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次偶然中，发现右肾不翼而飞。在此之前，她先后在两家医院做过两次手术。面对匪夷所思的事件，两家医院都坚决不承认与其有关。
真相究竟如何？笔者远赴河南项城，深入还原了这一离奇事件的始末。
一个普通手术，一波三折的过程
2015年3月1日上午12点许，寒风刺骨，年味还未散去。笔者赶到了河南项城市城郊乡郭庄村。出人意料的是，一听是打听丢肾的徐秀英，大家却支支吾吾。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见到徐秀英。她十分憔悴，丈夫郭西全守在旁边，告诉笔者：“这几年为了给她治病，家里已欠下八九十万债，常被债主堵门，大家可能把你当债主了吧。”
1983年，徐秀英和郭西全结婚。在徐秀英支持下，郭西全参加成人高考，之后毕业，成为项城中学的教师。之后3年，两个儿子相继出生。2004年，郭西全荣升校长，徐秀英开了家水果店。一家人在当地煞是令人羡慕。
命运的转折猝不及防。2006年8月初，徐秀英突感腹部疼痛难忍，并开始便血。她去了周口市中心医院，直肠被发现良性肿瘤，需要切除。
郭西全准备办住院手续。徐秀英却坚持回项城治疗，想减轻家里负担。郭父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几乎花掉夫妻俩所有积蓄。儿子都在上高中，徐秀英能省就省。
时隔多年，郭西全依然懊悔。要是当初自己坚持留下，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徐秀英再次做了检查。震惊的是，血样竟显示是艾滋病毒阳性。她赶紧去项城市防疫站做了专业检查，却显示正常。
普通血样检查都会出差错，这样的医院本应避开，但徐秀英没在意，安慰丈夫，“好歹是项城最大的医院，可能只是一时失误。”
11月14日上午，徐秀英被推进手术室，意外再次发生。院方通知单上显示是“直肠癌根治术”。护士说：“可能是笔误。”
很小的手术，却持续了7个小时。一直站在手术室外的郭西全焦急万分。下午2点，徐秀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术后，郭西全找到主治医生陈树理，追问通知单的问题。陈树理说，手术不是他做的，可能写错了，徐秀英患的是“直肠绒毛状管状腺瘤”。郭西全根本听不懂这一长串医学专业名词，便没再多问。
半个月后，徐秀英才转到普通病房。12月12日，她终于被通知可以出院了。
右肾去哪儿了？病魔击垮一家人
徐秀英腹部不再疼痛，也没便血了，但身体大不如前。原来能轻松扛起一百多斤水果，如今她上个楼都气喘吁吁。夫妻俩觉得这是手术后遗症，没放在心上。
2007年夏天，徐秀英再次腹疼，下体出血。在项城市城郊卫生院检查后，医生确诊为子宫肌瘤，需要切除。徐秀英很快在该院完成了手术。
第二次手术后，徐秀英彻底垮了，连基本家务活都干不了，水果店不得不关闭。两次手术让夫妻俩欠了十几万元债务。
看到家里变得穷困不堪，刚考上大学的大儿子撕掉了通知书，正读高二的小儿子也辍学了。徐秀英急得直掉眼泪。郭西全为了安抚妻子，忍痛对儿子说：“打工未必不是出路。你们努力挣钱，给妈妈治病。”说完后他就后悔了。
两个儿子出门打工，第一年就没回家过春节。徐秀英打电话给大儿子，他说：“比我成绩差的都是大学生了，我回家怕人家嫌弃咱。”
儿子们的疏离让徐秀英伤心又自责。而眼看家里债台高筑，丈夫迅速苍老，她动了自杀的念头。2008年3月，郭西全出门不久，莫名跌了一跤，裤子被蹭破了，他转身回家，推门进去发现妻子捧着农药瓶正要喝。他一把夺过药瓶吼道：“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丢下我和两个儿子？！活着比什么都好！”
在丈夫多番催促下，2008年5月，徐秀英去项城市城郊卫生院做了B超。结果出来，医生问：“你怎么只有一个肾？”徐秀英大吃一惊。医生说，有人生下来就只有一个肾，还有人其中一个肾是“游走肾”，B超也检查不出来。徐秀英无奈苦笑，“难怪身体越来越差。”
检查结果在徐秀英夫妻心里打下一个大大的问号。其间，郭西全寻遍偏方，徐秀英的身体仍每况愈下。直到2011年6月的一天，郭西全读到一篇文章：广州有个医生因为卖肾被判刑。他一激灵，问徐秀英：“你的肾，是不是也被医生偷偷切掉卖了？”
