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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唐定州诗人崔湜的边塞诗创作，直接促成了初唐“风骨”的萌芽，他本人亦成为盛唐边塞诗作的重要先导力量之一，直接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关键词：初唐 定州 崔湜 边塞诗
边塞诗早在《诗经》《楚辞》中就已出现，如《诗经》中的《采薇》，作为《小雅》中的杰作，反映的就是戍卒在出征归途中，对战争的回顾及哀怨；《楚辞》中的《国殇》，也描写了两军相交的战场上，互相厮杀的惨烈场景。但由于篇幅太少，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汉魏迄隋，这一题材的诗歌创作渐有增加，出现了以边塞为题材写作的乐府诗和一些以写作边塞诗见长的诗人，如魏晋时曹植的《白马篇》。南北朝时期，尤其南朝大量的边塞诗。但南朝边塞诗的作者多无出塞经历，因此他们的边塞诗多是用乐府古题写作的。隋也有边塞诗作，但由于它历时太短，作品成就不及臻于完善。至唐初，写作边塞诗开始形成了一种风气，边塞诗的创作由此产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当时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举凡文武重臣、诗坛名宿，几乎无人不写边塞诗，因此在唐初的诗歌创作中就产生了大量的边塞诗作，它们成为盛唐边塞诗作的重要先导，直接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在崔湜的诗歌创作中边塞诗这一题材数量并不是最多的，与同期其他诗人的边塞诗数量相比，亦不是最多的。但就是这不多的作品却突出地显示了初唐边塞诗创作的特点，即：对于强敌入侵的愤然抗击和对于时事政治的喟然长叹，再就是抒写征夫和思妇的边愁。
《塞垣行》和《大漠行》等是崔湜写作的表现奋勇抗击入侵之敌的代表诗篇。
这类诗篇其他时期的诗人也都有大量这类诗篇的作品，但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如盛唐时期的高适，其诗中写道：“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边尘涨北溟，虏骑正南驱。”（《塞上》），“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蓟门行五首》其五）诗中以“汉”喻“唐”，盛唐也有“边尘”，但“汉兵”早已作好准备，而且作战时均能奋不顾身，最终“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献捷见天子，论功俘可汗”（《东平留赠狄司马》）；再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其中写道：“虏骑闻之应胆慑，料如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诗中表现了唐军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和随之而来的心理优势。诗人同边塞将士一样忧心国家时局，不甘心仅仅“昔我事讨论，未尝怠经籍”（《塞垣行》），而要“一朝弃笔砚”（同上），建立“须勒燕然石”（同上）的传世不朽之功业。但他的立功边塞又不仅仅是为了封妻荫子、受爵拜相，而是其勇赴国难思想感情的体现，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和为国为民“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1]“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2]的献身精神的体现。
边塞诗的另一个内容是慨叹时事。这类边塞诗有一个特殊的内容，就是和亲。和亲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即所谓的“庙策”、“帝策”，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唐王朝和少数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盛唐时代由于国力大盛，所以已不靠“和亲”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当时诗人的态度也是“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许和亲归去来”（王之涣《凉州词》其二）。而唐初时期，和亲却是一件十分受重视的事情。景龙四年（710），中宗养女、雍王守礼之女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联姻，她是继文成公主之后第二个与吐蕃通婚的公主。正月二十七日，中宗幸始平县，亲自送公主入蕃，并写下《送金城公主适西蕃》诗，同时命诸臣僚唱和，崔湜亦在其中。在这些唱和的诗篇中，有对此举大加赞赏，把“和亲”说成是“受降”、“许和”的，如“圣后经纶远，谋臣计画多。受降追汉策，筑馆许戎和……”（赵彦昭《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有表现唐与吐蕃的亲厚友好关系的，如“甥舅重亲地，君臣厚义乡”（阎朝隐《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也有充满哀怨悲苦的字眼，一片哀伤气氛的，如“和亲悲远嫁，忍爱泣将离”（刘宪《奉和送金城公主入西蕃应制》）；也有申述公主远嫁的意义，赞叹皇帝公主顾全大局的，如“皇恩眷下人，割爱远和亲”（唐远悊《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还将膝下爱，特副域中欢”（武平一《送金城公主适西蕃》），“汉帝抚戎臣，丝言命锦轮”（李峤《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李适《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崔湜在《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诗中，虽然也表现了公主远嫁的哀愁，“箫鼓辞家怨，旌旃出塞愁”，但他又指出这种远嫁是有历史渊源的，“怀戎前策备，降女旧因修”，谁都不愿意这样做，“尚孩中念切，方远御慈留”，只是为求和戎，不得不尔，点出了当时唐王朝的窘况，表现了诗人关注时局、忧心国事的儒家情怀，更为重要的是他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顾乏谋臣用，仍劳圣主忧”，并不为自己开脱推卸，则体现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和忠君爱国、侍君敬主的思想。
