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扣人心弦的几天后，乔·拜登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小胜。现在轮到美国民主观察家们伤脑筋了。
　　令人振奋的民调结果让很多人预计民主党会大获全胜，不但能拿下白宫，还能夺取参议院。可是，特朗普是如何在赤裸裸的谎言、明晃晃的腐败和疫情控制惨败的情况下，获得比4年前更多选票的呢？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关乎美国政治，世界各地的中左翼政党都面临着右翼民粹主义的选举竞争。
　　关于民主党是否可以做得更好的争论已经出现。不幸的是，民主党的小胜并不能带来简单的经验。美国政治围绕两个基本点演进：文化和经济。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既有指责民主党做得过火的，也有指责民主党做得不够的。
　　文化战争让美国社会保守派（主要是白人区）与大都会区（所谓的“觉醒”态度已成为主流）对立起来。一方注重家庭价值，反对堕胎，支持持槍权。另一方强调LGBT权利，支持社会正义，反对“系统性种族主义”。
　　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人认为，民主党支持今年反对警察暴力的街头示威等同于容忍暴力，用泛种族主义清洗国家。拜登谨慎发声谴责暴力，但民主党仍被控道德上哗众取宠、诋毁核心价值。也有人认为，继续支持特朗普无非是确认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盲从，民主党急需与这些思想斗争。
　　在经济上，许多观察者，包括一些中间派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党背离了保守派选民，过于左倾。一如往常，共和党煽动对高税收、破坏就业的环境政策以及社会化医疗的恐惧。在美国两大党内，完美的美国神话—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孤单企业家—仍然充满活力。
　　在争论的另一端，进步派认为拜登倡导的方案从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看一点都不激进。毕竟，他决心要把大选当成是对特朗普的全民公决，而不是对另一个日程的支持测验。也许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与大部分美国人的愿望更加一致，他们更强调就业、经济安全和再分配。
　　由于大选在死亡人数日益增加的疫情期间展开，选举模式有可能受到健康和经济考虑的联合推动，而与这些争论关系不大。一些民主党内部人士认为，选民可能关注民主党所提出的封锁和更积极的新冠政策的经济成本。果真如此的话，上面的观点基本都是无的放矢。
　　总而言之，大选并没有解决一个多年来的争论：民主党和其他中左翼政党是否应该立足于文化和经济问题。大选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些政党所面临的挑战—左翼政治领导人必须打造淡化精英主义的身份和更可信的经济政策。
　　托马斯·皮凯蒂和其他人指出，左翼政党日益成为受过教育的大都会精英的政党。它们的传统工人阶级基础已被削弱，全球化专业人士、金融业和公司利益的影响力已经崛起。问题不仅仅是这些精英所支持的经济政策往往让中产和中下阶级以及落后地区更加落后；问题还在于精英们的文化、社会和空间孤立让他们无法理解和同情不幸者的世界观。一个生动的症候便是，文化精英完全忽视了此次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7000多万美国人，把他们描述成投票反对他们自身利益的愚民。
　　在经济方面，我们需要更加积极的政府战略，直指增加优质就业供给的目标。优质就业岗位消失的社会，毒瘾、家庭破裂和犯罪都会增加，人们变得更加注重传统价值观，更难接受外来者，更愿意支持极权主义强人。
　　左翼政党要制定务实的方案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经济问题。但技术官僚方案所及有限。需要花大力气克服责任主要在于文化精英的裂痕，否则，民主党4年后可能会再经历一场如梦方醒。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