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1854年7月，工部局正式成立。1929年11月，本书作者彼得斯来到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工部局长达6年的巡捕生涯。
　　 英国学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毕可思认为，彼得斯的这本自传，更大可能是由他人代笔而成，其写本书的目的，并非真的是为了历史保存证据，很可能是为了洗脱他在1935年12月1日涉毛德彪事件所负责任的嫌疑。在毕可思看来，“在彼得斯的书中完全感受不到对中国人的怜悯之情”。
　　 然而，本书并非一无是处，彼得斯对中国许多陋习的描述还是值得深思的。比如，仅仅因为感觉被上司训斥没有面子，一位华捕居然枪杀华人巡长后自杀。当死囚听闻死刑宣判后，常常是“绝不会放过任何逞口舌之快的机会”。至于日常因为面子问题而引发的警务纠纷更是不计其数，事实上面子问题至今依然是国人难以跨越的性格短板。曾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在18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也曾直陈这一陋俗。
　　 晚清时期，中国遭受种种屈辱，外因是列强铁蹄的肆意践踏，愚昧则是当时国民的重要内因。记得鲁迅在《药》一文中就曾写过人血馒头的故事。多次参与执行死刑任务的彼得斯也曾惊奇地发现，面对那些余温尚存的死囚尸体，“一些中国妇女和孩子冲到刑场上，把一些铜钱浸到死者的鲜血中，甚至有一个女孩拿了好多糕点泡在血里。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据说可以保佑自己的家庭不受恶灵骚扰”。
　　 彼得斯还质疑了中国人的公共精神，在戏院看戏时，舞台“下面的观众似乎根本不在关心台上的表演，所有人都在大声聊天、说笑”;中国人的饮食陋习也是彼得斯包括许多外国人难以理解的，请客吃饭菜肴极度铺张浪费，根本不在乎吃不吃得完。中国人的喝酒习俗丧失了品酒的内涵，常把对方喝醉喝倒为快事……
　　 这本自传言辞虽然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基本面貌。时光远逝，但这一幕幕又恍若眼前。就是今天许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也能轻松发现中国人好面子、大吃大喝等陋习。不过，既然彼得斯推出本书意在帮自己解脱，所以行文中也必然对中国人的形象大加扭曲，比如对中国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横加指责，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黄包车夫缺乏同情之心，对流浪于街头的乞丐抱有敌意……也正是因为这样从骨子里轻视中国人，所以当他们在行动中误向躲避抢劫的中国厨师射了“23个弹孔”后，彼得斯没有任何愧疚之意，只是冷血地归咎于那位厨师“运气太差了”。更为可耻的是，彼得斯把自己的那些职务受贿，全部归结于受中国巡捕的影响。
　　 彼得斯巡捕对中国人表现出来的这些傲慢与冷血，在毕可思面前，虚伪嘴脸暴露无遗，难堪一驳。如果结合毕可思的《帝国造就了我：一位英国人在旧上海的往事》等著作不难发现，彼得斯的这种心态绝非仅有，抛开毛德彪事件，他们当初来到“冒险家乐园”的上海，骨子里充满了帝国统治者高华人一等的倨傲心态。可笑的是，在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时，这种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一旦遇到正在东亚强势崛起的日本人时，又变得灰头土脸。同样是涉及命案，彼得斯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直到最后，彼得斯仍毫无保留地表示，相对于中国人，自己更喜欢日本人，原因仅仅是日本人更爱干净。
　　 在那个年代，尊重不是礼节，更像是民族实力的比拼。将彼得斯视为当时英国人的代表可能有失公允，但像他这样怀着帝國统治者心态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大有人在。而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也应看到，百多年后的今天，彼得斯当年描述中国人的那些陋习不少依旧“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