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之一，他于上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和于40年代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堪称该领域的“经典”，直到今日，仍然是国内和国际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文献。因此，冯友兰关于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对于我们当今的相关研究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冯友兰在抗战时期撰写了六部相当著名的著作，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统称“贞元六书”，建立了他的独特的哲学体系即“新理学”。冯友兰强调，新理学与宋明旧理学之间的关系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有创新的，而照着讲是没有创新的。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谈道：“在我的《中国哲学史》完成以后，我的兴趣就由研究哲学史转移到哲学创作。哲学方面的创作总是凭借过去的思想资料，研究哲学史和哲学创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过还是有不同。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我在《新理学》中所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
　　冯友兰把哲学史研究说成“照着讲”只是一種相对的说法，而实际上，任何真正的哲学研究都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结合和统一，哲学史研究也不例外；只是哲学史研究侧重于照着讲，而哲学创作侧重于接着讲。谈到哲学史研究，冯友兰对自己的某些创新感到自豪。例如，将古代辩者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合同异”，另一派主张“离坚白”；将程颢和程颐两兄弟区分为儒家两大学派即心学和理学的先驱。对此，冯友兰当仁不让地说：“这两点我认为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

　　冯友兰把自己对待古人和历史的态度称为“释古”，用以区别另外两种态度即“信古”和“ 疑古”。信古就是固守过去，不越雷池一步；疑古就是一概否认古人所说，完全另起炉灶。在冯友兰看来，这两种对待古人或古典的态度都是不妥的。对中国古典文献而言，照着讲就是信古的做法，一概否定或全盘西化就是疑古的做法，接着讲就是释古的做法。
　　需要指出，冯友兰对信古、疑古和释古的区分对于今日之中国学界仍然是适用的。在笔者看来，当前流行的“国学热”表现出明显的信古的趋势，即对中国古典文献是照着讲而不是接着讲。例如，某些地区的教育部门把《三字经》《百家姓》等原封不动地编入小学课本，让老师们不加批判地灌输，让孩子们囫囵吞枣地背诵。这种“照着讲”的做法大有误人子弟之嫌。
　　冯友兰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先生像她的父亲一样是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是，她以切身体会对当前“国学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并对《三字经》做了必要的删改。宗璞和李存山编注的《三字经》（东方出版社，2017年），在保留大部分原文的基础上对若干关键之处做了修改，例如，把“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等有关“三纲”的内容删掉，结尾改为“寻求真，多行善。创造美，度一生”，赋予现代意义的哲学内涵。宗璞在该书前言中解释说：“我为什么删改《三字经》，因为我不喜欢其中的三纲思想。三纲，尤其君臣道义，长期束缚了我国民族思想的发展，早该彻底清除。我们废除帝制已经一百余年，皇帝早已不存在，何必再讲臣关系。”
　　宗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与其父亲是一脉相承的。冯友兰对于“三纲五常”的看法是：“对于君尽忠，对于父尽孝，是旧道德；对于国家尽忠，对于民族尽孝，是新道德……一个能行仁义礼智信底人，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然能事君以忠，事父以孝，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自然能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
　　在冯友兰看来，三纲五常的形式可以保留，但其内容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化。这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这就是释古，而不是信古或疑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