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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的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向宛平守军发动进攻，遭到奋力抵抗，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历史帷幕，然而，共同抗战的道路布满荆棘。在事变发生前后，中国共产党为促成这一历史转变作出了决定性的巨大贡献。抚今追昔，站在历史的年轮上，重温这段难忘的记忆，不仅能让我们从中总结宝贵的经验、吸取沉痛的教训，更能警醒我们从政治、军事、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的角度反思并探索和平与发展的永恒课题。
一、“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逐步走到亡国灭种的边缘，中日民族矛盾被迅速激化。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求可以团结的力量，倡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民族侵略。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客观分析国内形势和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及其实际表现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进一步指出党的策略和任务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确立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此外，为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广泛而深厚的基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6年3月10日，红军发出《抗日先锋军布告》，进一步呼吁：“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城。”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指出：“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号召大家，“为抗日救国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共赴国难。”在这个宣言中，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5月5日，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劝诫国民党政府：“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悔悟，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不再提“反蒋”口号。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并指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9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恰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军中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至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完成了重大改变，即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投降政策，要求立刻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结果，也是在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下的结果，它完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的策略方针由“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37年1月3日，中央拟定《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哪怕就是“暂时的一天半天的同盟者都不放弃”。
4月3日，中央宣传部制定《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认为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并进一步提出，目前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救国方针。
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提出我们的主张是“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号召全党同志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七七事变”爆发前，党的方针政策逐步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国共开始了新的谈判与合作，逐步形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好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成。
二、“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从联蒋抗日到全民族抗战
恩格斯曾说过：“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了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毛泽东也说道：“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七七事变”爆发后，朱德曾说过：“和平已到了绝望的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的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从29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即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并提出口号：“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份通电既是对中共抗日政策的积极贯彻和响应，更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发出的最具震撼力的呐喊。
同日，中央书记处就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发出指示：“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平汉线、津浦线亦准备组织义勇军，注意与各界爱国分子合作。”
还是在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联名致电蒋介石，提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这一系列指示、通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人民的抗战决心，抗日活动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
7月14日，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的命令》，指出：“全国救亡运动正在奋起，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之任务。”
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就作战原则作出指示：“在整個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8月11日，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就中共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15日，党中央发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十个方面提出抗日救亡对策，其中，全国军事总动员明确指出：“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8月25日，洛川会议形成决议《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洛川会议制定了全国抗战正确路线，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同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发布就职通电，至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奔赴抗日前线，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充分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并不断壮大抗日队伍，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的重要历史贡献
（一）发动各族人民，激发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
山河破碎，国土沦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危机，中国共产党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始终把救亡图存作为奋斗目标，主张全民族抗战，促进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特别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发出一系列极具感召力的宣言、通电、告民众书，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决心，引领中华民族从初步的、部分的觉醒发展到彻底的、普遍的觉醒，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随之被唤醒，全中国形成了空前的抗日大团结。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千千万万的民众，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凝聚成百折不挠、血战到底的民族精神，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源泉，更是最后完成民族革命伟大使命的精神力量。
（二）促成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呼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团结一致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嫌，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率先垂范，实现了从抗日反蒋策略到联蒋抗日策略的伟大转变，促使国民党政府转变内战政策，实现了国内和平。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此后，全国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华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纷纷投入抗日洪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现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为国家、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实行积极外交，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
为争取反法西斯国家和组织的支持和援助，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注重实行积极的抗战外交。更在事变爆发后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竭尽全力争取国际援助，加强抗战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使中国的抗战得到了国际上的有力支持和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七七事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准确地调整、制定抗战政策，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最可靠、最坚强、最坚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促成国共合作，建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鞠躬尽瘁，带领全国人民共同担负起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最终，中华民族奋然崛起，以弱胜强，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抵御外国侵略最伟大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仅属于中国人，更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一、“七七事变”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逐步走到亡国灭种的边缘，中日民族矛盾被迅速激化。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求可以团结的力量，倡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民族侵略。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客观分析国内形势和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及其实际表现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进一步指出党的策略和任务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确立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策略。此外，为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广泛而深厚的基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6年3月10日，红军发出《抗日先锋军布告》，进一步呼吁：“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城。”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指出：“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号召大家，“为抗日救国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共赴国难。”在这个宣言中，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5月5日，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劝诫国民党政府：“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悔悟，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8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不再提“反蒋”口号。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并指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9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恰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军中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至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完成了重大改变，即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投降政策，要求立刻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结果，也是在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下的结果，它完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的策略方针由“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1937年1月3日，中央拟定《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哪怕就是“暂时的一天半天的同盟者都不放弃”。
4月3日，中央宣传部制定《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认为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并进一步提出，目前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日救国方针。
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提出我们的主张是“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号召全党同志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七七事变”爆发前，党的方针政策逐步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国共开始了新的谈判与合作，逐步形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好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成。
二、“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从联蒋抗日到全民族抗战
恩格斯曾说过：“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了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毛泽东也说道：“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七七事变”爆发后，朱德曾说过：“和平已到了绝望的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的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从29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即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并提出口号：“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份通电既是对中共抗日政策的积极贯彻和响应，更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发出的最具震撼力的呐喊。
同日，中央书记处就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北方局发出指示：“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平汉线、津浦线亦准备组织义勇军，注意与各界爱国分子合作。”
还是在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联名致电蒋介石，提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这一系列指示、通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极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人民的抗战决心，抗日活动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
7月14日，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的命令》，指出：“全国救亡运动正在奋起，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之任务。”
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就作战原则作出指示：“在整個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8月11日，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就中共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15日，党中央发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十个方面提出抗日救亡对策，其中，全国军事总动员明确指出：“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8月25日，洛川会议形成决议《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洛川会议制定了全国抗战正确路线，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同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彭德怀发布就职通电，至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奔赴抗日前线，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充分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并不断壮大抗日队伍，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的重要历史贡献
（一）发动各族人民，激发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
山河破碎，国土沦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危机，中国共产党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始终把救亡图存作为奋斗目标，主张全民族抗战，促进了民族的觉醒，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特别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发出一系列极具感召力的宣言、通电、告民众书，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决心，引领中华民族从初步的、部分的觉醒发展到彻底的、普遍的觉醒，整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随之被唤醒，全中国形成了空前的抗日大团结。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千千万万的民众，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凝聚成百折不挠、血战到底的民族精神，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源泉，更是最后完成民族革命伟大使命的精神力量。
（二）促成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呼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团结一致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嫌，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积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率先垂范，实现了从抗日反蒋策略到联蒋抗日策略的伟大转变，促使国民党政府转变内战政策，实现了国内和平。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此后，全国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华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纷纷投入抗日洪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现全民族抗战奠定了基础，为国家、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实行积极外交，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
为争取反法西斯国家和组织的支持和援助，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注重实行积极的抗战外交。更在事变爆发后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竭尽全力争取国际援助，加强抗战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使中国的抗战得到了国际上的有力支持和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七七事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准确地调整、制定抗战政策，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最可靠、最坚强、最坚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促成国共合作，建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鞠躬尽瘁，带领全国人民共同担负起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最终，中华民族奋然崛起，以弱胜强，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抵御外国侵略最伟大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仅属于中国人，更属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