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立碑是一件郑重、庄严的事
　　王十朋（1112～1171），温州乐清县梅溪人，故号梅溪，其文集也称《梅溪先生集》。他少有大志，但科场坎坷，直到46岁，中进士第一，也就是状元。王十朋入仕后，立朝有大节，主张起用张浚北伐，恢复中原；外任有政声，在夔州、泉州等地任上，深孚民望。南宋一朝，王十朋素以气节名世，其道德，其政绩，堪称文官之楷模。
　　乾道七年（1171）七月，王十朋卒于家，享年六十。同年十二月六日，“葬于左原白岩”，也就是今天乐清市四都乡梅岙村牛塘山，其地距离梅溪故居仅里许。
　　王十朋墓，当地称为“状元坟”，作为乐清历史上最大的乡贤，“状元坟”得到后世善待。明末清初，墓园格局完整，石像森嚴，碑亭巍然。
　　直到近现代，墓地才遭毁坏，如今重建的王十朋墓，除了残存的石人石马，面貌去古已远，只作为历史文化名人纪念地，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碑亭内，原本立有《有宋龙图阁学士王公（十朋）墓志铭》碑，由汪应辰撰文、张栻书丹、朱熹篆盖。汪、张、朱三人，均为名满天下的大儒贤臣，与志主合而为四，故称“四贤碑”。
　　四贤碑立于墓表，曾经是乐清史上最著名的古碑。可惜“文革”期间，墓碑遭毁，只残存150个字的残块，保存在墓地附近新建的“王十朋纪念堂”里。
　　墓碑前头的三行文字，其文曰：“端明殿学士、左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上饶郡开国侯汪应辰撰；承事郎、直宝文阁、权发遣静江军府、广南西路兵马都钤辖兼主管本路经略安抚司公事、赐紫金鱼袋张栻书；宣教郎、新权发遣南康军事朱熹题盖。”
　　这些看似晦涩的文字，有必要全文照录。由汪应辰、张栻、朱熹名前的头衔，可以考证墓碑形成的过程。
　　汪应辰，生前与王十朋有旧，他撰铭时距离王十朋下葬，已有三四年之久。
　　尽管汪应辰是王十朋的好友，然而撰铭，必须先有王家孝子提供的王十朋生平事迹的素材，即“行状”。《王十朋行状》的作者是温州知州莫子齐，此由朱熹为《梅溪集》所作序言可知。莫子齐知温州，事在乾道九年（1173）。孝子请他作行状，也在乃父下葬后一年余。
　　这就是说，王十朋下葬时，并无墓志铭，只有孝子执笔、临时刻就的“圹志”用来随葬。圹志简略，只记墓主人生平世系、生卒年月、葬地等简单信息。因为葬期紧迫，请人撰铭，费时耗力，不免与葬期冲突，以亲人执笔的《圹志》，权宜替代名家撰写的、正式的“墓志铭”，是为惯例。
　　汪应辰完成《墓志铭》的文本，孝子邀请张栻书写志文——王十朋与张浚、张栻父子有深厚友谊——张栻于淳熙二年二月“知静江府”，淳熙五年（1178）进秩“直宝文阁”。可知，张栻书写志文，又在汪应辰撰铭三年以后。
　　古代墓志，分志盖、志身两部分，上下扣合，志盖多以篆书刻题，故称“篆盖”“题盖”。朱熹知南康军，在淳熙五年（1178）或稍后，可知朱熹为《墓志铭》“题盖”，又在张栻书丹后一年左右。
　　走完上述程序，孝子邀请石匠将汪应辰的文章、张栻的书法、朱熹的篆题，刊刻成碑，树立于墓地之上。这就是南宋墓碑形成过程的一般情形。
　　《墓志铭》是地表的巨碑，当然无法配备志盖。朱熹所谓“题盖”，实为碑首的“题额”。墓上立碑之时，距离王十朋下葬已有多年，孝子不可能为安置新刻的墓碑，重新掘开父亲的墓穴，遂将《墓志铭》碑立于墓表。
　　墓志铭，是一个人的盖棺定论，必须郑重其事；墓碑，立于墓地之上，为后人观瞻所系，关乎祖先与家族的记忆与荣誉，更加不可不慎。
　　王十朋墓上立碑，距其下葬七八年以后，参与创作之人，均为一时之选。所谓“君子立其诚”，只有名家大儒的参与，才能赋予墓碑道德上的公信力。尤其像王十朋这类以气节立身的人物，非但有必要邀请名家，更必须是生前的故交，绝非厚颜攀附的所谓名人。
　　由此可知，古人立碑是一件多么郑重、庄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