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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演变极其迅速,而且变化多端,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世纪初还基本没有脱离古典式的专制君主王朝,却在环境逼迫下急匆匆预备立宪,皇族内阁刚刚有个影子,又在暴力革命和强势逼宫中火速奔入共和;共和的雏形才在喧嚣中显露,君王之梦又差点成真;各大军事力量分头割据的局面支撑了没几年,武力统一的步伐又踏响南北;大一统的表面架子没有维持多久,外来侵略的烽火又燃遍大地;八年御侮的胜利终于降临,内战的鼙鼓又动地而来;两军对垒不足四年,崭新的社会体制猛然摆在眼前;分田分地的喜悦、民族私有工业的曙光稍稍显露,社会主义改造又基本完成;国有国营的社会经济才在那里起步,迎面而来的却是大冒进加大饥荒;调整的果实尚未尝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就席卷天地;计划经济的大干快上刚想恢复,市场经济的风雨又在吹打万物,昨天还在大讲精神万能,今日忽然满目物欲横流。寿命长一点的,不但赶上了封建主义,遇见了三民主义,还碰到日本军国主义,转而又一步投入了社会主义;不仅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更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洗礼。我尤其佩服摄政王载沣这些人,一生中居然什么都看到了,最终迎来了社会主义;而末代皇帝溥仪,竟然还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他们毕竟不是欧洲的君主和日本的天皇,中国社会没有近代化,更没有现代化,这些流星赶月似的变化在他们心中不知是一种什么景象?
其实,不用说逊清的遗老遗少,即使生长在新时代,即便是那些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未必适应和清楚这些来去匆匆的变化。变化之间是大跃进,缺乏过渡和适应期,每种转变又常常截然不同,相距甚远。尤其是一百年来因种种社会变迁而带来的各种观念,加上固有的思维方式,只能以一种大杂烩的形态储存在大脑里,互相搅和在一起,谁和谁都不挨着。自我矛盾、此一时彼一时、什么都难以自圆其说,几乎成了世纪的思想特征。
一
在二十世纪大杂烩般的各种观念中,有关国家的观念虽然最为混乱,接受起来却又最为轻易,共和、领土、主权、尊严、独立、解放、统一、爱国、内政、外交,人人挂在嘴边。于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外来的、自己生造的,加上未来理想式的交错重叠,成为一个世纪里中国人的国家观的基本来源。
1912年,民国肇建,民国就是共和国,英文即为The Republic of China,区别的是以往的帝制。这一点,至今还有无数人处于糊涂状态,基本是一锅粥。共和打倒的是皇帝,也就是万岁,可惜,一百年来,很少有人能够清晰地明白民国的那些统治者与专制王朝的皇帝究竟有哪些不同,不是皇帝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句人人熟悉的歌词曾经引起许多外国人的疑惑,一位美国人惊讶地问我:怎么,你们中国的历史难道比我们还短?祖国华诞、祖国六十诞辰、祖国母亲生日一类的说法充斥在各种场合,人们已经浑然不觉这样的说法之荒诞,习以为常。似乎六十年前的中国人没有祖国,好像无数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祖国并非我们所爱的祖国。
近代国家的标志是议会,议长是民选的议会领袖,可选可罢,但是,议长之位在人们心目中一个世纪以来从未确切。民国初,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海军总长刘冠雄前往祝贺。汤请刘坐,刘连称岂敢。汤问何故,刘答:总统须由国会选出,议长乃国会领袖,位与总统埒,我系总统僚属,议长即我长官,如何敢分庭抗礼?
今天我们讲的叛国是指背叛中国,但是,袁世凯称帝时,讨袁被称为讨伐叛国贼;丁巳复辟,背叛共和、拥护清室的人也被定为叛国罪。
梁启超1901年曾经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比较了中国旧思想与欧洲的新思想,也就是近代新思想在国家意识上的差异。其中一段认为,在中国旧思想中,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国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独有之,其得之也,给强权以优先权。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在欧洲新思想中,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无一人能据有之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梁启超所归纳的这两种思想,前者就是君主专制,后者即是民主共和,一百多年来几乎同时混杂于中国人的思维之中,分不清彼此。
在混乱的国家观中,尤为混乱的就是经历了上一个时代的人依然用自己的时代观念去看待下一个时代出现的事物;而下一个时代的人又总用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去衡量上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在变化神速的社会,每一个时代的观念又迥然相异,甚至根本对立。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今天,这已经被定为国耻纪念日,警报、警笛响彻上空。但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每个时代,“九·一八”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并不相同,对待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不用说过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九·一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历史意义与现在也不一样,尤其在意识形态主导一切的岁月更是如此。“九·一八”今天在我们心里的影响力实际是近十年的产物。
依照我们今天的观念,没有什么比国耻这样的日子更让人难受,国土沦丧、生灵涂炭、落后挨打,哪一样都可以令我们刻骨铭心。不过,当我们将历史回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会发现,那时的观念与我们今天的沉重尚有很大的距离。就在东北沦陷之后,大量的中国人依然赴日访问、学习、旅游。作曲家聂耳1935年7月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溺水身亡;曹禺的成名作《雷雨》1934年在日本东京上演,这是《雷雨》最早的演出,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剧社主演;1936年,女作家萧红为摆脱情感纠葛东渡日本,在那里,她的文学产量丰富,写下了《孤独的生活》、《砂粒》和《牛车上》等散文、组诗、小说;文化巨匠郭沫若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归国,他在日本的十年是他一生中学术著述最为丰盛也是最有成就的十年。
这些文艺家不是张爱玲,更不是周作人,他们是著名的抗敌作家,聂耳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九·一八”事变后都不乏抗日的言行和作品,但为什么还会不顾国耻依然在敌国游赏、隐居、滞留呢?