郭西全的表弟吴汉阳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当时在郑州一家医院实习。郭西全把妻子的情况告诉他后，吴汉阳觉得事有蹊跷。他说，一定要找到原始病历并复印下来，作为去其他医院检查和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7月16日，徐秀英来到项城第一人民医院，找到当时的主治医师陈树理，谎称想去郑州的医院检查身体，那边希望她将当初住院、手术的病历复印下来带过去。陈树理答应了。徐秀英发现了当年的病历，“左肾体积较大，右肾大小形态正常，被膜光滑，双肾实质回声均匀”。也就是说，她的右肾是被“偷”掉了！
早有心理准备，夫妻俩还是如遭电击。
徐秀英找到陈树理质问。陈树理根本不信，让她马上做CT。结果显示：右侧肾脏缺如（医学名词，正常人体应有的器官没有）。
为了有更确凿的证据，在吴汉阳建议下，9月26日，徐秀英来到郑州153医院，再次照了CT。检查证实右肾被切除了。
徐秀英夫妇立刻想起在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手术时的种种蹊跷，凭直觉认为丢失的肾脏跟对方有直接关系。
然而，当徐秀英询问做手术的医生是谁时，陈树理避而不见，只在电话里告诉她，由于时间过长，想不起来了。后来，他索性不接电话了。
医院越躲闪，徐秀英夫妻越想找出真相。他们又找到项城市城郊卫生院询问，对方表示：“我们只做了个小手术，时间又那么短，不可能割你的肾。”
初得公道，破碎的家何时能圆？
万般无奈，2011年11月，徐秀英把两家医院告上了项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此案专业性强且涉案时间久远，法官十分为难，建议他们私下调解。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主动提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赔偿徐秀英8万元。项城市城郊卫生院却拒绝赔偿，提出：应由权威机构鉴定，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
鉴定费用需要3万元左右，郭西全拿不出。在法院调解下，决定由两个医院共同出资，选择“上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做全面司法鉴定。
2012年3月，徐秀英来到上海。等待鉴定的时间非常漫长，直到2013年6月26日，她才拿到鉴定结果。鉴定意见显示：1.项城第一人民医院为徐秀英实施直肠癌根治术中，存在行右肾切除术的可能性，但难度较大;2.项城市城郊卫生院在为徐秀英实施腹式子宫切除术的过程中，难以实施右肾切除术。
该报告还阐述了一个专业问题——手术刀口，报告称“就现有材料分析，在全麻及上述手术切口（指下腹部正中绕脐切口进腹）的情况下，具有切除右肾的可能性。但因切口位置较低，要行右肾切除术存在一定困难，故需要较好的手术技巧。”
鉴定结果还认为：项城市城郊卫生院为徐秀英进行子宫肌瘤手术时，是在项城第一人民医院愈合刀口的位置进行切口，切口较短。“该手术切口为行腹式子宫切除术的常规切口，难以实施右肾切除术。”
排除了项城市城郊卫生院，项城第一人民医院不就是答案吗？
在代理律师刘立杰指导下，2013年10月23日，徐秀英夫妻到周口市川汇区法医临床鉴定研究所进行伤残鉴定。25日，徐秀英伤残程度评定为七级。
那段时间，徐秀英夫妻无数次奔波于项城第一人民医院、项城市中院、公安局等单位。中院副院长韩伟十分重视，他说这个案子性质恶劣，应该走先刑事后民事的程序。
2014年2月，徐秀英向项城市公安局报案。一个张姓刑警队长说：事情已过去8年，要重新鉴定才能立案。就是必须由公安机关重新做“活体鉴定”，开胸验肾。徐秀英一气之下答应了。但郭西全坚决不同意。他问过医生，开胸验肾有很大风险，何况妻子这么虚弱。
事件陷入僵局。无奈之下，徐秀英天天去法院“赖着”。连保安后来都和她熟了，“徐大姐，您比我们上班还准时哟。”
徐秀英的坚持等到了结果。2014年3月，韩伟打电话来，“你写个立案申请书吧，法院想办法把你的问题解决了。”6月3日，法院开庭审理丢肾一案。