此外，崔湜還有《边愁》和《早春边城怀归》等以征夫的口吻写出、表现征夫的相思之情的边塞诗。
崔湜所处的时期正是唐王朝立国不久，北方的突厥，西南的吐蕃、南昭，东北的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仍有一定的实力，加之他们多为游牧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居无恒所，随水草而流移，常常和中原的农业文明产生矛盾和冲突，大到战争，小到摩擦。当有自然的天气灾害、生活发生困难时，他们就南下掳掠，发生战争。而此时唐王朝的国力还不是十分强劲，经常出现“单于犯蓟堧，骠骑略萧关”（《大漠行》）、“大漠羽书飞，长城未解围”（《早春边城怀归》）的险情和“岁尽仍为客，春还尚未归”（同上）、“二月风光半，三边戍不还”（《折杨柳》）、“去岁闻西伐，今年送北征”（《同李员外春闺》）连年征战仍不能得胜的窘况。然而不管边庭环境多么衰败肃杀，“九月蓬根断，三边草叶腓”（《边愁》），气候多么奇寒，“十月边塞寒，四山冱阴积”（《塞垣行》）、“山川凌玉嶂”（《早春边城怀归》），以致铠甲和兵器都满覆霜雪，“风雪散戎衣”（同上）、“霜雪剑生衣”（《边愁》），战争多么残酷，“风尘马变色”（《边愁》），但他们的尚武精神、游侠精神和进取精神，还有对军武英雄的崇敬、羡慕，内心深处的英雄意识和封侯情节，使得他们自愿离别家乡，告别亲人妻子，投身边幕或军伍之中，“昔我事讨论，未尝怠经籍。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塞垣行》），以期建功立业，边塞封爵，“岂要黄河誓，须勒燕然石”（同上）。但战争的时间太长了，加之“路向南庭远，书因北雁稀”（《早春边城怀归》），他们的思乡念亲之情也日益严重，“乡关摇别思”（同上）。这种感情在白天还不是那么强烈，因为他们可以想象一下“殷勤凤楼上，还袂及春晖”（《边愁》）的妻子和“明年征骑返，歌舞及芳菲”（《早春边城怀归》）的光明前景，只是“客思愁阴晚”（《边愁》），因为那阴霾的天空就像自己浓烈的思乡念亲之情一样无法散去，孤寂清冷漫长的夜晚自己又如何度过呢？可能是“忆梦残灯落，离魂暗马惊”（《酬杜麟台春思》）吧！语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3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265
关键词：初唐 定州 崔湜 边塞诗
边塞诗早在《诗经》《楚辞》中就已出现，如《诗经》中的《采薇》，作为《小雅》中的杰作，反映的就是戍卒在出征归途中，对战争的回顾及哀怨；《楚辞》中的《国殇》，也描写了两军相交的战场上，互相厮杀的惨烈场景。但由于篇幅太少，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汉魏迄隋，这一题材的诗歌创作渐有增加，出现了以边塞为题材写作的乐府诗和一些以写作边塞诗见长的诗人，如魏晋时曹植的《白马篇》。南北朝时期，尤其南朝大量的边塞诗。但南朝边塞诗的作者多无出塞经历，因此他们的边塞诗多是用乐府古题写作的。隋也有边塞诗作，但由于它历时太短，作品成就不及臻于完善。至唐初，写作边塞诗开始形成了一种风气，边塞诗的创作由此产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当时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举凡文武重臣、诗坛名宿，几乎无人不写边塞诗，因此在唐初的诗歌创作中就产生了大量的边塞诗作，它们成为盛唐边塞诗作的重要先导，直接为盛唐边塞诗派的形成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在崔湜的诗歌创作中边塞诗这一题材数量并不是最多的，与同期其他诗人的边塞诗数量相比，亦不是最多的。但就是这不多的作品却突出地显示了初唐边塞诗创作的特点，即：对于强敌入侵的愤然抗击和对于时事政治的喟然长叹，再就是抒写征夫和思妇的边愁。
《塞垣行》和《大漠行》等是崔湜写作的表现奋勇抗击入侵之敌的代表诗篇。
这类诗篇其他时期的诗人也都有大量这类诗篇的作品，但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如盛唐时期的高适，其诗中写道：“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边尘涨北溟，虏骑正南驱。”（《塞上》），“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蓟门行五首》其五）诗中以“汉”喻“唐”，盛唐也有“边尘”，但“汉兵”早已作好准备，而且作战时均能奋不顾身，最终“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献捷见天子，论功俘可汗”（《东平留赠狄司马》）；再如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其中写道：“虏骑闻之应胆慑，料如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诗中表现了唐军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和随之而来的心理优势。诗人同边塞将士一样忧心国家时局，不甘心仅仅“昔我事讨论，未尝怠经籍”（《塞垣行》），而要“一朝弃笔砚”（同上），建立“须勒燕然石”（同上）的传世不朽之功业。但他的立功边塞又不仅仅是为了封妻荫子、受爵拜相，而是其勇赴国难思想感情的体现，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和为国为民“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1]“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2]的献身精神的体现。
