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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小汽车要上牌照，这是常识；但马车、自行车也要上牌照，却少为人知。在汽车尚属“稀有物种”的年代，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马车、自行车曾经风光无限。甚至可以说，如今针对机动车的各种管理办法，恰恰是脱胎于当年对马车、自行车的管理方案。
赶大车的记忆
一提起电影《青松岭》主题歌中的歌词“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很多人都还记得，并能哼上几句，而提起上世纪50年代赶大车（马车）还需要行车执照，很多人都不相信，但那个时候赶大车确实就像现在驾驶汽车一样是要有执照的。
那时，山东高密农村尚处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单干与互助劳动相结合阶段，马车（包括土地、农具）属私有，故车主一栏落的是私人姓名。马车的管理部门是税务局。在当时个人能置办得起一辆马车，是相当值得骄傲的事。赶着马车在大街小巷一走，马铃儿响叮当，马蹄儿咯哒响，会引来许多嫉妒和羡慕的眼光。娶媳妇时，谁家能用得上马车，就算给足了面子。马和牛对于靠种地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可谓是命根子，被视为是发家致富的资本。年三十，他们在大门上贴门神、在屋内墙上贴财神摆供桌，也会毕恭毕敬地在马棚或牛棚里（饲料槽处）贴上一张“马王、牛王”的神像，焚烧上一点纸钱，以祈求牲畜繁衍兴旺、没灾没病。马背上的鞍子也被视为是吉祥物，新媳妇进门，要跨马鞍，叫跨“鞍门”，鞍与平安的“安”谐音，跨过“鞍门”，寓意一生会平平安安；再有一个寓意就是“新人跨鞍门，就是自己人”。
至1954年，高密农村成立初级社时，马车仍归私有，牲口私养公用，使役记工。社员入社要经介绍人证明，缴纳入社费和社股，股金数额根据个人财力而定，多少不限，入社人员发给社员证。
到了1955年，成立了高级社，走集体化道路，马车折价入社，归集体所有，社里设置有管理部门（饲养大队），每个生产队里都配有专职饲养员。给生产队赶大车的，被人喊作“车把式”、“赶牲口的”、“马夫”、“车老板”，他们拿队里最高劳力的工分（为10分制，年底按生产队总收入平均折价分红）。其主要靠在外面四处揽活干，一接到有活的通知就出车，如给棉花加工厂拉棉花包、到窑上拉砖、往粮管所送粮、给各供销社拉物资、运煤等，所得的装卸费可落入个人腰包，当地人管这叫“拉脚”。拉完活拿着单据到生产队会计处计工分，会计再开出发票去各单位结账。外面没有活干了，就为生产队拉土送粪。
这一时期，出门在外照样需要证。只是马车的管理权已由税务局移交给了公路局，公路局对办了证的马车按月收取养路费。
马车上路定有若干规定，如之一：车辆如超载，除持公路管理机关许可证明外，日间行驶须悬挂红旗、夜间须悬挂红灯标志，夜间出行必须点灯，所用的灯有铜制、铝制和铁制的，分进口（德国造）和国产两种，燃煤油，灯盏有提梁、带玻璃罩，可防风，俗称“马灯”；之二：马车经过行人稠密地及桥梁、弯路、陡坡、狭路、横过铁路或与汽车相遇时，驾驶人应下车牵引牲口，以防惊弛。其中有一条规定是行进中驾驶人应注意掌握牲畜，不得在车上睡觉。马和骡子的性子较为躁烈，行进的步伐不怎么稳定，驾驶人在驾驭过程中，相对来说处于警觉状态，不敢也抽不出时间来偷懒打瞌睡。而驾驶驴车，则悠哉乐哉得多了，调教好的驴脾性温顺，习惯慢腾腾跟在别的车辆后面走，自己还认路，出门后，不用赶车人管顾，能照原路走回家。
