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大同的书法研习和创作形成了高潮，隔三差五就有书法展出现，魏碑书体研习更是方兴未艾，还成立了魏碑研究院，全国独此一家。大同是北魏的都城，魏碑的发源地，被誉为魏碑之都。笔者曾涉猎大批有关魏碑的文章，多是魏碑书体艺术特点和书写方法，以及魏碑书写活动情况，难得看到魏碑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在此做以探索，请教方家。
　　书法是人文精神的象征，是中国特有的藝术，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删繁就简创出籀篆。进入汉代籀篆变为隶书，到东汉时隶书进入成熟期。晋将汉隶定型为方块字，孕育了真书、行书和草书，从实用开始步入艺术。到北魏王朝出现了魏碑。


　　魏碑是北魏盛行的一种刀刻斧凿书体，因此称“魏碑”，或“北碑体”，是碑刻、墓志铭、造像题记、摩崖石刻的总称。它是正书的一种，取代了隶书。魏碑透过刀锋看笔锋，书风古拙朴茂、庄重雄浑、苍劲峻厚、刚健质朴、硬朗开阔、棱角分明，其带有原生态的艺术特征为人称道。魏碑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对隋唐楷书的形成影响巨大。唐代书法大家褚遂良、殴阳询、孙过庭的书品，很明显都是由魏碑演变而来，且烙印很深。但由于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王朝，因此魏碑书体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一直是藏在深宫人未识。直到清代，康有为、梁启超、阮元、包世臣等一些学者突破局限，才发现魏碑的美学价值，为其昭雪正名并宣扬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康有为还为魏碑写了专著，名为《广艺舟双楫》，称赞魏碑有十大优势，“魄力雄健，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再加上一些碑刻的发现，魏碑这一书体历经千年的波折，才被社会公认。北魏定都大同96年，加上迁都洛阳前后南都北都之称，有200年之久。而北魏迁都洛阳短短数十年就灭亡，可人们每言魏碑必提洛阳，更离不开龙门二十品。好像魏碑就等同于洛阳，等同于龙门石窟，实在有些偏颇。
　　殊不知北魏在平城建都的时间最长，且北魏历史上为人称道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平城，比如几项翻天覆地的改革和民族融合等，无一不是在平城进行的。平城时代是北魏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是魏碑书体的发祥地和源头。北魏平城百年间也是继东晋王羲之父子之后，我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有崔浩父子、卢渊、高允、李冲、江式、蒋少游、寇谦之、沈法会、刘芳、刘仁之等一大批人，未留下名的书法家也有很多，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的重要书迹。这些书迹仅云冈造像题记，就有《昙媚造像题记》等30多种，40 余题；此外还有《破多罗太夫人漆皮题记》《司马金龙墓木板漆书》《嘎仙洞祝文》《晖福寺碑》《太武帝东巡碑》《文成帝南巡颂》；有《孙恪墓铭》《班变墓铭》《中洪之墓铭》《钦文姬辰墓铭》《司马金龙墓表》等。除此之外，还发现“大代万岁”“皇魏万岁”“富贵万岁”“传祚无穷”等瓦当文和瓦刻文近400 余件。
　　大同著名书法家殷宪对这些造像题记、碑刻、墓铭、瓦当文和瓦刻文进行整理，并列出详实的条目。这些条目不只让人耳目一新，更有力地说明平城是魏碑发祥地。那么魏碑是如何产生和演变而来的呢？笔者从五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第一是汉文化的崩溃。西晋八王之乱后，十六国兴起，中原烽火连天，战乱不断。好多文人学士逃到南方，书家自然也属在逃之列，有史料称当时好多地方是十室九空。中原文化停滞、瘫痪、崩溃，以至出现了文化空白。这就给魏碑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第二是北魏以汉制治国。鲜卑人统一中原后，大量地启用汉族文人名士，以汉族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首先是确立了汉字在朝中的使用机制，再加上崔玄伯、崔浩、卢渊、郑玄等，一大批有名书法家在朝为官，汉字书写也讲究起来。如史籍所载，太武帝看到崔浩字写得很好，便经常把他带在身边，令其随时起草诏书文告。皇帝对书法的欣赏和重视，给魏碑的形成提供了又一重要条件。
