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跳出体制的实质，实际上与普通的择业无异，不过是对自己未来规划的一个选择。而“跳”的意义，代表着“官本位”不再是束缚心灵的枷锁，社会理念越来越趋于健康、开放、多元。
近几年，“跳出体制”开始成为舆论热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体制内的吸引力，正在降低，有82%的受访者认为体制内工作的优势在削弱，有过半数的受访者找工作时，已无所谓体制内外。对比起前几年同类调查统计的结果，不难发现受访者倾向于去体制外的比例越来越大。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似乎也在为数据提供例证：郎永淳、张泉灵、李小萌等著名主持人相继离开央视。回归家庭的“暖男”解释、跳出鱼缸的思维解放，一时间备受追捧。与此同时，济宁市原市长梅永红辞职加入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挂冠而去加盟乐视。有媒体统计，十八大后，已经有数十位官员辞职，多数下海经商。官员的下海，则引来了更多解读。这一次的跳出，仿佛不再是个体偶然的决定，而有着更多考量和意义，所以跳出体制，你真的敢吗？
政治经济背景的影响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量计划体制内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出现第一轮官员“下海”潮；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为新一轮官员下海创造条件。他们中的很多人成长为一代企业家，不仅在披荆斩棘中成就了自己的企业，也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被后人誉为“92派”；此外，2000年左右，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精简力度空前，加入世贸组织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再次诱发了第三轮官员下海现象的出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跳出体制与政治经济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一次对体制的反叛，又源自什么呢？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认为：“一方面，确实有市场原因，在创新、创业的大潮下，资本正经历一轮新的重新分配过程，市场上造富神话不断出现，吸引了很多人下海搏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体制内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之前这么多人考公务员，看到的不仅是工资，而是灰色收入，这是权力的作用。现在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之后，因着人的趋利性，就会越发理性地考量一个职位的价值。所以，现在出现的公务员热降温，我觉得是正常的。”正如《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民时评”所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反腐、狠抓作风，党内风气为之一新，公款吃喝、滥发福利等现象变少了，官商勾结、左右逢源的空间大大缩小。如果期待体制内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福利，一些运作事情的空间，一些不为外人道的好处，那么这种变化无疑会导致吸引力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近三年来政治风气的变化，打破了这种对体制内的幻想。”
政府点赞
虽然跳出体制后的前景未卜，但可以看到的是，政府已经投了赞成票。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尽管经济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不可避免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但要实现和维持中速增长并不容易。政府要通过“众创”运动来推动新的创业潮，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中国社会目前的企业家主体，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的下海潮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个企业家群体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创业的冲动，而逐渐演变为消费群体。也有些则因为知识结构等原因，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在接班人选择上，问题更大。二代继承人的能力遭遇质疑，职业经理人制度还未完全被市场接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一些政策工具，来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企业家。因此，政府开始鼓励包括大学、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的人再次“下海”，加入大众创业潮流，希望未来一代的很多企业家，会从这个创业运动中崛起。
刘文俭说：“经济下行可能在一些传统的方面，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在不断孕育和产生，成功者也在不断起到示范作用。这个时候才是时势造英雄。所以现在愿意去创业的人都是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予鼓励。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创新创业最好的阶段，从国家政策到社会氛围，提供了很多极其优惠和便利的条件。”
体制内外应互通
刘文俭认为：“人一生中不应该禁锢在一个领域。人们思想的创新意识增强了，要求变革，这样社会才有活力。真正有创新性的人才应该在一线，在科研一线、在生产一线、在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线，当然体制内也需要精英，但不应该像以前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样式，那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并且，体制外的人也应该有能够进入体制的渠道，应该为体制外的、富有公共服务意识、愿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精英提供走进体制内的平台。十八大提出要打破制约人才流动的壁垒。这样的流动有利于人才找到最合适的工作领域。比如国外的企业家可以到大学当教授，而这些教授是真正能培养出实用性人才的教授。教授也可以去创业，这样才可以将最新的学术成果应用于实践。每一个人总是要经过两三个岗位之后，才会觉得某一个工作相对而讲比较适合自己，这样对于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一个好事。”