拉车的骡、马也有专业称呼，一匹在后头、脊背上驮着大车的两根车杆，叫“驾辕马”，一匹在前面拉绳套，叫“拉梢儿的”，为加大拉动力量，有时前面还可多加一匹或是两匹拉梢儿的马或骡。那时街头上，常能看见给马、骡、驴掌蹄铁的摊位，集市上常能遇见卖皮鞭、笼头和车马挽具的摊位，乡间有专门制作车盘框架及木轱辘的店铺。那时车框架多用的是国槐、刺槐；车轱辘所用木料为柿木，顶拉耐磨；车轴用的是檀木、柞木、刺槐，这些木料比较结实坚硬，抗震性能强，不易断裂。跑山路时，有的木轮还要钉上铁皮或是胶皮，以减缓石头块的磕碰。以后则改用胶轮（即汽轮），胶带有从国外进口的，如德国产的“S”带，有国内等地生产的，如上海产的“白毛女”牌胶带等。
至上世纪70年代初，遵照上级的号召“解放体力劳动”，县运输公司取消了马车，改用机械车辆，有拖拉机、汽车、三轮车等。不会驾驶机械车辆的人，则被分到了搬运队或是汽车修理厂。
自行车的回想
自行车为舶来品，据史料记载，自行车最早（17世纪末）是由法国人发明的，为木制，结构简单，靠两只脚蹬地助跑。后英国人加以机械改造，让双脚离开地面，以轮齿钩挂链条脚踏带动前后两车轮，设计出新自行车车型。其引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清朝末年，名为“脚踏车”、亦称为“单车”，民国时期得以推广，成为代步的主要工具，并针对其出行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规定购置自行车之后，要到当地的警察所核实身份、办理登记手续，取得行车执照，方可上路行驶。
那个时候，多引进的是德国和英国生产的自行车，使用者多系政府公务部门及工商业户和地主，普通百姓尚不具购买力。自行车上配带有手推式气筒、电喇叭和照明灯，照明电源依靠一个小电瓶与车内圈磨擦产生，制造先进。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制造出了第一批国产品牌的自行车，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天津产的“飞鸽”牌、上海产的“永久”牌、山东青岛产的“大国防”、“小国防”牌等。车子有直梁和弯梁，弯梁适合女性驾骑，充分考虑到女性身着衣裙时的合体和美观，名“坤车”。
这一时期自行车虽说达到了自产，但对于家境不是很宽裕的人来说，想要购买一辆仍有一定的困难，而农村只有副业搞得比较好的大队才有那么一辆或是两辆，用于跑外、联系业务，谁有事谁使，叫“公车子”。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始，自行车才陆续进入平常百姓家，在迎来送往的场合中扮演起引领新潮流的角色。如结婚时用自行车带媳妇，被看做是一件很风光的事。也是在这一时期，自行车还被比喻为年轻人结婚必备的“三大件”之一，另外两件是缝纫机和手表。
为适合农村使用，青岛自行车厂还出产了一种“大金鹿”牌自行车（为第二批、其中含“小金鹿”）。这种车子不光有手闸，还有脚闸，梁、架、轮子和后座比一般车子要粗大，适合走坑坑洼洼的土路，载重量大，深受农民的喜爱。
那时对自行车的管理较为严格，买到自行车以后，要带着户口证明、村里介绍信、买车的发票，到公安部门办理自行车行车执照、领取车牌，如果是在自由市场买的，还要带工商交易证。管理人员会在车的脚踏处、车把上，用小锤敲上钢印号码。车子丢失了，可依据号码寻找，有一定的保险性。车子每年一审，要交验证费，后期验证，还发给一个印有自行车图案和标有“验”字的三角形小牌，上面带着圆环，可套挂车钥匙，有点像纪念品。
