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曾国藩与李元度的关系向来是学者们关注的兴趣点之一，过去很多人对此缺乏客观的认识，都以为曾国藩三参李元度对李不公，因此多罪曾而同情李。而对曾国藩的所作所为背后的深意却缺乏历史的分析。其实，只要认真分析二人的关系渊源，不难探究其中的奥秘。
相交于患难之中
1853年1月，刚刚奉命赶赴长沙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的曾国藩，有一天收到一封信。曾国藩打开一看，只见洋洋洒洒数千言，多涉兵略战守机宜，对于从未领过兵打过仗的曾国藩来说，这真是一篇好文章。欣喜之余，他才留心去看写这书信的作者，只见上面署的是“罗江布衣”。显然这是一个假名。
出于对这个罗江布衣的才识的赏识，曾国藩决定要找到这个人。通过一番细细打探，曾国藩终于得知这个罗江布衣原是湖南平江人李元度。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四父丧父，家境贫寒，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其才学早为时人所称颂。
1854年1月，湖北田家镇被太平军攻占，湖南局势相应发生急剧变化，江西、安徽的几座重要城市也相继失守，朝廷屡饬曾国藩率湘军救援，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给李元度写信，情真意切地希望他前来相助。
此时的李元度早到了郴州。
好在李元度收到曾国藩的信，也告知自己将于10月经过衡州。
曾国藩立即复信，恳请他“即日束装来衡，筹商一切”，即使“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
被曾国藩的真诚相邀打动，李元度收到信后，于一个月后即带所部兵勇从郴州赶到衡阳，自此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幕僚。
在曾国藩众多的幕僚中，李元度与他的相交堪称患难之交。
1854年4月，曾国藩轻信人言出兵靖港，遭受惨败，羞愧交加，欲投水自杀，被李元度和另一随从章寿麟救起。
获救后，曾国藩上奏朝廷，自请降罪。
不久，朝廷降旨：“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中，仍赶紧督勇剿贼，戴罪自效。”
革职事小，然而，对曾国藩至关重要的“专折上奏”的权力也随之被剥夺了。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显然十分不利。李元度对曾国藩说，这意味着曾国藩与皇帝的直接沟通渠道断绝了。万一朝野对曾氏和湘军说三道四，曾国藩连说话解释的权力都没有。
这时李元度早已替他草拟了一份奏疏，向朝廷索要这个“专折上奏”权。然而，此时此刻向朝廷要权，弄不好会招致更大的麻烦，故而曾国藩举棋不定，不敢决断。李元度反复劝说曾国藩下定决心上折，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曾国藩感其诚，就以李元度的折稿为底本，反复斟酌修改后，以密折形式呈上。出乎意料的是，朝廷竟然允准，这样，曾国藩的专折上奏权得以保留。
经过这一次之后，曾国藩对李元度更加信任，两人同吃、同住，几乎无话不谈。李元度很快在曾国藩的保举下开始了仕宦生涯，做了知县并加内阁中书衔。
1854年6月，曾国藩开始东征，半年时间里先后收复岳阳、武昌、田家镇、黄梅等重镇。随即进入江西，率水师在鄱阳湖与太平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是役，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为外江和内湖两块，曾国藩的座船也落入太平军手中。
遭受惨败后的曾国藩再次投水自尽，也再一次被李元度等部下救起。并把他护送至罗泽南军中。
此后，曾国藩一度受困江西达一年之久。很多幕僚见局势不妙，纷纷离去。有一段时间，曾国藩身边只剩下了李元度等少数几个亲信幕僚，情形悲苦之至。
为了扭转江西战局，李元度奉命回平江募集一军，以解江西之困。
咸丰七年，曾国藩抛下湘军将领，回乡奔丧。在此期间，李元度在浙江巡抚王有龄的保举下，升为浙江温处道员。
在乡闲居的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十分不悦。静思之际，曾国藩固然以为李元度是改换门庭，但他意识到自己有愧于李，是自己保举不力所致。因此，他在给九弟的信中表示：“使次青去乡从军者，皆因不才而出也。若得东路大定，次青归来，握手痛谈，此心庶几少释耳。弟在吉，宜以书常致次青。余前有信求润公保之。闻润公近解万金至贵溪，奏派次青防浙一路，张皇而提挈之，次青于是乎增辉矣。”
与此同时，他也写信给李元度，坦陈心迹：
江西军务，刻不去怀，所以奏请终制者，实以夺情两次，乃有百世莫改之愆，至所自愧感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皆有亟不忘者。前年困守江西，贼氛环逼，雪琴之芒鞋徒步，千里赴援，足下之力支东路，隐然巨镇。鄙人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足下与雪琴二人。
