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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作为一个名词，源于中世纪，是指为患病的朝圣者或者旅客修建的庇护所。现代临终关怀运动则将它引申为对垂死病人的一种照护，使病人有尊严地离去。在医学上，临终有着严格的定义：“指人在医学上已经被判明无法治疗，将在3～6个月内死亡的一段生命旅程。”
创建于1987年的松堂医院，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在医院中式的三层小楼里，几乎每间病房都住满了老人。每间病房外都有一张提示，记录着老人是否可以交谈，是否需要安静等信息。老人大多在安然入睡，或者静静地望着窗外人来人往。
上午9点，在医院庭院一角的绿荫下，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吃了几口饭就闹小脾气不吃了。站在身旁的护士边喂边哄：“张爸，再吃两口，咱就不吃了好不好？”老人乖乖地张开了嘴。院子的其他地方，还有许多老人坐着轮椅在看护人员的陪同下活动。
和这座永远向前奔跑的城市不同的是，这个院子里的人们早已甩开了快节奏的生活，安静地等待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正是这家不起眼的医院，已经为两万多位老人带去了诚挚的关怀和帮助，使他们在临终前依然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安详。
然而，即便是将老人或者绝症患者送到临终关怀医院，很多病人家属也不能马上理解什么是临终关怀。47岁的张大诺从2003年起就在松堂医院担任志愿者，每周他都会去医院2～4次，坐在床边与病人聊天，进行心理护理。对他来说，病人家属的不理解是他志愿工作的最大难题。在对临终病人的关怀过程中，心理护理是最重要的环节。心理护理，一方面是对患者，需要医护人员向患者解释病情、认识病情、进一步理解治疗是有意义的，以减轻患者的疑虑；另一方面，是对家属，对其进行死亡教育，先让家属正视死亡，再让其协助医生对病人进行心理辅导。
“在我关怀过的一百多位临终病人中，只有两三例是家属主动找上我的，其中7例还是再三观察了我与其他病人交流后才对我说：‘要不，你和我妈妈也聊一聊。’”
事实上，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起步并不算太晚。早在1988年，天津医学院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随即筹建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病房。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境遇却仍显得十分坎坷。
“中国人对死亡特别的恐惧和忌讳，不愿意谈死这个字，当然也不会愿意看老人临终的样子。”张雪梅是一家推广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她清楚地记得，曾有一位老人在自己开办的社区养老机构里去世，结果2个年轻护士吓得几夜没敢回宿舍睡觉。
这与她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这个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中国人记得，在日本，一些养老机构会设有少量的临终关怀床位，而这些机构大多都建在住宅区附近，“这样更能方便家人探望”，有的日托所性质的养老机构更是直接建在居民楼里面。
“日本人把死亡看作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每个人都要走过的阶段，他们可以很淡定很平静地谈论死亡。”在張雪梅的印象里，在日本的养老或者临终关怀机构中，一位老人去世了，其他老人会一起为逝者举行送别仪式，每个老人手中都拿着一支鲜花，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献给离世的老人。“当然，运走老人的遗体时，会尽量避开他人的视线，选择特别通道走，但这主要是从不打扰别人的角度考虑的。”张雪梅说。
像一个翻转的硬币，临终关怀在国内面临的困境还有另一面。最近，因为被小区居民怀疑“要做临终关怀”，北京万福年华社区养老院的负责人李梅已经当了几个月的“人民公敌”。他们的展架被踩碎、宣传资料被撕毁。只要她和同事一踏入小区，就会遭遇几十个居民组织有序的合围。今年2月，在上海的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得知小区里要建具有临终关怀性质的机构，居民拉起“反对在小区里设太平间”的横幅；4月，在浙江杭州，二百多位居民签署“抗议书”，反对在小区里建设承担临终关怀功能的护理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呼吸治疗科主任成文武教授被称为“上海送走病人最多的医生”。在他看来，临终关怀服务机构在各地遭遇观念上的阻力，本质上的原因还在于缺乏对死亡的尊重。
“人家都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死亡教育。”成文武曾看过一本外国童书，叫作《当爷爷变成了幽灵》，讲的正是大人如何教育小孩子正确面对老人的去世。