上世纪90年代末，自行车渐疏管理，那些车牌和钢印统统尘封进了记忆的仓库。进入21世纪，自行车浩浩荡荡的王牌大军地位被越来越多的机动车所取代，曾经辉煌一时的自行车，成为街头巷尾的散兵游勇，只有面对着一排排机动车排放的尾气望“影”兴叹了。
赶大车的记忆
一提起电影《青松岭》主题歌中的歌词“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很多人都还记得，并能哼上几句，而提起上世纪50年代赶大车（马车）还需要行车执照，很多人都不相信，但那个时候赶大车确实就像现在驾驶汽车一样是要有执照的。
那时，山东高密农村尚处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单干与互助劳动相结合阶段，马车（包括土地、农具）属私有，故车主一栏落的是私人姓名。马车的管理部门是税务局。在当时个人能置办得起一辆马车，是相当值得骄傲的事。赶着马车在大街小巷一走，马铃儿响叮当，马蹄儿咯哒响，会引来许多嫉妒和羡慕的眼光。娶媳妇时，谁家能用得上马车，就算给足了面子。马和牛对于靠种地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可谓是命根子，被视为是发家致富的资本。年三十，他们在大门上贴门神、在屋内墙上贴财神摆供桌，也会毕恭毕敬地在马棚或牛棚里（饲料槽处）贴上一张“马王、牛王”的神像，焚烧上一点纸钱，以祈求牲畜繁衍兴旺、没灾没病。马背上的鞍子也被视为是吉祥物，新媳妇进门，要跨马鞍，叫跨“鞍门”，鞍与平安的“安”谐音，跨过“鞍门”，寓意一生会平平安安；再有一个寓意就是“新人跨鞍门，就是自己人”。
至1954年，高密农村成立初级社时，马车仍归私有，牲口私养公用，使役记工。社员入社要经介绍人证明，缴纳入社费和社股，股金数额根据个人财力而定，多少不限，入社人员发给社员证。
到了1955年，成立了高级社，走集体化道路，马车折价入社，归集体所有，社里设置有管理部门（饲养大队），每个生产队里都配有专职饲养员。给生产队赶大车的，被人喊作“车把式”、“赶牲口的”、“马夫”、“车老板”，他们拿队里最高劳力的工分（为10分制，年底按生产队总收入平均折价分红）。其主要靠在外面四处揽活干，一接到有活的通知就出车，如给棉花加工厂拉棉花包、到窑上拉砖、往粮管所送粮、给各供销社拉物资、运煤等，所得的装卸费可落入个人腰包，当地人管这叫“拉脚”。拉完活拿着单据到生产队会计处计工分，会计再开出发票去各单位结账。外面没有活干了，就为生产队拉土送粪。
这一时期，出门在外照样需要证。只是马车的管理权已由税务局移交给了公路局，公路局对办了证的马车按月收取养路费。
马车上路定有若干规定，如之一：车辆如超载，除持公路管理机关许可证明外，日间行驶须悬挂红旗、夜间须悬挂红灯标志，夜间出行必须点灯，所用的灯有铜制、铝制和铁制的，分进口（德国造）和国产两种，燃煤油，灯盏有提梁、带玻璃罩，可防风，俗称“马灯”；之二：马车经过行人稠密地及桥梁、弯路、陡坡、狭路、横过铁路或与汽车相遇时，驾驶人应下车牵引牲口，以防惊弛。其中有一条规定是行进中驾驶人应注意掌握牲畜，不得在车上睡觉。马和骡子的性子较为躁烈，行进的步伐不怎么稳定，驾驶人在驾驭过程中，相对来说处于警觉状态，不敢也抽不出时间来偷懒打瞌睡。而驾驶驴车，则悠哉乐哉得多了，调教好的驴脾性温顺，习惯慢腾腾跟在别的车辆后面走，自己还认路，出门后，不用赶车人管顾，能照原路走回家。