等到曾国藩再度复出，获署两江总督之后，又奏请改调李元度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这样，李元度又重回湘军。
学诸葛一参李元度
1860年9月，太平军李世贤部攻打宁国、徽州。
徽州是皖南名城，守城者是副都御史张芾。但张芾对军事很陌生，面对汹涌而至的太平军惊恐无状，连连向曾国藩求救。而身为徽宁池太广道员的李元度主动请缨，因徽州是其辖地，理应出面救援。
李元度作为文人带兵多年，却胜少败多，曾国藩对他身上的书生气放心不下。但鉴于李元度立功心切，曾国藩也有心成全，于是临行前与之约法五章：
第一戒浮，不用好说大话而无打仗经验的文人；第二戒自负，切莫自视过高，师心自用；第三戒滥，保举要有节制；第四戒反复，不要意气用事，朝令夕改；第五戒引用私人。
李元度率其新募平江勇于8月14日抵达徽州，25日城就被李世贤部攻下，李元度弃城逃跑。
这时，曾国藩十分后悔，明知李元度不是独当一面的将才，却让其担当重任。徽州失守，导致安徽局势十分危急，太平军乘胜直奔曾国藩所在的祁门老营。
刚开始，曾国藩还十分担心李元度的安危生死，但徽州城破十天后，曾国藩收到了李元度的信，知道他没有死。这反而使曾国藩对李元度弃城而逃的行为十分气愤，认为他“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按照常规，这种行为必然会受到惩处。于是，曾国藩亲拟奏折，“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
当时，祁门老营中的不少幕僚都替李元度说情，这中间还发生一段插曲。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见劝说不了曾国藩，表示宁愿离开祁门，也拒绝拟稿。
后世学者也都认为曾国藩在参劾李元度一事上做得太过分了。其实，人们不知道，像李元度这样弃城逃跑并非小事，按大清律例，守城主将应当与城池共存亡。与徽州同时失守的宁国，守将周天受死守宁国七十余天，援尽粮绝，城破之后以身殉职。而李元度仅仅只守了一昼夜。这样鲜明的对比反差，怎能让人心服？即使曾国藩不参他，又怎么可能保证湘军之外其他官员不参劾他？与其让别人来参劾，不如自己主动参劾，否则到时曾国藩就被动了。弄得不好，曾国藩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弃前情再参李元度
曾国藩一纸奏折，让李元度丢职归乡。
1861年，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请李元度在湖南组建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名曰“安越军”，由平江、通城东援浙江。李元度一路追击太平军李秀成部到江西瑞州，得以官复原职，加布政使衔；随后率军入浙，配合左宗棠将李世贤所部击溃，得以补授浙江按察使。
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看到上谕后，当即上了一道奏折，参劾李元度三条罪状：一是冒禀邀功；二是徽州丢失后，不候讯结，自行回籍，又不候批禀，擅自赴浙；三是赴浙途中节节逗留，有负浙省期望。请旨革去其职，交左宗棠差遣。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已今非昔比，他说一句，朝廷就批一句。这样，李元度再次丢官。从这里可以分明看出，曾国藩之所以一参再参，关键原因恐怕还在于李元度再次改换门庭。
如果说徽州失守，身为统帅的曾国藩不能不参的话；那么，这一次，曾国藩又遇到了一个不能不参。
站在曾国藩的角度来看，李元度和他关系非同一般，在第二度丁忧期间，曾国藩已然后悔没能用力保举李元度，故采取了多种措施补救。一是写信向李致歉；二是嘱九弟多多联络李；三是拜托胡林翼大力保举；四是与李约为亲家。总之，主要目的还是想把他团结在湘军内部。
那么，徽州失守后，李元度自应向曾国藩表示一个意思，认错也好，道歉也好，或者回到湘军大营也好，曾国藩都不至于不通人情。令曾氏恼火的是，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另树一帜，既不主动向曾国藩致歉，反而另标“安越军”旗帜，再次投入到自己的政敌身边去了。
仍有很多人怪曾国藩做得太绝。其实我倒以为是李元度处事不当。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李元度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使得他从心底里不愿意李元度弃之而去。然而，书生意气的李元度哪里懂得曾国藩的内心？再则，曾国藩这样做，还有借惩治李元度来告诫其他人，防止别人效仿李元度之意。
曾国藩之所以请旨要将李元度交左宗棠差遣，这里大有深意，实则还是想把他拉回到身边，以免他被王有龄所用。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再一次上了一首《密陈参劾陈由立、郑魅士、李元度三将之由片》。曾老九看到阿兄的这道密片后，立即写信表示不同意将李与陈、郑并列而参。