　　第三是大兴儒学。史载公元398年，道武帝定都平城后，便置五经群书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公元426年，太武帝在城东起太学，祭孔子，以颜渊配；公元444年，太武帝下诏“自王公以下卿士，其子悉皆谐太学。”冯太后临朝称制后，改太学为皇宗学，京城设四门小学，郡设郡学，县设县学，乡设乡序，鼓励私人办学，并立孔庙塑孔子像。而且每位皇帝对学子要求很严，还不断检查他们的学习，对优秀者进行鼓励。当时所学的文化，不只是阅读经史，每日最重要一课是习字，即学习书法。也就是从描红模开始，到写仿再到自书，是每个生员必修的课程。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等几位皇帝，少年时不只是经史学习很好，毛笔字写得也都很出众。明元帝接帝位后，在从政的百忙中，还采诸经史，撰写《新集》13篇；太武帝命大臣们整饰汉字，新增汉字1000多个。孝文帝受皇祖母冯太后的教导，在这方面最为出色。史载他才藻富胆，好为这章，马上口授，一字不改。太和年间后期所有诏书，都出自他手。他写的《吊比干文》，名扬千古，为人称道。书法艺术是作者心理、情感和审美观念的反映。这些皇帝在书写中，将他们民族策马弯弓、驰骋草原的豪放之情流露于笔端，使所书字体发生变异。又因北魏佛帝合一，他们既是帝也是佛，这一变异的书体既是帝体也是佛体，既为众人肯定，也成为众人的学习模式。这就成了魏碑形成极重要的因素。
　　第四是雕刻艺术的影响。北魏佛教的盛行，推动了石窟造像艺术的迅猛发展。雕刻渗透人们生活中，已是社会上一种普遍现象。人们不只在雕像中雕几行字作为题记，也雕庙碑、墓碑。还把《五经》雕在石头上，拓片供人学习，称做“经碑”。司徒崔浩还把《北魏史》刻成碑，称做“史碑”，却由此引来杀身之祸。雕在石头上的字刀锋所向，呈现着刚劲硬朗、棱角分明之美，皇帝赏识，众人也喜爱。于是都模仿学习，朝野上下蔚然成风。这便是魏碑形成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五是写经的推动力。当时佛教的发展，除口头传播而外，完全依靠抄写《佛经》传播。一些王公贵族富豪营功积德修营来世，便不惜一切财力组织写经。北魏景穆太子拓跋晃，是当年皇族中写经最早最多者之一。他宫中就养着师贤、惠始等一些有名高僧，让他们译经写经。冯太后的兄长冯熙在朝位高权重，是北魏最崇敬佛教的人物。他一生不只倾其家资兴建寺庙，还组织写经16部，23360卷。19世纪敦煌发现大量洞藏的手写经书中，还有他出资写的几部。执笔写经更是一种对佛教虔诚礼敬的表示，也最受善男信女们尊敬。因此不少文人学士都写经。特别是有些僧人把写经视为天职，终生都写经不辍。这样一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字越写越好，给魏碑书体的形成增光添彩。
　　以上的五种因素，可说无一不与魏碑书体形成有关。虽然魏碑的发展，经过了平城时代、洛阳时代、东魏和西魏漫长的时期，但平城是魏碑的发祥地，是源头。尽管魏碑是众多艺术门类中的一个门类，但它跟北魏的重大改革和民族融合同样的重要。魏碑书体庄重雄厚、刚健古朴、苍劲开阔，独树一帜，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和接力站。它上承魏晋下启隋唐，为唐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魏碑和雕塑、太和音乐等一样，是融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目前大同地区发现的北魏题记、碑刻、墓志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大量埋在地下。东汉蔡邕在太学门前，将《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刻成石经，用碑石46 块。有资料载：崔浩刻“史碑”与“经碑”，还从邺城取石虎文室屋基石60余块，用工300万雕刻而成。立于城西原祭天郊坛东3里的大道旁，占地方圆百余步。据说崔浩被诛，这些碑也被打碎，可那么多的碑石碎片究竟埋藏在那里，到如今没发现一块。寻找这些遗物，还原其本来面貌，对挖掘魏碑文化，再造魏碑碑林，以至建设魏碑之都很有意义，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