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我们习惯了被围墙包围。可是在欧美国家，不只普通住宅区是开放的，就连富豪别墅也常常是开放式，不设置任何围墙。他们的心为何如此之大？
西邻是个白眼狼
且说有一天，一位好友来我家玩。第二天，我西边的邻居敲门找我，让我朋友赔他的车。他说，我朋友昨天停车没小心，刮蹭了他的汽车。我答应他，当天下午我就到朋友那儿去问个究竟。若确有此事，我了解那位好友，他一定会办理赔偿手续的。无论如何，我明天早上十点都会带他去邻居家洽谈此事。
下午，我风风火火地赶到好友那儿，劈头盖脸道：“你为啥刮蹭了别人的车却不言语一声？搞得我像你的犯罪同伙似的！”他挠了半天脑袋，才嘟囔道，他昨天在我家门口停车时，确实有点不顺利，但他真的不知道刮蹭到别人的车了。
当天晚上，我正要洗洗睡呢，两位警察来了。原来我那位高邻当天下午竟然带着证人到警察局报案去了。警察问我，我那好友是否答应赔偿损失？我呆了，立马带着两位警察到邻居家当面对质。我说：“出尔反尔呀，咱们不是说好了，明天早上十点来你家洽谈赔偿之事吗？”他躲到警察后边一声不吭。
警察走后，我躺在床上睡意全无。我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每天下午帮那个邻居遛他的大黑狗了！在荷兰，遛一小时的狗五到八欧元，我饶上兔耳朵、羊下水等等给那大黑狗买的零食，免费给邻居遛了五年的狗，换来了一只披着西装的白眼狼。
第二天，我带着好友去白眼狼家填写赔偿表，再次问他：“你干吗派警察来，狐假虎威地坑我？”他说，他担心我赖账。我惊讶道：“咱们是邻居啊！中国有两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再想赖账，也不会拿你开涮呀！”
邻居的沉默如同无声的警钟，把我给敲醒了。是了，邻居没错，是我不识时务。我在荷蘭这么多年，咋还没看清楚形势？
东邻只吃不帮忙
又一天，天刚蒙蒙亮，我的一位荷兰读者就带着她的吉娃娃不请自来了。她非要进屋和我小叙一番不可。她只是读过我的小说，我们素不相识，所以我没答应她的要求。这位姑奶奶便和她的狗在我家门口大喊大叫和狂吠乱扑。
我慌了神，跑到东边的邻居家求救。邻居说：“找我干吗？打112，让警察来管，这是他们的职责。”我顿时透心凉。这家邻居没少得我的好处，只要我包饺子、烙馅饼，回国带北京稻香村的点心来，都屁颠屁颠地跑去送给他们尝鲜。
我心里正凉着呢，那位读者恼羞成怒，开始踹我的门了。我六神无主，只好真的打了112。警察来后，先是检查那位读者的身份证，然后与警察总署通电话。总署调出她的档案查看之后再通知警察，没发现她有犯罪记录。于是警察劝她带着吉娃娃到附近海边去散散心、消消气。读者骂骂咧咧地走后，警察递给我一张传单，我定睛一看，传单上的号码是受害者咨询热线。俺啥时成受害者了？咨哪门子的询呀？
自工业化起，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欧洲贫民，在陌生的环境里举目无亲、孤立无援。按理说，他们应该穷帮穷、亲帮亲吧，就像过去进城谋生的中国农民那样。但是不然，正如荷兰俗语所说：“你管你，我管我，上帝管大家。”在荷兰等欧洲国家，人与人的正常交流，人帮人，甚至人坑人的行为，早已随着个人主义的精致化和人际关系的法律化，而淡出历史舞台了。邻居只是一个地理位置概念，没有任何感情或道德伦理色彩。在我西边那位邻居的眼里，我跟路人甲路人乙没啥区别，都有坑他、拐他、骗他的动机和潜力；至于我东边那位，我有事希望他帮忙，门儿都没有。
没有围墙有心墙
我的另一家邻居，本来好好的，可突然女的出轨，男的借酒浇愁，他们的两个孩子放羊没人管。女儿今天把头发染成天蓝色，明天往鼻孔里穿个银环；儿子今天学抽烟，明天踏着滑板车横冲直撞。我看着心急如焚。其实我很想和他们谈谈，试图帮他们一把，但前面那些经历让我不敢多管闲事。
后来听说他们雇佣了“劝架专业户”———婚姻咨询调解公司，来盘活他们僵硬的夫妻关系。我觉得蹊跷，便问一位荷兰朋友：据说那男的父母大人健在，还有六个兄弟姐妹，女的爹娘就住在附近，为什么不请双方的家人来调停？荷兰朋友反问道，他们夫妻俩的事情，跟双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半毛钱关系吗？
感谢这位荷兰朋友，他无意中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从祖国带来的对感激之情的定义需要修改了。我给东边邻居送中国饺子和馅饼，给西边邻居遛大黑狗，那是我一厢情愿，谁也没逼着我去做，这跟邻居在关键时刻帮不帮我、坑不坑我，是两码事。这里的人很有原则性，一码是一码，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这些事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邻里关系的异化。法律虽然能保护居民的安全，但如果让它完全代替邻居与邻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沟通，就不靠谱了。
在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人与人之间有着一道厚厚的“心理围墙”。“他人即地狱”的思维，邻里关系的过度法律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导致街区内的居民各自为政，互不干涉，互不帮助。一旦有事，甚至连相互使坏，都常让第三方———警察等公检法部门来出面。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呼吁国民“多对话少诉讼”，其原因用脚后跟都能想出来，不是吗？
