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友方面，鲁迅很是挑剔，毫不将就。因此，即使是老熟人，也有被他得罪得绝了交的。
　　
　　绝交的朋友中钱玄同算一个。钱玄同与鲁迅相识在日本留学时，曾一起听章太炎讲语言文字学，算同门弟子，又是同乡，遂相交往。回国后二人先后进京，又得重逢。“五四”前夕，钱玄同思想激进，拥护新思想、新文化，极力催劝鲁迅为《新青年》写稿。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这样一段记述：“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金心异”是钱玄同的绰号。那次，钱玄同与鲁迅进行了一次注定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对话。最终，他说服了鲁迅为《新青年》投稿，“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如果沒有钱玄同一遍遍的催促，鲁迅可能还沉浸在他的古碑帖中消磨自己胸中的愤闷，且不知何时挣脱，甚或不知中国是否会有鲁迅。
　　1926年，鲁迅南下，二人基本没了联系。1929年，鲁迅回京省亲，二人偶遇，却颇不愉快，从此绝交。以至1932年，鲁迅再次回京时，钱玄同竟气急败坏地宣称自己“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钱玄同一定一头雾水，不知鲁迅为何讥讽他“胖滑有加，唠叨如故”。除了北京的最后一面，他们之间确实未发生过什么伤害感情的争论。后人分析，“五四”后因二人思想渐渐相背，进而绝交。其实，可能他在鲁迅心中就只是一个曾经观点一致的同事。鲁迅对他一直是调侃多于严肃，这可能与二人的性格有关。在日本时，鲁迅就给他起过绰号叫“爬翁”。在章太炎门下听课时，钱玄同很活跃，话不落地，且喜欢在席子上爬来爬去跟大伙交流争论。想必让性格沉稳的鲁迅不免会有些嫌弃。便送了他一个虽属调侃，却略带贬义的绰号。日后，钱玄同的思想趋于守旧，更不受鲁迅待见。对二人的绝交，钱玄同一直耿耿于怀，以至鲁迅去世后，他在追忆文章中一声“周豫才君”已显得客气而生分了。
　　鲁迅与之闹翻的友人还有林语堂。同样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赞同，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语丝》撰稿人，并且交往颇多。1926年，鲁迅南下，正是受厦门大学文科主任林语堂的盛情邀请，赴厦大任教。鲁迅到后发现各方面的待遇与所承诺相去甚远，但鲁迅即理解林语堂的好意，也体谅他的难处，并处处极力维护他。林语堂迷上幽默和性灵小品，鲁迅惋惜他的才华，认为“坐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做超阶级的作家”，这在血与火的年代里都是奢谈。林语堂则为鲁迅向左派“揭白旗投降，而内心有疚”。二人相劝无效，渐生芥蒂。他们第一次闹翻，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因为误会争吵起来，离隙之痕益显。再后来，终因鲁迅劝林语堂多译些西洋的古典文学以滋养中国文坛。林语堂却回答那是老人做的工作，互相愈加反感，加之思想观念上的差异越来越大，最终分道扬镳。
　　对看重的朋友，鲁迅则是掏心掏肺的好。
　　1925年，鲁迅与韦素园、李霁野等青年在北京成立了未名社。韦素园作为骨干承担了未名社的许多日常工作。虽然，他一直被肺病折磨着，却始终默默地为未名社忙碌着。对韦素园，鲁迅欣赏而又关心，1929年，回京探母时，鲁迅专门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与朋友一起乘摩托车到西山，探望养病的韦素园。韦素园病逝后，鲁迅非常悲伤，在日记中记下：“得霁野、静农、丛芜三人信，言素园在八月一日晨五时三十八分病殁于北平同仁医院。”以后，鲁迅为他撰写了碑文，并以《忆韦素园君》一文，纪念这位善良、认真、正直的朋友，称他虽不是天才豪杰，却“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
　　柔石是鲁迅到上海后的朋友，鲁迅曾为他的小说《二月》写了小引。1931年，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被杀，鲁迅悲愤异常，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用了大半的篇幅记述了与柔石的交往，写了他们相识相熟，一同设立朝华社，柔石对朝华社无私地投入精力财力，遇到困难绝不气馁，及许多日常生活中的趣事。鲁迅称誉他“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鲁迅接触过多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接触最多感情最深最敬佩的是瞿秋白。鲁迅与瞿秋白交往的时间很短，感情却很深。
　　1931年，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就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他们第一次见面是1932年在鲁迅家，二人相见时愉快的场景，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广平形容他们如“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回忆，瞿秋白早饭后便非常高兴地去了，到晚上才回来，“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初次与鲁迅见面的经过，说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此后，瞿秋白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让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数次在自己家避难，瞿秋白是唯一的。鲁迅对他既坦诚又充满长者的关爱。一次，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用了“犬耕”的笔名，他解释自己搞政治，力量不够，如耕田该用牛，用狗自然不行。鲁迅听了便善意地提醒他：“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对别人说了，可能影响不好。”大约当时，瞿秋白除工作环境险恶，在党内也受排挤，不免有点牢骚。鲁迅的安慰，尽显理解和爱护。
　　因环境险恶，生活不稳定，瞿秋白很拮据，又不肯接受鲁迅的馈赠，鲁迅便让他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等书籍，用获得的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1933年2月，瞿秋白夫妇租住在距鲁迅的大陆新村很近的东照里。那些日子，鲁迅去拜访瞿秋白，上楼时，他故意走得又急又重，敲门也又急又重。面对立在门口惊魂未定的瞿秋白，他开心地笑道：“你不是说听惯了我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没有？”这充满孩子气的恶作剧，在他是极少的。鲁迅曾录过一副对联送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将小自己18岁的瞿秋白视若“同怀”兄弟。
　　1934年初，瞿秋白离开上海返回苏区。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鲁迅焦急万分，多方设法营救，并请老友许寿裳南来托其帮忙，又送了杨之华50块大洋做营救费用。不幸，瞿秋白还是被杀。瞿秋白的死对晚年的鲁迅是非常沉重的打击，鲁迅多次在给朋友的信中悲愤地写道：“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人一分力，尽一分力”。于是，鲁迅与几位朋友决定编印瞿秋白的译著集《海上述林》以示怀念。
　　鲁迅的交友之道，固然看志同道合，有时更看重的似乎倒是情投意合。与钱玄同、林语堂除了道不同，性格的差异也颇大。鲁迅看重韦素园和柔石的是踏实、认真、诚恳、肯为社会默默奉献。对同样是忘年交的瞿秋白，鲁迅在看重的同时又多了一份尊重。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