人才的跨界流动应该是双向的，体制内不应总是扮演单向输出的角色。培养一个干部代价高昂，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难度还大。如果体制内精英缺乏，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就难以保证，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害无益。不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事实上只是工作性质的区别，而不应有高低之分。应该鼓励体制内外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更加灵活，使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能实现个体价值，推动行业发展。
“跳”的实质
选择跳槽，对于任何一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说，都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最重要的考量是，你到底有没有能力跳？体制内有着传统理解上的“旱涝保收”，敢于迈入市场，接受市场考验的人毕竟是少数。梅永红加入华大基因，因其曾有农业部与科技部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且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多年；丁磊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凭借的是“在汽车、高新园区和政府部门丰富的跨界经验”；张泉灵刚刚进入“创投界”，就发现投资与记者身份“有很多相似之处”。翻阅这些告别体制者的履历不难发现，体制并没有局限他们的成长，反而正是因为有了体制内积攒的经验和能力，才给予了他们跳出去的能力和勇气。
张泉灵在辞职宣言中这样说：“我要跳出去的鱼缸，不是央视，不是体制，而是我已经在慢慢凝固的思维模式。”因此，改变固有思维，迈向创新大道并不是在向体制宣战。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体制绝不能成为阻拦创新的围城，也不会成为限制个人能力发展的笼子。创新创业并不只是体制外、科技圈的事情，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私企都需要打破传统理念的禁锢，解放思想，创新创业。这样才是把创新理念放在一个核心位置上，成为引领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跳槽后的梅永红日前在河南参加华大基因研究院长垣分院挂牌活动时坦陈：“我国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仍面临诸多障碍，希望三五年后，像我这样从党政机关转岗到体制外机构，不再是新闻。”
“跳”的实质，实际上与普通的择业无异，不过是对自己未来规划的一个选择。而“跳”的意义，代表着“官本位”不再是束缚心灵的枷锁，社会理念越来越趋于健康、开放、多元。简单说，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创新，无论你在哪个位置。落后会被淘汰，无论体制内外。
尼采言：“世界围绕新价值的创造者旋转着”。翻开中国的改革史，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曾经书写了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如果要对未来做一个期许的话，希望每一个劳动者的“跳出”或“跳入”，都不是落荒而逃，而是带着勇气与能力，在时代发展的浪尖快意逐梦。
近几年，“跳出体制”开始成为舆论热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体制内的吸引力，正在降低，有82%的受访者认为体制内工作的优势在削弱，有过半数的受访者找工作时，已无所谓体制内外。对比起前几年同类调查统计的结果，不难发现受访者倾向于去体制外的比例越来越大。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似乎也在为数据提供例证：郎永淳、张泉灵、李小萌等著名主持人相继离开央视。回归家庭的“暖男”解释、跳出鱼缸的思维解放，一时间备受追捧。与此同时，济宁市原市长梅永红辞职加入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挂冠而去加盟乐视。有媒体统计，十八大后，已经有数十位官员辞职，多数下海经商。官员的下海，则引来了更多解读。这一次的跳出，仿佛不再是个体偶然的决定，而有着更多考量和意义，所以跳出体制，你真的敢吗？
政治经济背景的影响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量计划体制内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出现第一轮官员“下海”潮；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为新一轮官员下海创造条件。他们中的很多人成长为一代企业家，不仅在披荆斩棘中成就了自己的企业，也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被后人誉为“92派”；此外，2000年左右，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精简力度空前，加入世贸组织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再次诱发了第三轮官员下海现象的出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跳出体制与政治经济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一次对体制的反叛，又源自什么呢？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认为：“一方面，确实有市场原因，在创新、创业的大潮下，资本正经历一轮新的重新分配过程，市场上造富神话不断出现，吸引了很多人下海搏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体制内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之前这么多人考公务员，看到的不仅是工资，而是灰色收入，这是权力的作用。现在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之后，因着人的趋利性，就会越发理性地考量一个职位的价值。所以，现在出现的公务员热降温，我觉得是正常的。”正如《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民时评”所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反腐、狠抓作风，党内风气为之一新，公款吃喝、滥发福利等现象变少了，官商勾结、左右逢源的空间大大缩小。如果期待体制内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福利，一些运作事情的空间，一些不为外人道的好处，那么这种变化无疑会导致吸引力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近三年来政治风气的变化，打破了这种对体制内的幻想。”