拉车的骡、马也有专业称呼，一匹在后头、脊背上驮着大车的两根车杆，叫“驾辕马”，一匹在前面拉绳套，叫“拉梢儿的”，为加大拉动力量，有时前面还可多加一匹或是两匹拉梢儿的马或骡。那时街头上，常能看见给马、骡、驴掌蹄铁的摊位，集市上常能遇见卖皮鞭、笼头和车马挽具的摊位，乡间有专门制作车盘框架及木轱辘的店铺。那时车框架多用的是国槐、刺槐；车轱辘所用木料为柿木，顶拉耐磨；车轴用的是檀木、柞木、刺槐，这些木料比较结实坚硬，抗震性能强，不易断裂。跑山路时，有的木轮还要钉上铁皮或是胶皮，以减缓石头块的磕碰。以后则改用胶轮（即汽轮），胶带有从国外进口的，如德国产的“S”带，有国内等地生产的，如上海产的“白毛女”牌胶带等。
至上世纪70年代初，遵照上级的号召“解放体力劳动”，县运输公司取消了马车，改用机械车辆，有拖拉机、汽车、三轮车等。不会驾驶机械车辆的人，则被分到了搬运队或是汽车修理厂。
自行车的回想
自行车为舶来品，据史料记载，自行车最早（17世纪末）是由法国人发明的，为木制，结构简单，靠两只脚蹬地助跑。后英国人加以机械改造，让双脚离开地面，以轮齿钩挂链条脚踏带动前后两车轮，设计出新自行车车型。其引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清朝末年，名为“脚踏车”、亦称为“单车”，民国时期得以推广，成为代步的主要工具，并针对其出行出台了专门的管理办法，规定购置自行车之后，要到当地的警察所核实身份、办理登记手续，取得行车执照，方可上路行驶。
那个时候，多引进的是德国和英国生产的自行车，使用者多系政府公务部门及工商业户和地主，普通百姓尚不具购买力。自行车上配带有手推式气筒、电喇叭和照明灯，照明电源依靠一个小电瓶与车内圈磨擦产生，制造先进。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制造出了第一批国产品牌的自行车，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天津产的“飞鸽”牌、上海产的“永久”牌、山东青岛产的“大国防”、“小国防”牌等。车子有直梁和弯梁，弯梁适合女性驾骑，充分考虑到女性身着衣裙时的合体和美观，名“坤车”。
这一时期自行车虽说达到了自产，但对于家境不是很宽裕的人来说，想要购买一辆仍有一定的困难，而农村只有副业搞得比较好的大队才有那么一辆或是两辆，用于跑外、联系业务，谁有事谁使，叫“公车子”。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始，自行车才陆续进入平常百姓家，在迎来送往的场合中扮演起引领新潮流的角色。如结婚时用自行车带媳妇，被看做是一件很风光的事。也是在这一时期，自行车还被比喻为年轻人结婚必备的“三大件”之一，另外两件是缝纫机和手表。
为适合农村使用，青岛自行车厂还出产了一种“大金鹿”牌自行车（为第二批、其中含“小金鹿”）。这种车子不光有手闸，还有脚闸，梁、架、轮子和后座比一般车子要粗大，适合走坑坑洼洼的土路，载重量大，深受农民的喜爱。
那时对自行车的管理较为严格，买到自行车以后，要带着户口证明、村里介绍信、买车的发票，到公安部门办理自行车行车执照、领取车牌，如果是在自由市场买的，还要带工商交易证。管理人员会在车的脚踏处、车把上，用小锤敲上钢印号码。车子丢失了，可依据号码寻找，有一定的保险性。车子每年一审，要交验证费，后期验证，还发给一个印有自行车图案和标有“验”字的三角形小牌，上面带着圆环，可套挂车钥匙，有点像纪念品。
上世纪90年代末，自行车渐疏管理，那些车牌和钢印统统尘封进了记忆的仓库。进入21世纪，自行车浩浩荡荡的王牌大军地位被越来越多的机动车所取代，曾经辉煌一时的自行车，成为街头巷尾的散兵游勇，只有面对着一排排机动车排放的尾气望“影”兴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