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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陶渊明的隐逸生活中，追求“身安”，不仅仅是他个人对生活处所的选择，也是其受玄学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身安”，是陶公对庙堂虞诈之声的摒弃，也是其为追求精神安宁的形体回归。陶渊明为追求“身安”而选择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活，是其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的一个重要前提。
关键词：陶渊明；隐逸；身安；玄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09-01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名号，早已使陶渊明的隐士形象深入人心。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身上所具备的一些精神气质，是与魏晋风度下所形成的时代气息分不开的。他心存鸿鹄之志，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我抱负。初次出仕，时年29岁的陶渊明起任江州祭酒，然“不堪吏职，少日自辞归”。接着又在此地召任主簿，陶辞不就职，开始“躬耕自资”。奈何“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其对“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的追求下他多次入世，又屡次无奈出世。最后一次为官，是出任彭泽县令，而他却在上任第八十一天时因叹：“‘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2] 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与我而相违”，于是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不同流俗的他在对跌宕仕途的绝望后，最终选择归隐，只求一个能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过着恬淡安宁的桃源生活。这种选择是其理想破灭后的苦不堪言，更是他自我超然风度的人格之美。
一、生活处所的选择
纵观陶渊明一生，其29岁到41岁这十三年的为官生涯，在陶公自己看来也不过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五首》其一）[3]陶把这段经历说成“误落尘网”，那他所追求的到底为何种生活呢？《归园田居》中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没有官场上不休的争斗，相携妻儿守著一份田桑之业，过着躬耕陇亩的自足生活，如此“身安理得”，才是陶公最心向往之的生活追求吧！
概览陶公作品可知，其隐逸生活下的“身安”，是他对大自然的向往，也即是对客观生存环境的遴选。这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氛围，简单纯朴的人际关系，却又不乏山水自然之乐。十三年的仕宦生涯，陶渊明频频徘徊于入世出世之间，仕途上的不得意使他“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无法顺利施展。《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曰“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3]此时诗人入朝为官没有几年，却唤出心中对静美“园林”生活的向往，也将大自然的一派清新之景和尘世之污俗做了对比，他内心的选择也不言自明。再如其述怀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曰：“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3]在历经行役之苦时，陶再次表达自己心念田园的感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3]等诗句中都明确表达了自己希望生活在“山泽”、“班生庐”诸如此类象征隐逸生活的处所中。陶诗中这种对清静、自然而淳朴，乐趣盎然的居住环境的向往，也成为他之后隐逸处所的一个选择标准。《归去来兮辞》中“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3]是他实现“身安”满身畅怀后对带有浪漫气息田园生活的歌颂。哪怕是陶晚年所作的《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之生活场景，都再三印证了其任凭时光流转，我只求现世“身安”，尽享“桃花源”般生活的内心呼唤。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直接表达渴求一方宁静的生活处所的言语俯拾即是。这种相对清静、淳朴的社会物质环境，对最原始的自然生活状态的依恋，是诗人在沧浪之水浑浊之时的全身而退，是他对客观生存环境的选择，为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前提。
二、精神安宁的形体回归
苏子诗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4]在其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东坡历经宦海沉浮，却能固守一份“心安”，这于陶公来说，又何尝没有相同的精神追求呢？
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交，身处乱世，其思想自然受到玄学风气的浸染。所以陶渊明思想的根本立足点也必然是老庄学说。恰如《形影神》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3]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然让他宠辱偕忘，使之形成了超然自适、与世无争的性格气质。即使陶公口中时时长叹“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是在面对庙堂之上的龙争虎斗和虞诈之声时，他心中更加渴望的是一片宁静祥和的山林。他渴望“无所侍”的最自然最自在的生活状态，形体都容不得被拘束。他没有苏子“大江东去”的那份豪放和旷达，却甘愿过“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平淡日子。他在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是纯任自然地对待自然、纯任命运地对待人生的性格特征，也是他内心向往逍遥而无为的精神境界的体现。故这种个人追求下，陶公也只能借助“身安”所创设的客观环境来守护其精神世界的安宁。于是，山林乡野成为了他安放精神的家园。
陶渊明和苏轼虽然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此二人共同向往一种没有世俗羁绊，让心灵得到最大化的自由和放松的精神家园。如陶渊明《饮酒》其一所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为陶公《饮酒》诗组二十首里最有名的一首。在纷繁杂乱的闹市居住，却能因为内心对此环境的疏远而觉得自己地处偏僻安静。这里与其说诗人藏一份“心安”于形体之中，不如说在“心安”的精神境界里他更加渴求“地自偏”的居住环境。“悠然”、“日夕佳”和生活里的“真意”这种悠闲恬适的精神状态还是需要在“东篱”、“南山”“飞鸟”之中觅得。只有诗人的形体回归了，才能在“身安”中守得一份“心安”。
苏轼曾言：“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5]
如此淡泊安然的精神气质下，才有“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的潇洒。
“身安”是陶公区别于苏子“心安”的标识，是他欲仕不能后的毅然归隐，是他追求淡雅生活处所的洒脱不羁，是他精神安宁的形体回归。
参考文献：