政府点赞
虽然跳出体制后的前景未卜，但可以看到的是，政府已经投了赞成票。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尽管经济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不可避免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但要实现和维持中速增长并不容易。政府要通过“众创”运动来推动新的创业潮，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中国社会目前的企业家主体，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的下海潮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个企业家群体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创业的冲动，而逐渐演变为消费群体。也有些则因为知识结构等原因，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在接班人选择上，问题更大。二代继承人的能力遭遇质疑，职业经理人制度还未完全被市场接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一些政策工具，来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企业家。因此，政府开始鼓励包括大学、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的人再次“下海”，加入大众创业潮流，希望未来一代的很多企业家，会从这个创业运动中崛起。
刘文俭说：“经济下行可能在一些传统的方面，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在不断孕育和产生，成功者也在不断起到示范作用。这个时候才是时势造英雄。所以现在愿意去创业的人都是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予鼓励。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讲，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创新创业最好的阶段，从国家政策到社会氛围，提供了很多极其优惠和便利的条件。”
体制内外应互通
刘文俭认为：“人一生中不应该禁锢在一个领域。人们思想的创新意识增强了，要求变革，这样社会才有活力。真正有创新性的人才应该在一线，在科研一线、在生产一线、在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线，当然体制内也需要精英，但不应该像以前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样式，那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并且，体制外的人也应该有能够进入体制的渠道，应该为体制外的、富有公共服务意识、愿意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精英提供走进体制内的平台。十八大提出要打破制约人才流动的壁垒。这样的流动有利于人才找到最合适的工作领域。比如国外的企业家可以到大学当教授，而这些教授是真正能培养出实用性人才的教授。教授也可以去创业，这样才可以将最新的学术成果应用于实践。每一个人总是要经过两三个岗位之后，才会觉得某一个工作相对而讲比较适合自己，这样对于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一个好事。”
人才的跨界流动应该是双向的，体制内不应总是扮演单向输出的角色。培养一个干部代价高昂，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难度还大。如果体制内精英缺乏，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就难以保证，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害无益。不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事实上只是工作性质的区别，而不应有高低之分。应该鼓励体制内外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更加灵活，使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能实现个体价值，推动行业发展。
“跳”的实质
选择跳槽，对于任何一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说，都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最重要的考量是，你到底有没有能力跳？体制内有着传统理解上的“旱涝保收”，敢于迈入市场，接受市场考验的人毕竟是少数。梅永红加入华大基因，因其曾有农业部与科技部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且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多年；丁磊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凭借的是“在汽车、高新园区和政府部门丰富的跨界经验”；张泉灵刚刚进入“创投界”，就发现投资与记者身份“有很多相似之处”。翻阅这些告别体制者的履历不难发现，体制并没有局限他们的成长，反而正是因为有了体制内积攒的经验和能力，才给予了他们跳出去的能力和勇气。
张泉灵在辞职宣言中这样说：“我要跳出去的鱼缸，不是央视，不是体制，而是我已经在慢慢凝固的思维模式。”因此，改变固有思维，迈向创新大道并不是在向体制宣战。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体制绝不能成为阻拦创新的围城，也不会成为限制个人能力发展的笼子。创新创业并不只是体制外、科技圈的事情，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私企都需要打破传统理念的禁锢，解放思想，创新创业。这样才是把创新理念放在一个核心位置上，成为引领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跳槽后的梅永红日前在河南参加华大基因研究院长垣分院挂牌活动时坦陈：“我国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仍面临诸多障碍，希望三五年后，像我这样从党政机关转岗到体制外机构，不再是新闻。”
“跳”的实质，实际上与普通的择业无异，不过是对自己未来规划的一个选择。而“跳”的意义，代表着“官本位”不再是束缚心灵的枷锁，社会理念越来越趋于健康、开放、多元。简单说，这个社会需要的是创新，无论你在哪个位置。落后会被淘汰，无论体制内外。
尼采言：“世界围绕新价值的创造者旋转着”。翻开中国的改革史，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曾经书写了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如果要对未来做一个期许的话，希望每一个劳动者的“跳出”或“跳入”，都不是落荒而逃，而是带着勇气与能力，在时代发展的浪尖快意逐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