包是有森林植被的，大跃进时全民大炼钢铁，树木被砍去做了燃料。70年代政府号召绿化又开始种树，30几年过去，半山坡的树长到2米多高，而山头上能存活下来的，最多1米高度。土壤沙化，气候恶劣是导致树木难以成活的原因。”如今荒草满坡倒成了这里的特色景观。为了保护湿地环境，政府还补贴农民，鼓励退耕还草。“每到夏季，万亩高山草原野花烂漫，蓝天白云下，风吹草地见牛羊。”李乡长为我描述着云贵高原这块稀有绿地上的景象。的确，这种起起伏伏漫无边际，不长树木只长草的贫瘠土地在不同人眼里有着不同的认识。在我眼里，浑圆的山包、清亮的湖泊、润湿的沼泽是一种阴柔之美。殊不知，就在这阴柔之美的背后，却暗藏着极具震撼力的阳刚之气。
雪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们驱车前往跳墩河水库大坝，这里通常被定为登临“鸡公山”的徒步驿站。没有来过这里的人绝对想象不出那浑圆的山包背后会有什么，踩着残留在草甸上的积雪，我们向鸡公山大峡谷迈进，大约1500米的缓坡，再往下走就可到达大峡谷。这时涌入眼帘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原本望不到边的山包包到这里被深深地劈断，脚下是“万丈深渊”，谷底至山顶高差在2000余米。奇峻的鸡公山垂直耸立于峡谷中，云雾在峡谷中慢慢飘动，远处滇东北最高峰（海拔4000余米）巧家药山就在天的尽头森然耸立，云端上的峰巅平台和眼前险峻的鸡公山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峡谷将四川和云南分割开来，当云雾偶然散开之际，峡谷中的牛栏江、金沙江宛若一条金线，万山连绵，层层叠叠，山峦上村庄隐隐约约，缥缈可辨，真的让人感觉恍然置身于天界，仿佛在天上俯瞰人间。
明明站在平坦的草甸上，脚下却是万丈悬崖，谁也不敢伸头向下探望。据说前年，一对恋人牵手探望，因眩晕而双双坠下谷底。听了这个故事，我真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倒吸一口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