顺便说一下，陈由立是离开鲍超投靠河南巡抚去了，郑魅士是离开福济去了江南大营。可见，曾氏将他们三人并列，就是基于同一个原由，都算是改换门庭。
所以曾氏在密片中以春秋季文子不纳莒仆、石祁子不保猛获为例，指出“叛于本国”之人，“断难忠于他邦”。曾氏是因一个“忠”字而参。
而在给别人的书信中，曾氏更将李元度的做法视为“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是典型的恩将仇报。
曾氏的这种做法首先遭到了老九的反对，因为李元度和陈、郑二人确实不能同日而语。曾、李不仅都是湘人，又是老友，更兼是患难之交。另外，此时一心想拉拢李元度的王有龄也已死去。读了老九的信，曾氏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心内颇生悔意，觉得大负李元度，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唯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次青非常之才，带勇虽非所长，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兄在外数年，独惭无以对渠……但得次青生还与兄相见，则同甘苦患难诸人中，尚不至留莫大之愧歉耳”。“余未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沦下位，至今以为大愧大恨之事”。字里行间里流露出来的都是真诚的愧悔。
因此，曾氏一生只觉得对不起李元度一个人，他叫两个弟弟为他设法挽回。
真诚愧悔泯恩仇
曾国藩何尝不知道李元度是在他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前后态度之所以悬若霄壤，究其原因则主要由私情而起。
私情引起的愧恨，自然也只好以私情来设法挽回。
这就是与李元度约成婚姻，“以申永好”。
但是，早在1858年，李元度的两个儿子都已定聘，而曾老九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过于悬殊，一直到曾国藩去世数年之后，曾纪泽的抚子即纪鸿的四子曾广铨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秦晋之好，算是圆了曾国藩生前的梦。
不过，李元度虽然屡遭老友曾国藩的弹劾，心有怨望，然而在曾国藩在世之时，因为看到了曾国藩真诚的悔歉，所有恩怨早就一笑泯之。两人后来长期通信联系，互致关怀。
1866年，贵州苗民事变，李元度再度官复原职，两年间因功授云南按察使，不久又被川督参劾，于是，李元度干脆称病开缺回籍，以平常的心态潜心学问，“奉亲著书，极孝友文章之乐”。
这一年，李元度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后，李写信并将书稿寄给曾国藩，向他索序。此书受到曾国藩的高度推崇，预料“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
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写了十二首诗以寄悼念，诗中对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
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
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这首诗，对我们认识曾、李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帮助。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分析出李元度的“前期我负公”：
一是报喜不报忧：“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足下”即指李元度，曾国藩在信中当面与他说，断不会有假。
二是能说不能做：“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几之意。”
三是冒禀军功：“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余，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余；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余人，老长发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
四是冒用“贱衔”：“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当日，江西民众乐于“从贼”，群相呼应。李元度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从贼”的绅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辱及先人”之举大为不妥，必为“有识所笑”，故加以劝阻。