资料显示，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死亡教育的课程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小学。即使在同样忌讳谈论死亡的我国香港，有关死亡的选修课也已进入高等院校。而在大陆，类似的课程还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在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看来，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敏”，“我们对于那些临终者浑浊的眼神过分地消极，这其实是对死亡特别地歧视。”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而谁都不想被遗弃。”在这位经常在课堂上谈论“死亡”的哲学教授看来，让每一位将死的人获得善终，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社会做出的承诺，也是那些健康者对于同伴的一种责任。
我们不断地强调优生，却不谈优死，始终避讳死亡，缺乏对死亡的尊重，这是多么无奈的一件事！
现实中，除了观念上的障碍，中国的临终关怀还缺少一个完整的体系和规范。我国目前开设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有一百多家，几千张床位，但是每年需要临终关怀的人却多达几十万，供需极不平衡。
在美国，临终关怀已形成产业，主要以入户服务为主。临终关怀机构首先会帮助患者家庭增添必要的医疗设备，以确保病人所处环境的卫生、安全、方便。接近生命终结期，随着病人对死亡恐惧的增加，专业人员会敦促家属持续陪伴在病人身边，进行精神安慰。当病人最终离开后，死者家属通常难以承受丧亲之痛，临终关怀服务会继续提供为期1年的情感支持，有的还定期举办活动，缅怀死者。
有关专家指出：“相比较之下，中国的临终关怀概念或者定义并不清晰，所提供的方式和系统比较混乱。中国现阶段的临终关怀大多是一般的医疗护理服务，所以中国的临终关怀并不完全符合国际上对临终关怀的定义，如果按照国际上的标准来衡量，存在有许多缺陷。”
对此，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的成文武教授认为，现阶段中国纯粹的临终关怀机构还太少，而且临终关怀的观念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大多临终关怀机构没有规范化，临终关怀也没有成为国家医疗体系的一部分，更没有相关的政策来扶持，所以中国的临终关怀至今还是举步维艰。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点一盏心灯，让生命泊于安宁。”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更多的生命笑着离开人间？
创建于1987年的松堂医院，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在医院中式的三层小楼里，几乎每间病房都住满了老人。每间病房外都有一张提示，记录着老人是否可以交谈，是否需要安静等信息。老人大多在安然入睡，或者静静地望着窗外人来人往。
上午9点，在医院庭院一角的绿荫下，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吃了几口饭就闹小脾气不吃了。站在身旁的护士边喂边哄：“张爸，再吃两口，咱就不吃了好不好？”老人乖乖地张开了嘴。院子的其他地方，还有许多老人坐着轮椅在看护人员的陪同下活动。
和这座永远向前奔跑的城市不同的是，这个院子里的人们早已甩开了快节奏的生活，安静地等待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正是这家不起眼的医院，已经为两万多位老人带去了诚挚的关怀和帮助，使他们在临终前依然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安详。
然而，即便是将老人或者绝症患者送到临终关怀医院，很多病人家属也不能马上理解什么是临终关怀。47岁的张大诺从2003年起就在松堂医院担任志愿者，每周他都会去医院2～4次，坐在床边与病人聊天，进行心理护理。对他来说，病人家属的不理解是他志愿工作的最大难题。在对临终病人的关怀过程中，心理护理是最重要的环节。心理护理，一方面是对患者，需要医护人员向患者解释病情、认识病情、进一步理解治疗是有意义的，以减轻患者的疑虑；另一方面，是对家属，对其进行死亡教育，先让家属正视死亡，再让其协助医生对病人进行心理辅导。
“在我关怀过的一百多位临终病人中，只有两三例是家属主动找上我的，其中7例还是再三观察了我与其他病人交流后才对我说：‘要不，你和我妈妈也聊一聊。’”
事实上，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起步并不算太晚。早在1988年，天津医学院就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随即筹建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病房。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境遇却仍显得十分坎坷。