庭上，徐秀英的代理律师出具了多份证据。大量事实面前，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无法自圆其说。
庭审结束，徐秀英瘫坐在地上，韩伟走过来说：“别太难过，你们胜诉可能性非常大。”听到这句话，徐秀英拉住他的手哽咽道：“还是好人多啊。终于等到还我公道的一天！”
2015年2月，项城市中院下达了判决书，认为医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因此承担全部责任。应赔偿徐秀英伤残赔偿金、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慰问金等费用共382724元。郭西全夫妇决定接受赔偿，但保留将来植入右肾所需费用起诉的权利。
同时，他们得到一个意外消息：当初的主刀医生叫吕刚，已被正式逮捕。笔者致电项城市公安局，询问吕刚是因“偷肾”被抓，还是其他原因？民警说，案情正在侦查阶段，不便透露信息。
采访中，明显感觉到，事件的推进，徐秀英夫妇得到了来自律师、法官、鉴定机构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注。
然而，这场恶性事件给徐秀英一家带来巨大灾难。徐秀英看病、打官司一共欠下90余万元外债，两个儿子虽已成家，但一直埋怨父母“寻肾”让自己没上成大学。
徐秀英哭得不能自抑：“我只想让他们常回家看看我就行。一个肾不见了，但我的心还在啊……”
以案说法：
从医务人员的从业素质，到相关规定的监督实施，如果责任心不强，把关不严，监管不力，各个环节都可能发生问题，导致医疗事故。作为个人，能把控的就是手术后及时体检，保留病历。若存在问题，可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双方协商解决，医疗机构自协商解决之日起7日内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如不能协商，还可根据该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最后还可进行司法诉讼。
（作者声明：未经作者同意，本文禁止转载、上网。）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
真相究竟如何？笔者远赴河南项城，深入还原了这一离奇事件的始末。
一个普通手术，一波三折的过程
2015年3月1日上午12点许，寒风刺骨，年味还未散去。笔者赶到了河南项城市城郊乡郭庄村。出人意料的是，一听是打听丢肾的徐秀英，大家却支支吾吾。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见到徐秀英。她十分憔悴，丈夫郭西全守在旁边，告诉笔者：“这几年为了给她治病，家里已欠下八九十万债，常被债主堵门，大家可能把你当债主了吧。”
1983年，徐秀英和郭西全结婚。在徐秀英支持下，郭西全参加成人高考，之后毕业，成为项城中学的教师。之后3年，两个儿子相继出生。2004年，郭西全荣升校长，徐秀英开了家水果店。一家人在当地煞是令人羡慕。
命运的转折猝不及防。2006年8月初，徐秀英突感腹部疼痛难忍，并开始便血。她去了周口市中心医院，直肠被发现良性肿瘤，需要切除。
郭西全准备办住院手续。徐秀英却坚持回项城治疗，想减轻家里负担。郭父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几乎花掉夫妻俩所有积蓄。儿子都在上高中，徐秀英能省就省。
时隔多年，郭西全依然懊悔。要是当初自己坚持留下，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徐秀英再次做了检查。震惊的是，血样竟显示是艾滋病毒阳性。她赶紧去项城市防疫站做了专业检查，却显示正常。
普通血样检查都会出差错，这样的医院本应避开，但徐秀英没在意，安慰丈夫，“好歹是项城最大的医院，可能只是一时失误。”
11月14日上午，徐秀英被推进手术室，意外再次发生。院方通知单上显示是“直肠癌根治术”。护士说：“可能是笔误。”
很小的手术，却持续了7个小时。一直站在手术室外的郭西全焦急万分。下午2点，徐秀英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术后，郭西全找到主治医生陈树理，追问通知单的问题。陈树理说，手术不是他做的，可能写错了，徐秀英患的是“直肠绒毛状管状腺瘤”。郭西全根本听不懂这一长串医学专业名词，便没再多问。