五是不遵军规：曾国藩所治湘军，有三“宜”之法，屡教于各统领，分别是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他认为：“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而李元度治下的平江勇却迥然有别，曾国藩指出：“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
李元度在曾国藩身边历时最长，不可能不知道曾国藩治军之法，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违背曾国藩选拔将官不限地域而立足于基层的做法，只用平江人做将官，实行地域歧视，导致临险则乱，也破坏了湘军的规矩。
六是不听军令：李世贤围城之时，曾国藩曾指示李元度：“贼若围城，坚守六日，霆营援兵必到。”坚守六天对于任何一支湘军来说，要求都不算很高，况且徽州地理形势也并非不可守。曾国藩事后总结李元度失败的教训时就指出：“必待战（败）之后，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贼已来扑，士气已馁，军械已失，岂复能坚守哉！”李元度倘能严守曾氏教戒与军令，立定脚跟，不浪战以求胜，不侥幸以邀功，面对李世贤的挑战，只要经受其“诱惑”不出战，即可完成守城任务，不至于弄到整个战局不可收拾的地步。
七是文过饰非，毫无悔意。徽州城破的第二天日，在逃亡途中，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并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相反他首先想到的是推卸责任，强词夺理，他哪里想到曾国藩此时正在替他的安危担心。更有甚者，李元度把逃亡当做游荡，逍遥了大半个月，才满不在乎地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不做自我批评，一味避责。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表示出一丝悔意。
如此种种，足见曾国藩对李元度的不满，并非全是曾国藩的原因，归根到底完全是李元度自承“前期我负公”并非虚言。
胡林翼对李元度的评价相对来说更为客观，他对人说：“（李元度）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李次青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所恨多恶人，所爱非才士；可为参谋，不可治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元度的弊病所在。
当然，有人会说，“前期我负公”的后半句应是“后期公负我”，但李元度是断断不敢说出这后半句的。不是说他没胆量，也不是说他宽容，而是他不能无视于事实。
相交于患难之中
1853年1月，刚刚奉命赶赴长沙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的曾国藩，有一天收到一封信。曾国藩打开一看，只见洋洋洒洒数千言，多涉兵略战守机宜，对于从未领过兵打过仗的曾国藩来说，这真是一篇好文章。欣喜之余，他才留心去看写这书信的作者，只见上面署的是“罗江布衣”。显然这是一个假名。
出于对这个罗江布衣的才识的赏识，曾国藩决定要找到这个人。通过一番细细打探，曾国藩终于得知这个罗江布衣原是湖南平江人李元度。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四父丧父，家境贫寒，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其才学早为时人所称颂。
1854年1月，湖北田家镇被太平军攻占，湖南局势相应发生急剧变化，江西、安徽的几座重要城市也相继失守，朝廷屡饬曾国藩率湘军救援，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给李元度写信，情真意切地希望他前来相助。
此时的李元度早到了郴州。
好在李元度收到曾国藩的信，也告知自己将于10月经过衡州。
曾国藩立即复信，恳请他“即日束装来衡，筹商一切”，即使“不能从我东下，亦聊可临歧相送，惠我至言，无任翘企”。
被曾国藩的真诚相邀打动，李元度收到信后，于一个月后即带所部兵勇从郴州赶到衡阳，自此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幕僚。
在曾国藩众多的幕僚中，李元度与他的相交堪称患难之交。
1854年4月，曾国藩轻信人言出兵靖港，遭受惨败，羞愧交加，欲投水自杀，被李元度和另一随从章寿麟救起。
获救后，曾国藩上奏朝廷，自请降罪。
不久，朝廷降旨：“着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中，仍赶紧督勇剿贼，戴罪自效。”
革职事小，然而，对曾国藩至关重要的“专折上奏”的权力也随之被剥夺了。这对于曾国藩来说显然十分不利。李元度对曾国藩说，这意味着曾国藩与皇帝的直接沟通渠道断绝了。万一朝野对曾氏和湘军说三道四，曾国藩连说话解释的权力都没有。