边塞诗的另一个内容是慨叹时事。这类边塞诗有一个特殊的内容，就是和亲。和亲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即所谓的“庙策”、“帝策”，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唐王朝和少数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盛唐时代由于国力大盛，所以已不靠“和亲”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当时诗人的态度也是“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许和亲归去来”（王之涣《凉州词》其二）。而唐初时期，和亲却是一件十分受重视的事情。景龙四年（710），中宗养女、雍王守礼之女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联姻，她是继文成公主之后第二个与吐蕃通婚的公主。正月二十七日，中宗幸始平县，亲自送公主入蕃，并写下《送金城公主适西蕃》诗，同时命诸臣僚唱和，崔湜亦在其中。在这些唱和的诗篇中，有对此举大加赞赏，把“和亲”说成是“受降”、“许和”的，如“圣后经纶远，谋臣计画多。受降追汉策，筑馆许戎和……”（赵彦昭《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有表现唐与吐蕃的亲厚友好关系的，如“甥舅重亲地，君臣厚义乡”（阎朝隐《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也有充满哀怨悲苦的字眼，一片哀伤气氛的，如“和亲悲远嫁，忍爱泣将离”（刘宪《奉和送金城公主入西蕃应制》）；也有申述公主远嫁的意义，赞叹皇帝公主顾全大局的，如“皇恩眷下人，割爱远和亲”（唐远悊《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还将膝下爱，特副域中欢”（武平一《送金城公主适西蕃》），“汉帝抚戎臣，丝言命锦轮”（李峤《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李适《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崔湜在《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诗中，虽然也表现了公主远嫁的哀愁，“箫鼓辞家怨，旌旃出塞愁”，但他又指出这种远嫁是有历史渊源的，“怀戎前策备，降女旧因修”，谁都不愿意这样做，“尚孩中念切，方远御慈留”，只是为求和戎，不得不尔，点出了当时唐王朝的窘况，表现了诗人关注时局、忧心国事的儒家情怀，更为重要的是他把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顾乏谋臣用，仍劳圣主忧”，并不为自己开脱推卸，则体现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和忠君爱国、侍君敬主的思想。
此外，崔湜還有《边愁》和《早春边城怀归》等以征夫的口吻写出、表现征夫的相思之情的边塞诗。
崔湜所处的时期正是唐王朝立国不久，北方的突厥，西南的吐蕃、南昭，东北的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仍有一定的实力，加之他们多为游牧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居无恒所，随水草而流移，常常和中原的农业文明产生矛盾和冲突，大到战争，小到摩擦。当有自然的天气灾害、生活发生困难时，他们就南下掳掠，发生战争。而此时唐王朝的国力还不是十分强劲，经常出现“单于犯蓟堧，骠骑略萧关”（《大漠行》）、“大漠羽书飞，长城未解围”（《早春边城怀归》）的险情和“岁尽仍为客，春还尚未归”（同上）、“二月风光半，三边戍不还”（《折杨柳》）、“去岁闻西伐，今年送北征”（《同李员外春闺》）连年征战仍不能得胜的窘况。然而不管边庭环境多么衰败肃杀，“九月蓬根断，三边草叶腓”（《边愁》），气候多么奇寒，“十月边塞寒，四山冱阴积”（《塞垣行》）、“山川凌玉嶂”（《早春边城怀归》），以致铠甲和兵器都满覆霜雪，“风雪散戎衣”（同上）、“霜雪剑生衣”（《边愁》），战争多么残酷，“风尘马变色”（《边愁》），但他们的尚武精神、游侠精神和进取精神，还有对军武英雄的崇敬、羡慕，内心深处的英雄意识和封侯情节，使得他们自愿离别家乡，告别亲人妻子，投身边幕或军伍之中，“昔我事讨论，未尝怠经籍。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塞垣行》），以期建功立业，边塞封爵，“岂要黄河誓，须勒燕然石”（同上）。但战争的时间太长了，加之“路向南庭远，书因北雁稀”（《早春边城怀归》），他们的思乡念亲之情也日益严重，“乡关摇别思”（同上）。这种感情在白天还不是那么强烈，因为他们可以想象一下“殷勤凤楼上，还袂及春晖”（《边愁》）的妻子和“明年征骑返，歌舞及芳菲”（《早春边城怀归》）的光明前景，只是“客思愁阴晚”（《边愁》），因为那阴霾的天空就像自己浓烈的思乡念亲之情一样无法散去，孤寂清冷漫长的夜晚自己又如何度过呢？可能是“忆梦残灯落，离魂暗马惊”（《酬杜麟台春思》）吧！语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3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