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是重灾区，林彪、“四人帮”挥舞着“文艺黑线专政”论大棒，把我国好端端的文艺队伍打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尤其是那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作家，更是无情打击，毫不手软。不是劳改判刑，就是充军发配。著名“大右派”丁玲和艾青的遭遇就是如此，他们一个被“充军”到新疆，一个被发配到北大荒，受尽了各种磨难、欺凌和羞辱。
　　1976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1978年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随着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种种罪行的深入和对极左路线的清算，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得到恢复，文艺战线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被错划为“右派”和其它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得到平反昭雪，文艺界重振文艺队伍，恢复作家协会组织，文艺园地又呈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1979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三千多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共议国家大事，共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大计。与会代表个个心情舒畅，笑逐颜开，畅所欲言。当时，我作为《红旗》杂志记者参加了大会，亲自感受了这种欢欣的气氛。记得在大会报告之后分组讨论时，我所在的中直代表团第三组，聚集了一批成就卓著、名声显赫的老作家，包括已平反昭雪、摘掉“右派”帽子的丁玲和艾青，他们激情澎湃，心花怒放，在会上显得格外轻松愉快。这从讨论会上他们关于“右派”摘帽的一段调侃中，可以窥其喜悦心情之一斑。
　　那是10月31日上午九点，中直代表团第三组讨论会在北京西苑饭店9号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韦君宜主持。第一个发言者是冰心，她从美国摇滚乐流传到中国谈起，谈到如何引导和教育青少年的问题。于是，引发了大家对摇滚乐和摇摆舞的不同看法。有的说，不该引进这些西方的东西，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利；有的说，引进一点没有什么关系，有利于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有笑，空气顿时活跃起来。艾青和丁玲最为活跃，发言次数最多，特别是艾青，发言中不乏幽默之词和调侃之语，到后来他的发言就走了题，东拉西扯，竟扯到大家都有意回避的“右派”问题上来了。这原本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但是心胸豁达的艾青却笑着自我解嘲，不紧不慢地谈到自己的“右派”问题上来了。他说：“不经意之中，戴了一顶‘右派’帽子，原来说，戴上三年五载就不戴了，谁知一戴就戴了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呀！最后告诉我三个字：‘搞错了’！这三个字，一个字就是七年！”
　　丁玲抢过话头调侃说：“你以为二十一年就戴够了？”
　　艾青反问：“还能怎么着？还要继续戴下去？”
　　丁玲说：“那可说不定。对右派摘帽，有的人至今还不甘心，他们还想着有那么一天再给你戴上呢！我就听说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单位要办书展，工作人员布置橱窗时，把我的一本书也摆进去了，被一位领导发现，批评工作人员说：‘你怎么把右派分子丁玲的书也摆上去了？’工作人员解释说：‘丁玲已经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那位领导反驳说：‘摘掉帽子也还是摘帽右派呀！’可见，对右派摘帽，并不是每个人都甘心的。说不定有人把帽子拿在手里，随时给你戴上哩！”
　　当然，这样的事不可能再发生。
　　从他们简短的对话中，隐隐约约地可以感受到，深受极左路线之害的老作家丁玲等人，在欢庆胜利之余，也许还心存余悸？不过，从他们欢快乐观的神情来看，似乎并非如此；或者她是想借题发挥，借以唤起人们对极左路线余毒有可能重新回潮保持高度警惕？
　　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已经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如此荒唐的历史决不会重演；即便有个别人想走回头路、恢复昔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已是逆潮流而动，不可能了。我们常说，年轻人才是祖国的未来。如果把这样的荒诞故事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他们怎么会信以为真呢？也许，他们会以为这只不过是老一代人在上演一出荒诞无稽的闹剧呢！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