这时李元度早已替他草拟了一份奏疏，向朝廷索要这个“专折上奏”权。然而，此时此刻向朝廷要权，弄不好会招致更大的麻烦，故而曾国藩举棋不定，不敢决断。李元度反复劝说曾国藩下定决心上折，并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曾国藩感其诚，就以李元度的折稿为底本，反复斟酌修改后，以密折形式呈上。出乎意料的是，朝廷竟然允准，这样，曾国藩的专折上奏权得以保留。
经过这一次之后，曾国藩对李元度更加信任，两人同吃、同住，几乎无话不谈。李元度很快在曾国藩的保举下开始了仕宦生涯，做了知县并加内阁中书衔。
1854年6月，曾国藩开始东征，半年时间里先后收复岳阳、武昌、田家镇、黄梅等重镇。随即进入江西，率水师在鄱阳湖与太平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是役，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为外江和内湖两块，曾国藩的座船也落入太平军手中。
遭受惨败后的曾国藩再次投水自尽，也再一次被李元度等部下救起。并把他护送至罗泽南军中。
此后，曾国藩一度受困江西达一年之久。很多幕僚见局势不妙，纷纷离去。有一段时间，曾国藩身边只剩下了李元度等少数几个亲信幕僚，情形悲苦之至。
为了扭转江西战局，李元度奉命回平江募集一军，以解江西之困。
咸丰七年，曾国藩抛下湘军将领，回乡奔丧。在此期间，李元度在浙江巡抚王有龄的保举下，升为浙江温处道员。
在乡闲居的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十分不悦。静思之际，曾国藩固然以为李元度是改换门庭，但他意识到自己有愧于李，是自己保举不力所致。因此，他在给九弟的信中表示：“使次青去乡从军者，皆因不才而出也。若得东路大定，次青归来，握手痛谈，此心庶几少释耳。弟在吉，宜以书常致次青。余前有信求润公保之。闻润公近解万金至贵溪，奏派次青防浙一路，张皇而提挈之，次青于是乎增辉矣。”
与此同时，他也写信给李元度，坦陈心迹：
江西军务，刻不去怀，所以奏请终制者，实以夺情两次，乃有百世莫改之愆，至所自愧感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皆有亟不忘者。前年困守江西，贼氛环逼，雪琴之芒鞋徒步，千里赴援，足下之力支东路，隐然巨镇。鄙人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足下与雪琴二人。
等到曾国藩再度复出，获署两江总督之后，又奏请改调李元度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这样，李元度又重回湘军。
学诸葛一参李元度
1860年9月，太平军李世贤部攻打宁国、徽州。
徽州是皖南名城，守城者是副都御史张芾。但张芾对军事很陌生，面对汹涌而至的太平军惊恐无状，连连向曾国藩求救。而身为徽宁池太广道员的李元度主动请缨，因徽州是其辖地，理应出面救援。
李元度作为文人带兵多年，却胜少败多，曾国藩对他身上的书生气放心不下。但鉴于李元度立功心切，曾国藩也有心成全，于是临行前与之约法五章：
第一戒浮，不用好说大话而无打仗经验的文人；第二戒自负，切莫自视过高，师心自用；第三戒滥，保举要有节制；第四戒反复，不要意气用事，朝令夕改；第五戒引用私人。
李元度率其新募平江勇于8月14日抵达徽州，25日城就被李世贤部攻下，李元度弃城逃跑。
这时，曾国藩十分后悔，明知李元度不是独当一面的将才，却让其担当重任。徽州失守，导致安徽局势十分危急，太平军乘胜直奔曾国藩所在的祁门老营。
刚开始，曾国藩还十分担心李元度的安危生死，但徽州城破十天后，曾国藩收到了李元度的信，知道他没有死。这反而使曾国藩对李元度弃城而逃的行为十分气愤，认为他“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按照常规，这种行为必然会受到惩处。于是，曾国藩亲拟奏折，“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以示惩儆”。
当时，祁门老营中的不少幕僚都替李元度说情，这中间还发生一段插曲。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见劝说不了曾国藩，表示宁愿离开祁门，也拒绝拟稿。
后世学者也都认为曾国藩在参劾李元度一事上做得太过分了。其实，人们不知道，像李元度这样弃城逃跑并非小事，按大清律例，守城主将应当与城池共存亡。与徽州同时失守的宁国，守将周天受死守宁国七十余天，援尽粮绝，城破之后以身殉职。而李元度仅仅只守了一昼夜。这样鲜明的对比反差，怎能让人心服？即使曾国藩不参他，又怎么可能保证湘军之外其他官员不参劾他？与其让别人来参劾，不如自己主动参劾，否则到时曾国藩就被动了。弄得不好，曾国藩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弃前情再参李元度
曾国藩一纸奏折，让李元度丢职归乡。
