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波澜壮阔为改革开放40周年画上了一个不平凡的惊叹号：内外环境高度不确定，各种风险持续叠加。GDP增长虽能勉强维持，但经济的基本面在下滑却是一个基本共识。比如汽车行业三十年来首次销售额下降，方便面和涪陵榨菜销量却不断攀升。中美贸易摩擦、去杠杆、P2P爆雷、民营企业地位命运之争，凡此种种，使企业的经营步履维艰。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2019年首要的任务就是活下去。在2018年的去杠杆大潮中，民企首当其冲，承受了极限的抽血量，资金出现了巨大困难。很多上市公司的创始人通过股权质押进行了再融资，当股市大跌纷纷需要补仓时却无钱可补，几乎出现大规模爆仓、实际控制人改变的严重局面。幸亏监管机构亡羊补牢，各地政府雪中送炭，才挽救了一批杠杆过大的企业。不过，动用地方资金去选择性“解救”一部分高杠杆企业，是否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莫衷一是，可谓进又忧，退亦忧。
　　这样的两难局面有可能会贯穿2019年的政策。2018年11月1日，习主席接見了40位民营企业家，提出要坚定不移地从六个方面支持民企发展，其中的关键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而这又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紧密相关。11月7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了具体目标：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3年以后，民营企业的贷款总占比不低于50%。
　　这个目标让不少银行行长如坐针毡，因为他们同时被坏账率所考核，一旦突破便会丢掉乌纱帽。这也让银行的信贷员“压力山大”，他们往往是终身追责，只要一笔贷款变成坏账，信贷员将拿着基本工资去追债，直到讨回贷款。过去银行只需闭着眼睛贷给国企就万事大吉。现在却不得不修改规则，推出更多尽职免责条款，以便轻装上阵。结果是，一些根本不缺钱、向来不从银行贷款的民企，一夜之间成了香饽饽，信贷员纷纷扑向他们，额度满天飞，以便在低风险下完成指标。
　　这就很容易导致资源错配，让贷款走到了那些并不急需资金、相对更安全的企业手里，而嗷嗷待哺的企业依然饥饿。要想让资源更好地与需求相匹配，需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机制。民企希冀在计划的大环境下，以各种政策导向去实现高效和活力，恐怕是缘木求鱼。同时，民企也不要对政策的短期效果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多矛盾，如同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多年沉疴，积重难返，不是靠摸着石头就能过去的。
　　2019年将会十分艰难，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将在这一年全面体现；高新行业的突破以及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将更难获得外部技术支持，面临着要全面依靠自主研发的新挑战；内需的挖掘又被房贷和社保等不断上升的刚性开支，压得透不过气来。能帮助民企挺过难关的，可能只有“隐”和“稳”了。
　　一方面，在内心焦急时，企业家们不但需要倾听，更要把握内在的节奏。有的企业家，选择提早退休，隐身台后。从隐忍出发，另一些民营企业选择拥抱混合所有制，以身份的改变，换取更大的经营空间。这当然不是新时代的公私合营，也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但很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确实亟待解决。如果像当年紫金矿业入股云南白药那样，一拖多年，效率提升将成为泡影。
　　另一方面，2019必须是求稳的一年，切实响应政府的“六稳政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尤其是预期，类似于3年业绩翻番的战略目标，以前就害过不少企业，在目前局面下更为不宜。对2019年的规划，企业需要保留比之前更多的余地，弦不能绷得太紧。对于严重亏损的业务，不能恋战，抱有侥幸心理。有些企业，之前采用赛马机制，在内部搞多小组齐头并进，在同一跑道竞争；现在也要学习腾讯，在资源趋紧时，收缩战线，更加强调内部协同，勠力同心，共扛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