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代“莫高窟守护人”在大漠深处默默耕耘奉献，让敦煌文物研究、文物保护、文化旅游令世界瞩目，使敦煌研究院发展成为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成为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2020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甘肃省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大漠敦煌，这座屹立在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
　　76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莫高窟守护人”，秉持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让敦煌文化走向了世界。

初心不悔为敦煌

　　他裹着羊皮大衣，头戴毡帽，呼吸的热气迅速结成冰花，蜷缩着像是“没有生命的货物”。西去敦煌时，常书鸿还不到40岁。
　　此前，他是留法9年的艺术家、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西装笔挺，风度翩翩。1935年的一天，就读于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的常书鸿来到塞纳河畔，在一個旧书摊上，他无意中看到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敦煌图录》，仙袂飘飘的壁画、庄重慈祥的塑像一下打动了常书鸿，让醉心油画的他为中国艺术倾倒，家国破碎、战火纷飞的现实更让他心系敦煌。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大漠中创立。敦煌莫高窟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然而常书鸿跋涉千里而来，见到的景象却满目疮痍：洞窟被黄沙掩埋、壁画被人大量揭去，藏经洞的经书不再，塑像只留下断臂残躯，在风中痛苦地低吟……

　　心急如焚的常书鸿四处奔走，发出号召。很快，一批有志青年怀揣着热血，追随而来。种树、清沙、给洞窟编号、临摹壁画、修复文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光里，一切工作都是靠白手起家。破庙当办公室，马厩做宿舍，水里的泥浆澄清了就拿来喝。最可怕的是孤独。带病的同事含泪对常书鸿说：“我死了以后，可别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把我埋在泥土里呀！”
　　那时生活在莫高窟，物质是极度匮乏的。初创者接连离开，妻子也弃他而去，常书鸿却初心不悔。“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不能走！”
　　于是，段文杰、孙儒僩、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在常书鸿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大学生告别优渥的生活，奔赴大漠。旧照片见证别样青春：穿旗袍的女孩和穿白衬衫的男孩，乘坐的却是一辆破旧的木轮老牛车。
　　他们几乎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修建了千余米长的围墙。临摹缺纸就用窗纸自己裱褙，毛笔秃了拿小刀削尖再用，连颜料也是自制的。
　　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部长娄婕说，翻阅上个世纪第一代莫高人留下的资料照片，总是能够看到常书鸿、段文杰等人脸上的笑容：“我感受最深的，首先是乐观。我觉得这个团队是一直充满激情，在乐观中度过这75年的。”

埋头苦干，让成果说话

　　起初是白手起家斗流沙。到了20世纪80年代，莫高窟人面临的课题则更严峻。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他们怎能甘心？
　　国家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段文杰重任在肩。没有高谈阔论，他只说守着莫高窟的人首先要有作为。“要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最后让成果说话。”

　　一个初冬的早晨，敦煌研究院首任接待部主任马竞驰去段文杰的房间，看到他一口气吃了6个大大的香水梨，很是不解。段文杰解释说：“梨解渴顶饿，不用下来上厕所，在洞子里能一直待到太阳偏西。”为了临摹一幅《都督夫人礼佛图》，他翻阅了100多种资料，摘录了2000多张卡片。

　　《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敦煌研究》期刊……20世纪80年代，满怀爱国心的一代莫高窟学人奋力拼搏，用丰硕的学术成果扭转了“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
　　段文杰力倡接轨国际。去年辞世的敦煌研究院原副院长李最雄曾回忆：“段老深知文物保护工作的艰巨。要做好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必须走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捷径。年轻人被送出国深造，光是去东京艺术大学的就达70多人次。”
　　1998年，年近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第三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说：“自1963年到敦煌工作，半个多世纪，天天围着莫高窟转，我丝毫不觉得枯燥，因为它值得我去这么做。”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它不仅珍贵稀有，更重要的是它易损、脆弱、不可复制。在一次莫高百年照片对比中，研究人员发现，由于天气等因素，莫高窟正在急剧地衰老，让莫高窟永葆青春成为了莫高人日思夜梦的头等大事。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长吴健说：“1908年伯希和到敦煌时拍的照片，跟我们现在摄影师拍的照片，仅仅一百年，好多内容没了、脱落了、褪色了。尽管我们现在是高清图片，当年伯希和的是黑白照片，但人家黑白照片非常清楚。” 　　樊锦诗说：“保护是我们的责任，利用、開放也是我们的责任，人进去太多，我们把洞里的环境叫微环境，这个会不会影响壁画呢？如果人太多，一定会影响壁画寿命，观众也不舒服。最后我们把临界值都找出来，相对湿度是多少，二氧化碳是多少，一个洞进去多少人，现在我们设了传感器，根据监控数据，一天要有限制，承载量是3000人。”

　　“哪能一味想着门票和钞票？”樊锦诗说：“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于是便开始推动制定《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在她的持续呼吁下，甘肃制定专项法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莫高窟从此有了“护身符”。

古老的敦煌，创新的敦煌

　　莫高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既不能因为保护，将民众拒之门外；也不能为了展示，而加速莫高窟的灭亡。如何把握这两者间的平衡？2006年，数字中心成立。2014年，数字敦煌展示中心应运而生。
　　所谓的数字化敦煌，就是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汇集成电子档案，搭建出多元化、智能化的石窟文物数字资源库。目前莫高窟已有92个A级洞窟完成高分辨率数字采集与存储，其中的26个洞窟已完成整个洞窟的图像拼接，数字中心仍以每年20个洞窟的进度进行拍摄。
　　数字展示中心以高清影像将莫高窟最具特色的洞窟全部展示出来，而且局部细节进行放大，同时讲解更为细致。游客到敦煌，先看展示、再入洞窟，不仅缩短了游客进洞窟的时间，而且让观众的感受更好，对洞窟也实现了较好的保护，这是一个保护和利用双赢的办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古丝路重镇敦煌再度吸引世界的目光。“古丝绸之路孕育了敦煌。我们在历史中寻找未来，以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故宫博物院院长、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说。
　　去伊朗、去阿富汗、去吉尔吉斯斯坦……敦煌研究院的学者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研究人员扎根敦煌，循着古老壁画探寻文明交流的印记。
　　2019年11月，中国首个有关文物保护的多场耦合实验室在敦煌研究院竣工，长时间降雨、降雪、刮风等自然条件得以在实验室模拟。“文物保护进入深水区，要攻关的都是难解决的问题，研究要向纵深方向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郭青林说。
　　古老的敦煌也在变得年轻可爱。新一代莫高窟人携手科技企业，让敦煌文化以流行音乐、游戏、漫画等形态“飞入寻常百姓家”。
　　干了20多年讲解工作，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党支部书记宋淑霞“转换赛道”设计起研学课程。“孩子们穿上仿唐代半臂襦裙，走进壁画修复现场，深度感知莫高窟。希望敦煌的种子能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回顾研究院70余载历程，发展的根本在一个“人”字。从1944到2020，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1463人，前辈奠基、大家关注、一代代人甘坐冷板凳，敦煌文化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才得以步步向前。愿更多高端人才走进莫高窟，在千年敦煌找寻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