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的国际传播历程贯穿社会发展始终，夹杂着复杂的本土因素和海外因素。走进历史是为了阔步走出历史、更好拥抱未来。无论是世界的泉州，还是中国的泉州，我们试图把关键历史节点加以勾连，还原泉州2000年的沧海横流。

萌发：公元前3世纪-公元10世纪

　　泉州倚山为险，滨海称雄，往北奠定了中国最富庶地区——江浙地区的藩篱门户，往西勾连了中国“南天门”——两广地区的唇齿，往东则面朝大海联通世界，区位优势显著。
　　泉州地区的原住民是百越人，中原汉族文化在泉州的源流则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留在闽粤地区的军士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刀耕火种逐步向沿海地区的自然渔业和平原地区的小型稻作农业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交流空间日渐扩大。
　　历史上数次中原动乱，对江南或者更广阔的南方地区的开发起到了关键作用。永嘉之乱与安史之乱，大量“衣冠南渡”的移民在泉州繁衍生息，到了唐朝末年已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人口。
　　移民的迁入引发了泉州的内部拓殖，随之而来的是泉州地区区域都市化的进程。南下的移民大范围开发农业，创造了大量剩余农产品，催生了市场交易、物质传播、人际沟通。移民聚居形成集镇，初级集镇因贸易文化的发展开始向高级别城镇过渡。吴永安三年（260年），置东安县，至此泉州正式出现经济核心区位。
　　城镇的兴起，促使泉州的城乡形成互通有无、分工明晰的传播网。而南下移民所秉持的避乱心态、开放特质、融合形态，奠定了泉州地区多元杂糅、密切接触、主动融合的人口结构与文化特性。
　　唐代是中外交流转变的关键时期。汉唐以来，中外的通商、朝贡等都是依靠中国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安史之乱后，盛极一时的唐王朝日渐衰落，西域的通道被废弃，唐朝转而开辟闽粤海上通道。而这一时期，也是泉州由帝国边陲城镇转变为世界四大口岸之一的关键时期。
　　唐朝大和八年（834），泉州正式设置管理海外来华贸易的使节、商人和闽人出海贸易的机构。同时，大量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的僧侣、信众往返于泉州等地，进行宗教交流与文化传播。
　　唐末五代时期，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被“悬置”分治。割据政权为了在不寻常状态下开拓生存空间，必须采取灵活的社会经济措施。泉州的民间商业已然活跃，加之分治政权的宽松对外政策，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地方政权的特殊政策、民间工商传播力量、宗教传播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泉州的對外交流呈现出“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的繁荣景象。

繁盛：10世纪-14世纪初

　　五代时期，王审知建立闽国，在当时泉州的政策中，清晰注有招募海内外商贾来华和出洋贸易，制定法权，鼓励通婚，发展外商在华教育，遣使出访东南亚各国等条目。这些政策的施行，极大促进了泉州的对外交流，呈现为转口贸易为主、人文交流为辅的特征。转口贸易，使泉州地区乃至整个闽地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大幅度发展，促使包括舟船、桥梁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空前改善。
　　泉州与海内外贸易往来之浩繁、人文交流频率之高，终于获得官方的认可和支持。宋朝元祐二年（1087），朝廷正式下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以此为标志，泉州即将迎来海外商业文化传播交流的大繁荣时期。其后偏安江南的南宋，和横跨欧亚大陆的元朝，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考虑，相继支持泉州的海外贸易和人文交流事业。
　　泉州的海外活动范围，广达印度、阿拉伯世界、波斯、欧洲和东非沿海。到了元代，泉州已经与这些地区形成较为官方化和稳定的经济贸易与文化往来。宋元之间，泉州与海外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传播网络，这一网络由几条海上航线为主干，维系着泉州与世界的联系。从泉州外销的产品，包括丝绸、瓷器、茶叶、手工制品；泉州海商亦从海外带来了大量的金银、香料等商品。
　　随着海外贸易和人文交流的发展，大量外国商人、宗教团体、避难群体，来到泉州侨居，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文化杂糅的现象。元朝带来的“蒙古和平”，促进了欧亚大陆各地的贸易联系，中国海船成为这个时期世界传播体系的主要推动力。
　　这一阶段的泉州，被誉为中世纪世界第一大商埠、东方第一港。贸易流通的繁荣、多元文化的汇流，泉州从中国地方进入世界中央。

萎缩：14世纪初-20世纪中叶

　　从明朝建立到20世纪中叶，泉州的国际传播式微。
　　明朝建立之初，朝廷对在泉州经营了几代人的波斯儒商家族——蒲氏家族，进行沉重打击。蒲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舞台全方位的失落，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问题，更是对外交流群体在明朝的命运问题。
　　其后，在明朝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传播。据考，郑和下西洋之前，多次前往泉州收集东西洋航海资料、招募船工、采买物产、前往各宗教庙宇行香。这些行为，不仅是为远航奠定物质基础，更是对海神文化、异域文化的致敬。
　　然而，郑和下西洋，主要履行的是“怀柔远人”的使命，而非经贸往来，这与宋元时期国际传播的结构特征有着明显区别。从每次出航“厚往薄来”，以及后期财政无力负担远航的事实，均可管窥一二。
　　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泉州伴随着经济圈的衰落、海外交通的倒退和政治控制的加强，国际传播日渐萎缩和衰落。明清施行“海禁”政策，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开放活力与国际传播能力的下降。
　　但在此期间，泉州地区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传播方式，即大量海外谋生移民群体开始出现——“下南洋”是这一时期的移民史的代表，更是一种文化的传递与交融。
　　南洋民谣、歌仔戏、华人诗歌、南洋文学、南洋钱法、中草药文化、新加坡水墨画、娘惹菜、峇峇娘惹建筑……形式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南移的趋势。这批传播使者成为异域经济开发的主力军，而他们积累的大量资本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清末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和国际传播的短暂复兴，即为有力的佐证。
　　“驿马匆匆过四方，任君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犹吾境，日久他乡作故乡”，这样的字句显示了这些特殊的国际传播群体坚定、饱满的精神力量。但好景不长，其后的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传播再度出现区隔与阻碍。

泉州历史经验的当代启示

　　泉州人劈浪斩荆开辟世界通道，耕海牧洋赢纳不同文化，展示了中华海洋文明为东西方国际传播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不同朝代，虽然政治、经济形态与民族关系都不尽相同，但泉州伴随着海丝文化的持续传播与兴盛，为国际传播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这张网中可以看到，在西方地域之外，存在过一个跨区域、跨文明、跨民族的世界体系，该体系的广度并不逊色于后来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
　　泉州国际传播的历史经验带来的当代启示有：一、注重内外有别、内内有别，掌握传播主导力。依靠强大的经济、文化、科技实力作支撑，不断调整传播的话语体系，善用“外人”阐释中国，宋元时期的历史经验显示，“重用番人”参与商贸、出使海外，发挥了显著作用。一方面通过加官晋爵对他们予以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允许“番人”成立组织，享有一定法权。中央政府一方面对对外活动加以鼓励，另一方面从形式、规模、监督层面进行管控。
　　二、力求多元主体、平等交往，加强文化包容力。“下南洋”的历史经验表明，普通民众能使单向宣传变为互动沟通，大大减少文化折扣，营造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
　　三、重视公共外交、双向对话，拓展国际影响力。宋元官方向海外推行“市舶祈风仪式”和“天后仪式”，郑和七下西洋，这些行为都全方位地传播了中华文化，深刻影响海外公众，提升了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作者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