[1]钟嵘.诗品[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郭维森，包景诚译注.陶渊明：陶渊明集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4]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5]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A].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关键词：陶渊明；隐逸；身安；玄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009-01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名号，早已使陶渊明的隐士形象深入人心。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身上所具备的一些精神气质，是与魏晋风度下所形成的时代气息分不开的。他心存鸿鹄之志，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我抱负。初次出仕，时年29岁的陶渊明起任江州祭酒，然“不堪吏职，少日自辞归”。接着又在此地召任主簿，陶辞不就职，开始“躬耕自资”。奈何“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其对“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的追求下他多次入世，又屡次无奈出世。最后一次为官，是出任彭泽县令，而他却在上任第八十一天时因叹：“‘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2] 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与我而相违”，于是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不同流俗的他在对跌宕仕途的绝望后，最终选择归隐，只求一个能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过着恬淡安宁的桃源生活。这种选择是其理想破灭后的苦不堪言，更是他自我超然风度的人格之美。
一、生活处所的选择
纵观陶渊明一生，其29岁到41岁这十三年的为官生涯，在陶公自己看来也不过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五首》其一）[3]陶把这段经历说成“误落尘网”，那他所追求的到底为何种生活呢？《归园田居》中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没有官场上不休的争斗，相携妻儿守著一份田桑之业，过着躬耕陇亩的自足生活，如此“身安理得”，才是陶公最心向往之的生活追求吧！
概览陶公作品可知，其隐逸生活下的“身安”，是他对大自然的向往，也即是对客观生存环境的遴选。这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氛围，简单纯朴的人际关系，却又不乏山水自然之乐。十三年的仕宦生涯，陶渊明频频徘徊于入世出世之间，仕途上的不得意使他“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无法顺利施展。《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曰“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3]此时诗人入朝为官没有几年，却唤出心中对静美“园林”生活的向往，也将大自然的一派清新之景和尘世之污俗做了对比，他内心的选择也不言自明。再如其述怀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曰：“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3]在历经行役之苦时，陶再次表达自己心念田园的感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3]等诗句中都明确表达了自己希望生活在“山泽”、“班生庐”诸如此类象征隐逸生活的处所中。陶诗中这种对清静、自然而淳朴，乐趣盎然的居住环境的向往，也成为他之后隐逸处所的一个选择标准。《归去来兮辞》中“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3]是他实现“身安”满身畅怀后对带有浪漫气息田园生活的歌颂。哪怕是陶晚年所作的《桃花源记》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之生活场景，都再三印证了其任凭时光流转，我只求现世“身安”，尽享“桃花源”般生活的内心呼唤。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直接表达渴求一方宁静的生活处所的言语俯拾即是。这种相对清静、淳朴的社会物质环境，对最原始的自然生活状态的依恋，是诗人在沧浪之水浑浊之时的全身而退，是他对客观生存环境的选择，为其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前提。
二、精神安宁的形体回归
苏子诗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4]在其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东坡历经宦海沉浮，却能固守一份“心安”，这于陶公来说，又何尝没有相同的精神追求呢？
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交，身处乱世，其思想自然受到玄学风气的浸染。所以陶渊明思想的根本立足点也必然是老庄学说。恰如《形影神》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3]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然让他宠辱偕忘，使之形成了超然自适、与世无争的性格气质。即使陶公口中时时长叹“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是在面对庙堂之上的龙争虎斗和虞诈之声时，他心中更加渴望的是一片宁静祥和的山林。他渴望“无所侍”的最自然最自在的生活状态，形体都容不得被拘束。他没有苏子“大江东去”的那份豪放和旷达，却甘愿过“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平淡日子。他在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是纯任自然地对待自然、纯任命运地对待人生的性格特征，也是他内心向往逍遥而无为的精神境界的体现。故这种个人追求下，陶公也只能借助“身安”所创设的客观环境来守护其精神世界的安宁。于是，山林乡野成为了他安放精神的家园。
陶渊明和苏轼虽然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此二人共同向往一种没有世俗羁绊，让心灵得到最大化的自由和放松的精神家园。如陶渊明《饮酒》其一所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为陶公《饮酒》诗组二十首里最有名的一首。在纷繁杂乱的闹市居住，却能因为内心对此环境的疏远而觉得自己地处偏僻安静。这里与其说诗人藏一份“心安”于形体之中，不如说在“心安”的精神境界里他更加渴求“地自偏”的居住环境。“悠然”、“日夕佳”和生活里的“真意”这种悠闲恬适的精神状态还是需要在“东篱”、“南山”“飞鸟”之中觅得。只有诗人的形体回归了，才能在“身安”中守得一份“心安”。
苏轼曾言：“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5]
如此淡泊安然的精神气质下，才有“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的潇洒。
“身安”是陶公区别于苏子“心安”的标识，是他欲仕不能后的毅然归隐，是他追求淡雅生活处所的洒脱不羁，是他精神安宁的形体回归。
参考文献：
[1]钟嵘.诗品[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郭锡良.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郭维森，包景诚译注.陶渊明：陶渊明集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4]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5]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A].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