欧洲居民小区为何不建围墙？大家不抱团，缺乏集体认同感，小区四周建围墙围谁去呀？当摆设呀？
西邻是个白眼狼
且说有一天，一位好友来我家玩。第二天，我西边的邻居敲门找我，让我朋友赔他的车。他说，我朋友昨天停车没小心，刮蹭了他的汽车。我答应他，当天下午我就到朋友那儿去问个究竟。若确有此事，我了解那位好友，他一定会办理赔偿手续的。无论如何，我明天早上十点都会带他去邻居家洽谈此事。
下午，我风风火火地赶到好友那儿，劈头盖脸道：“你为啥刮蹭了别人的车却不言语一声？搞得我像你的犯罪同伙似的！”他挠了半天脑袋，才嘟囔道，他昨天在我家门口停车时，确实有点不顺利，但他真的不知道刮蹭到别人的车了。
当天晚上，我正要洗洗睡呢，两位警察来了。原来我那位高邻当天下午竟然带着证人到警察局报案去了。警察问我，我那好友是否答应赔偿损失？我呆了，立马带着两位警察到邻居家当面对质。我说：“出尔反尔呀，咱们不是说好了，明天早上十点来你家洽谈赔偿之事吗？”他躲到警察后边一声不吭。
警察走后，我躺在床上睡意全无。我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每天下午帮那个邻居遛他的大黑狗了！在荷兰，遛一小时的狗五到八欧元，我饶上兔耳朵、羊下水等等给那大黑狗买的零食，免费给邻居遛了五年的狗，换来了一只披着西装的白眼狼。
第二天，我带着好友去白眼狼家填写赔偿表，再次问他：“你干吗派警察来，狐假虎威地坑我？”他说，他担心我赖账。我惊讶道：“咱们是邻居啊！中国有两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再想赖账，也不会拿你开涮呀！”
邻居的沉默如同无声的警钟，把我给敲醒了。是了，邻居没错，是我不识时务。我在荷蘭这么多年，咋还没看清楚形势？
东邻只吃不帮忙
又一天，天刚蒙蒙亮，我的一位荷兰读者就带着她的吉娃娃不请自来了。她非要进屋和我小叙一番不可。她只是读过我的小说，我们素不相识，所以我没答应她的要求。这位姑奶奶便和她的狗在我家门口大喊大叫和狂吠乱扑。
我慌了神，跑到东边的邻居家求救。邻居说：“找我干吗？打112，让警察来管，这是他们的职责。”我顿时透心凉。这家邻居没少得我的好处，只要我包饺子、烙馅饼，回国带北京稻香村的点心来，都屁颠屁颠地跑去送给他们尝鲜。
我心里正凉着呢，那位读者恼羞成怒，开始踹我的门了。我六神无主，只好真的打了112。警察来后，先是检查那位读者的身份证，然后与警察总署通电话。总署调出她的档案查看之后再通知警察，没发现她有犯罪记录。于是警察劝她带着吉娃娃到附近海边去散散心、消消气。读者骂骂咧咧地走后，警察递给我一张传单，我定睛一看，传单上的号码是受害者咨询热线。俺啥时成受害者了？咨哪门子的询呀？
自工业化起，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欧洲贫民，在陌生的环境里举目无亲、孤立无援。按理说，他们应该穷帮穷、亲帮亲吧，就像过去进城谋生的中国农民那样。但是不然，正如荷兰俗语所说：“你管你，我管我，上帝管大家。”在荷兰等欧洲国家，人与人的正常交流，人帮人，甚至人坑人的行为，早已随着个人主义的精致化和人际关系的法律化，而淡出历史舞台了。邻居只是一个地理位置概念，没有任何感情或道德伦理色彩。在我西边那位邻居的眼里，我跟路人甲路人乙没啥区别，都有坑他、拐他、骗他的动机和潜力；至于我东边那位，我有事希望他帮忙，门儿都没有。
没有围墙有心墙
我的另一家邻居，本来好好的，可突然女的出轨，男的借酒浇愁，他们的两个孩子放羊没人管。女儿今天把头发染成天蓝色，明天往鼻孔里穿个银环；儿子今天学抽烟，明天踏着滑板车横冲直撞。我看着心急如焚。其实我很想和他们谈谈，试图帮他们一把，但前面那些经历让我不敢多管闲事。
后来听说他们雇佣了“劝架专业户”———婚姻咨询调解公司，来盘活他们僵硬的夫妻关系。我觉得蹊跷，便问一位荷兰朋友：据说那男的父母大人健在，还有六个兄弟姐妹，女的爹娘就住在附近，为什么不请双方的家人来调停？荷兰朋友反问道，他们夫妻俩的事情，跟双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半毛钱关系吗？
感谢这位荷兰朋友，他无意中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从祖国带来的对感激之情的定义需要修改了。我给东边邻居送中国饺子和馅饼，给西边邻居遛大黑狗，那是我一厢情愿，谁也没逼着我去做，这跟邻居在关键时刻帮不帮我、坑不坑我，是两码事。这里的人很有原则性，一码是一码，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这些事让我更清楚地看到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邻里关系的异化。法律虽然能保护居民的安全，但如果让它完全代替邻居与邻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沟通，就不靠谱了。
在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人与人之间有着一道厚厚的“心理围墙”。“他人即地狱”的思维，邻里关系的过度法律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导致街区内的居民各自为政，互不干涉，互不帮助。一旦有事，甚至连相互使坏，都常让第三方———警察等公检法部门来出面。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呼吁国民“多对话少诉讼”，其原因用脚后跟都能想出来，不是吗？
欧洲居民小区为何不建围墙？大家不抱团，缺乏集体认同感，小区四周建围墙围谁去呀？当摆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