“中国人对死亡特别的恐惧和忌讳，不愿意谈死这个字，当然也不会愿意看老人临终的样子。”张雪梅是一家推广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她清楚地记得，曾有一位老人在自己开办的社区养老机构里去世，结果2个年轻护士吓得几夜没敢回宿舍睡觉。
这与她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这个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中国人记得，在日本，一些养老机构会设有少量的临终关怀床位，而这些机构大多都建在住宅区附近，“这样更能方便家人探望”，有的日托所性质的养老机构更是直接建在居民楼里面。
“日本人把死亡看作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每个人都要走过的阶段，他们可以很淡定很平静地谈论死亡。”在張雪梅的印象里，在日本的养老或者临终关怀机构中，一位老人去世了，其他老人会一起为逝者举行送别仪式，每个老人手中都拿着一支鲜花，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献给离世的老人。“当然，运走老人的遗体时，会尽量避开他人的视线，选择特别通道走，但这主要是从不打扰别人的角度考虑的。”张雪梅说。
像一个翻转的硬币，临终关怀在国内面临的困境还有另一面。最近，因为被小区居民怀疑“要做临终关怀”，北京万福年华社区养老院的负责人李梅已经当了几个月的“人民公敌”。他们的展架被踩碎、宣传资料被撕毁。只要她和同事一踏入小区，就会遭遇几十个居民组织有序的合围。今年2月，在上海的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得知小区里要建具有临终关怀性质的机构，居民拉起“反对在小区里设太平间”的横幅；4月，在浙江杭州，二百多位居民签署“抗议书”，反对在小区里建设承担临终关怀功能的护理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呼吸治疗科主任成文武教授被称为“上海送走病人最多的医生”。在他看来，临终关怀服务机构在各地遭遇观念上的阻力，本质上的原因还在于缺乏对死亡的尊重。
“人家都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死亡教育。”成文武曾看过一本外国童书，叫作《当爷爷变成了幽灵》，讲的正是大人如何教育小孩子正确面对老人的去世。
资料显示，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死亡教育的课程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小学。即使在同样忌讳谈论死亡的我国香港，有关死亡的选修课也已进入高等院校。而在大陆，类似的课程还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在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看来，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敏”，“我们对于那些临终者浑浊的眼神过分地消极，这其实是对死亡特别地歧视。”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而谁都不想被遗弃。”在这位经常在课堂上谈论“死亡”的哲学教授看来，让每一位将死的人获得善终，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社会做出的承诺，也是那些健康者对于同伴的一种责任。
我们不断地强调优生，却不谈优死，始终避讳死亡，缺乏对死亡的尊重，这是多么无奈的一件事！
现实中，除了观念上的障碍，中国的临终关怀还缺少一个完整的体系和规范。我国目前开设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有一百多家，几千张床位，但是每年需要临终关怀的人却多达几十万，供需极不平衡。
在美国，临终关怀已形成产业，主要以入户服务为主。临终关怀机构首先会帮助患者家庭增添必要的医疗设备，以确保病人所处环境的卫生、安全、方便。接近生命终结期，随着病人对死亡恐惧的增加，专业人员会敦促家属持续陪伴在病人身边，进行精神安慰。当病人最终离开后，死者家属通常难以承受丧亲之痛，临终关怀服务会继续提供为期1年的情感支持，有的还定期举办活动，缅怀死者。
有关专家指出：“相比较之下，中国的临终关怀概念或者定义并不清晰，所提供的方式和系统比较混乱。中国现阶段的临终关怀大多是一般的医疗护理服务，所以中国的临终关怀并不完全符合国际上对临终关怀的定义，如果按照国际上的标准来衡量，存在有许多缺陷。”
对此，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的成文武教授认为，现阶段中国纯粹的临终关怀机构还太少，而且临终关怀的观念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大多临终关怀机构没有规范化，临终关怀也没有成为国家医疗体系的一部分，更没有相关的政策来扶持，所以中国的临终关怀至今还是举步维艰。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点一盏心灯，让生命泊于安宁。”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更多的生命笑着离开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