1861年，浙江巡抚王有龄奏请李元度在湖南组建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名曰“安越军”，由平江、通城东援浙江。李元度一路追击太平军李秀成部到江西瑞州，得以官复原职，加布政使衔；随后率军入浙，配合左宗棠将李世贤所部击溃，得以补授浙江按察使。
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看到上谕后，当即上了一道奏折，参劾李元度三条罪状：一是冒禀邀功；二是徽州丢失后，不候讯结，自行回籍，又不候批禀，擅自赴浙；三是赴浙途中节节逗留，有负浙省期望。请旨革去其职，交左宗棠差遣。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已今非昔比，他说一句，朝廷就批一句。这样，李元度再次丢官。从这里可以分明看出，曾国藩之所以一参再参，关键原因恐怕还在于李元度再次改换门庭。
如果说徽州失守，身为统帅的曾国藩不能不参的话；那么，这一次，曾国藩又遇到了一个不能不参。
站在曾国藩的角度来看，李元度和他关系非同一般，在第二度丁忧期间，曾国藩已然后悔没能用力保举李元度，故采取了多种措施补救。一是写信向李致歉；二是嘱九弟多多联络李；三是拜托胡林翼大力保举；四是与李约为亲家。总之，主要目的还是想把他团结在湘军内部。
那么，徽州失守后，李元度自应向曾国藩表示一个意思，认错也好，道歉也好，或者回到湘军大营也好，曾国藩都不至于不通人情。令曾氏恼火的是，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另树一帜，既不主动向曾国藩致歉，反而另标“安越军”旗帜，再次投入到自己的政敌身边去了。
仍有很多人怪曾国藩做得太绝。其实我倒以为是李元度处事不当。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李元度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使得他从心底里不愿意李元度弃之而去。然而，书生意气的李元度哪里懂得曾国藩的内心？再则，曾国藩这样做，还有借惩治李元度来告诫其他人，防止别人效仿李元度之意。
曾国藩之所以请旨要将李元度交左宗棠差遣，这里大有深意，实则还是想把他拉回到身边，以免他被王有龄所用。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再一次上了一首《密陈参劾陈由立、郑魅士、李元度三将之由片》。曾老九看到阿兄的这道密片后，立即写信表示不同意将李与陈、郑并列而参。
顺便说一下，陈由立是离开鲍超投靠河南巡抚去了，郑魅士是离开福济去了江南大营。可见，曾氏将他们三人并列，就是基于同一个原由，都算是改换门庭。
所以曾氏在密片中以春秋季文子不纳莒仆、石祁子不保猛获为例，指出“叛于本国”之人，“断难忠于他邦”。曾氏是因一个“忠”字而参。
而在给别人的书信中，曾氏更将李元度的做法视为“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是典型的恩将仇报。
曾氏的这种做法首先遭到了老九的反对，因为李元度和陈、郑二人确实不能同日而语。曾、李不仅都是湘人，又是老友，更兼是患难之交。另外，此时一心想拉拢李元度的王有龄也已死去。读了老九的信，曾氏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心内颇生悔意，觉得大负李元度，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唯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次青非常之才，带勇虽非所长，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兄在外数年，独惭无以对渠……但得次青生还与兄相见，则同甘苦患难诸人中，尚不至留莫大之愧歉耳”。“余未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沦下位，至今以为大愧大恨之事”。字里行间里流露出来的都是真诚的愧悔。
因此，曾氏一生只觉得对不起李元度一个人，他叫两个弟弟为他设法挽回。
真诚愧悔泯恩仇
曾国藩何尝不知道李元度是在他最困难时入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前后态度之所以悬若霄壤，究其原因则主要由私情而起。
私情引起的愧恨，自然也只好以私情来设法挽回。
这就是与李元度约成婚姻，“以申永好”。
但是，早在1858年，李元度的两个儿子都已定聘，而曾老九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过于悬殊，一直到曾国藩去世数年之后，曾纪泽的抚子即纪鸿的四子曾广铨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秦晋之好，算是圆了曾国藩生前的梦。
不过，李元度虽然屡遭老友曾国藩的弹劾，心有怨望，然而在曾国藩在世之时，因为看到了曾国藩真诚的悔歉，所有恩怨早就一笑泯之。两人后来长期通信联系，互致关怀。
1866年，贵州苗民事变，李元度再度官复原职，两年间因功授云南按察使，不久又被川督参劾，于是，李元度干脆称病开缺回籍，以平常的心态潜心学问，“奉亲著书，极孝友文章之乐”。