半个月后，徐秀英才转到普通病房。12月12日，她终于被通知可以出院了。
右肾去哪儿了？病魔击垮一家人
徐秀英腹部不再疼痛，也没便血了，但身体大不如前。原来能轻松扛起一百多斤水果，如今她上个楼都气喘吁吁。夫妻俩觉得这是手术后遗症，没放在心上。
2007年夏天，徐秀英再次腹疼，下体出血。在项城市城郊卫生院检查后，医生确诊为子宫肌瘤，需要切除。徐秀英很快在该院完成了手术。
第二次手术后，徐秀英彻底垮了，连基本家务活都干不了，水果店不得不关闭。两次手术让夫妻俩欠了十几万元债务。
看到家里变得穷困不堪，刚考上大学的大儿子撕掉了通知书，正读高二的小儿子也辍学了。徐秀英急得直掉眼泪。郭西全为了安抚妻子，忍痛对儿子说：“打工未必不是出路。你们努力挣钱，给妈妈治病。”说完后他就后悔了。
两个儿子出门打工，第一年就没回家过春节。徐秀英打电话给大儿子，他说：“比我成绩差的都是大学生了，我回家怕人家嫌弃咱。”
儿子们的疏离让徐秀英伤心又自责。而眼看家里债台高筑，丈夫迅速苍老，她动了自杀的念头。2008年3月，郭西全出门不久，莫名跌了一跤，裤子被蹭破了，他转身回家，推门进去发现妻子捧着农药瓶正要喝。他一把夺过药瓶吼道：“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丢下我和两个儿子？！活着比什么都好！”
在丈夫多番催促下，2008年5月，徐秀英去项城市城郊卫生院做了B超。结果出来，医生问：“你怎么只有一个肾？”徐秀英大吃一惊。医生说，有人生下来就只有一个肾，还有人其中一个肾是“游走肾”，B超也检查不出来。徐秀英无奈苦笑，“难怪身体越来越差。”
检查结果在徐秀英夫妻心里打下一个大大的问号。其间，郭西全寻遍偏方，徐秀英的身体仍每况愈下。直到2011年6月的一天，郭西全读到一篇文章：广州有个医生因为卖肾被判刑。他一激灵，问徐秀英：“你的肾，是不是也被医生偷偷切掉卖了？”
郭西全的表弟吴汉阳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当时在郑州一家医院实习。郭西全把妻子的情况告诉他后，吴汉阳觉得事有蹊跷。他说，一定要找到原始病历并复印下来，作为去其他医院检查和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7月16日，徐秀英来到项城第一人民医院，找到当时的主治医师陈树理，谎称想去郑州的医院检查身体，那边希望她将当初住院、手术的病历复印下来带过去。陈树理答应了。徐秀英发现了当年的病历，“左肾体积较大，右肾大小形态正常，被膜光滑，双肾实质回声均匀”。也就是说，她的右肾是被“偷”掉了！
早有心理准备，夫妻俩还是如遭电击。
徐秀英找到陈树理质问。陈树理根本不信，让她马上做CT。结果显示：右侧肾脏缺如（医学名词，正常人体应有的器官没有）。
为了有更确凿的证据，在吴汉阳建议下，9月26日，徐秀英来到郑州153医院，再次照了CT。检查证实右肾被切除了。
徐秀英夫妇立刻想起在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做手术时的种种蹊跷，凭直觉认为丢失的肾脏跟对方有直接关系。
然而，当徐秀英询问做手术的医生是谁时，陈树理避而不见，只在电话里告诉她，由于时间过长，想不起来了。后来，他索性不接电话了。
医院越躲闪，徐秀英夫妻越想找出真相。他们又找到项城市城郊卫生院询问，对方表示：“我们只做了个小手术，时间又那么短，不可能割你的肾。”
初得公道，破碎的家何时能圆？
万般无奈，2011年11月，徐秀英把两家医院告上了项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此案专业性强且涉案时间久远，法官十分为难，建议他们私下调解。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主动提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赔偿徐秀英8万元。项城市城郊卫生院却拒绝赔偿，提出：应由权威机构鉴定，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