这一年，李元度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后，李写信并将书稿寄给曾国藩，向他索序。此书受到曾国藩的高度推崇，预料“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
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写了十二首诗以寄悼念，诗中对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
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
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这首诗，对我们认识曾、李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帮助。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下述事实中分析出李元度的“前期我负公”：
一是报喜不报忧：“足下专好说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足下”即指李元度，曾国藩在信中当面与他说，断不会有假。
二是能说不能做：“足下条理精细，而处事恒黯于大较；不解何故。”“仁弟论文，则按脉切理，丝丝入扣；临事，则浮光掠影，曾无极深研几之意。”
三是冒禀军功：“前此屡接函禀，言湖口贼不过千余，他处探报亦然。近日尊处胜仗禀报前后共杀贼二千有余；而湖城之坚如故，贼船之悍如故。”“自抚（州）来者皆言城内之贼不过二千余人，老长发不过数百；前后书牍所报杀毙受伤之贼，殆以万计，而贼焰转张。颇不可解。”
四是冒用“贱衔”：“掘坟告示切弗再贴，尤不可用贱衔。凡举事为千万愚人所喜而为一二有识所笑，君子弗为也。”当日，江西民众乐于“从贼”，群相呼应。李元度不在安民、治军上想办法，却提出一个挖祖坟的创意，希冀借此惩罚“从贼”的绅民，他并在告示上冒用了曾国藩的钦差大臣名义。曾国藩认为此种“辱及先人”之举大为不妥，必为“有识所笑”，故加以劝阻。
五是不遵军规：曾国藩所治湘军，有三“宜”之法，屡教于各统领，分别是文法宜简，事权宜专，情意宜洽。他认为：“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而李元度治下的平江勇却迥然有别，曾国藩指出：“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
李元度在曾国藩身边历时最长，不可能不知道曾国藩治军之法，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违背曾国藩选拔将官不限地域而立足于基层的做法，只用平江人做将官，实行地域歧视，导致临险则乱，也破坏了湘军的规矩。
六是不听军令：李世贤围城之时，曾国藩曾指示李元度：“贼若围城，坚守六日，霆营援兵必到。”坚守六天对于任何一支湘军来说，要求都不算很高，况且徽州地理形势也并非不可守。曾国藩事后总结李元度失败的教训时就指出：“必待战（败）之后，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贼已来扑，士气已馁，军械已失，岂复能坚守哉！”李元度倘能严守曾氏教戒与军令，立定脚跟，不浪战以求胜，不侥幸以邀功，面对李世贤的挑战，只要经受其“诱惑”不出战，即可完成守城任务，不至于弄到整个战局不可收拾的地步。
七是文过饰非，毫无悔意。徽州城破的第二天日，在逃亡途中，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并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相反他首先想到的是推卸责任，强词夺理，他哪里想到曾国藩此时正在替他的安危担心。更有甚者，李元度把逃亡当做游荡，逍遥了大半个月，才满不在乎地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不做自我批评，一味避责。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表示出一丝悔意。
如此种种，足见曾国藩对李元度的不满，并非全是曾国藩的原因，归根到底完全是李元度自承“前期我负公”并非虚言。
胡林翼对李元度的评价相对来说更为客观，他对人说：“（李元度）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李次青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所恨多恶人，所爱非才士；可为参谋，不可治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元度的弊病所在。
当然，有人会说，“前期我负公”的后半句应是“后期公负我”，但李元度是断断不敢说出这后半句的。不是说他没胆量，也不是说他宽容，而是他不能无视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