鉴定费用需要3万元左右，郭西全拿不出。在法院调解下，决定由两个医院共同出资，选择“上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做全面司法鉴定。
2012年3月，徐秀英来到上海。等待鉴定的时间非常漫长，直到2013年6月26日，她才拿到鉴定结果。鉴定意见显示：1.项城第一人民医院为徐秀英实施直肠癌根治术中，存在行右肾切除术的可能性，但难度较大;2.项城市城郊卫生院在为徐秀英实施腹式子宫切除术的过程中，难以实施右肾切除术。
该报告还阐述了一个专业问题——手术刀口，报告称“就现有材料分析，在全麻及上述手术切口（指下腹部正中绕脐切口进腹）的情况下，具有切除右肾的可能性。但因切口位置较低，要行右肾切除术存在一定困难，故需要较好的手术技巧。”
鉴定结果还认为：项城市城郊卫生院为徐秀英进行子宫肌瘤手术时，是在项城第一人民医院愈合刀口的位置进行切口，切口较短。“该手术切口为行腹式子宫切除术的常规切口，难以实施右肾切除术。”
排除了项城市城郊卫生院，项城第一人民医院不就是答案吗？
在代理律师刘立杰指导下，2013年10月23日，徐秀英夫妻到周口市川汇区法医临床鉴定研究所进行伤残鉴定。25日，徐秀英伤残程度评定为七级。
那段时间，徐秀英夫妻无数次奔波于项城第一人民医院、项城市中院、公安局等单位。中院副院长韩伟十分重视，他说这个案子性质恶劣，应该走先刑事后民事的程序。
2014年2月，徐秀英向项城市公安局报案。一个张姓刑警队长说：事情已过去8年，要重新鉴定才能立案。就是必须由公安机关重新做“活体鉴定”，开胸验肾。徐秀英一气之下答应了。但郭西全坚决不同意。他问过医生，开胸验肾有很大风险，何况妻子这么虚弱。
事件陷入僵局。无奈之下，徐秀英天天去法院“赖着”。连保安后来都和她熟了，“徐大姐，您比我们上班还准时哟。”
徐秀英的坚持等到了结果。2014年3月，韩伟打电话来，“你写个立案申请书吧，法院想办法把你的问题解决了。”6月3日，法院开庭审理丢肾一案。
庭上，徐秀英的代理律师出具了多份证据。大量事实面前，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无法自圆其说。
庭审结束，徐秀英瘫坐在地上，韩伟走过来说：“别太难过，你们胜诉可能性非常大。”听到这句话，徐秀英拉住他的手哽咽道：“还是好人多啊。终于等到还我公道的一天！”
2015年2月，项城市中院下达了判决书，认为医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因此承担全部责任。应赔偿徐秀英伤残赔偿金、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慰问金等费用共382724元。郭西全夫妇决定接受赔偿，但保留将来植入右肾所需费用起诉的权利。
同时，他们得到一个意外消息：当初的主刀医生叫吕刚，已被正式逮捕。笔者致电项城市公安局，询问吕刚是因“偷肾”被抓，还是其他原因？民警说，案情正在侦查阶段，不便透露信息。
采访中，明显感觉到，事件的推进，徐秀英夫妇得到了来自律师、法官、鉴定机构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注。
然而，这场恶性事件给徐秀英一家带来巨大灾难。徐秀英看病、打官司一共欠下90余万元外债，两个儿子虽已成家，但一直埋怨父母“寻肾”让自己没上成大学。
徐秀英哭得不能自抑：“我只想让他们常回家看看我就行。一个肾不见了，但我的心还在啊……”
以案说法：
从医务人员的从业素质，到相关规定的监督实施，如果责任心不强，把关不严，监管不力，各个环节都可能发生问题，导致医疗事故。作为个人，能把控的就是手术后及时体检，保留病历。若存在问题，可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双方协商解决，医疗机构自协商解决之日起7日内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如不能协商，还可根据该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最后还可进行司法诉讼。
（作者声明：未经作者同意，本文禁止转载、上网。）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