其实这并不难解释。1931年距离1911年只有二十年,而辛亥革命时,许多中国人,包括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志士,对国家的认识依旧延续在“反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种族国家观之中。同盟会的宗旨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光复会表露得更直接:光复汉室,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革命小册子《血泪书》中就号召说:“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种族革命是当时共和革命的基本内涵,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文的《敬告同乡书》、邹容的《革命军》等著名革命文字都将满族统治的两百多年当作奇耻大辱,认为满族“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在这些革命志士的心里,赶走了清朝统治者,夺回汉族江山,便可以再造中华,创立共和。清朝统治者出自哪里?自然是关外,关外就是东北大地!
中国古代的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家国,就是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这连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都知道。明末,人们心目中的家国是明朝,反清时的爱国当然也就是爱明朝。反清复明的意识,可以说由始至终延续于有清一代。有多少人怀抱着这样的思想,不得而知,但清末革命党人无不以此为号召,足见这样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爱的当然已经不再是朱氏,而是汉室,将中国的衰败归罪于满清,借民族情绪来发动革命,推行共和。
十九世纪以来,主权、领土、内政、外交等观念传入中国,在与外国的不断纠纷中,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逼迫下,中国人的近代国家观也在日渐生长;与近代国家观形成的同时,传统的家国意识依然保留,这就出现了国家领土和主权观与几千年王朝统治时代的家国思维在中国人大脑中并行不悖的情形。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并没有人非要驱逐满人,皇室享受优待条件继续留在紫禁城,皇亲国戚依然住在京城,八旗子弟早已不成为一种力量,而满族老百姓也与汉人打成了一片,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这表明,近代国家的概念与传统的汉室观念交错而存。
一种观念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孕育,消退也同样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在彼此消长的过程中,并存、交错、混淆、模糊、此一时彼一时是基本状态。一方面,东北沦陷带来的屈辱使人们感觉到国土丧失、主权受伤,抗日激情不断高涨,人人誓言“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往来,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又存留难去,因为关外与关内毕竟不同,关内是传统概念中所谓中国的地域,而关外则是满人“发祥之地、游牧之地”。1905年前的《同盟会宣言》里还很明确地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做汉奸者,亦如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短短二十六年,一种曾经非常强烈的意识怎么可能轻易地烟消云散呢?
七十多年来,人们对汪精卫与溥仪、对伪南京政府与伪满洲国的不同态度,最可以看出国家观念的混杂。溥仪为首的伪满,其存在时间远比汪伪政权要长,其势力范围也不比汪伪政权小,与日本侵略军的依附关系更不比汪伪政权弱,汪精卫曾是国民政府首脑,而溥仪也是中国人曾经的最高统治者,但我们对这个皇帝及其傀儡政权的憎恶程度至今都远远低于汪伪。大汉奸的臭名从来都属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这些人,知道张景惠的人却不多,对溥仪的称呼也只是个“末代皇帝”,而且还成了重新做人的典范。1999年的《辞海》,有关辞条开宗明义地将汪精卫列为汉奸,而溥仪的开头则是“清朝末代皇帝”,区别分外明显。汉奸本来是用来斥骂那些投靠满清的汉族人,满族人投靠日本人自然不能叫汉奸。翻翻中国历史,依靠外来势力维护或者夺回自己的江山本来就不算什么耻辱,这还是古代君主专制时代保护家国的一个有效法宝,包括那个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唐也是如此。汪伪与伪满,在人们心目中的评判差异,可谓人们用双重标准看待同一类事、同一类人的最为典型的例子。
三
中华革命军山东讨袁的一幕,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中国人的国家观处于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
1915年夏末,孙文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决定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个司令部,陈其美为东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上海;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山东青岛;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广州;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陕西三原县。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筹备处就在青岛的八幡町一所大楼里,这里曾是德军驻青岛总督的住宅,1914年冬,日军攻占青岛,接收了德军的全部财产,其中也包括这座大楼。日军专门让出大楼,提供给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还特意拔去路牌,在路口放置禁止通行的木牌,由日本宪兵日夜站岗巡逻。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里有正规军人、退伍士兵、学生和民团,还有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许崇智是前敌总指挥。总司令部里有日本顾问萱野长知坐镇,日本军队掌握的胶济铁路沿线全力协助,所用枪械全部由日本供应,日本人还组织了一个野战医院专程赶来。正因为有了日军的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不敢打来,山东都督靳云鹏也退避三舍,革命军得以顺利攻下十余县。
日本顾问萱野长知夫妇与总司令居正是干亲,居正的次女就是萱野的义女。当萱野来到青岛后,居正问干亲,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需要的大炮和飞机都弄来了吗,萱野回答,飞机和驾驶员很快送到,但大炮只有六门,不过可以赶造木炮,以假乱真。有个叫李得兴的木工,是制造木炮的能手,不妨请来。等到李得兴带着五十八位木工赶来后革命军才发现,原来这些身着破棉袄、脚穿烂棉鞋、留着长辫子的木工居然是日本人。他们已经来华十几年,娶了山东女子,生下中日混血,潜伏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可以说,中华革命党为讨伐袁世凯而组建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是一支由日本顾问参与、日本军人支持、日本武器装备、日本特务助阵的部队,但是,恰恰是这支部队最有战绩,最有影响。孙文对他们很满意,特派廖仲恺前去慰问;袁世凯死后的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也很看重他们,专门派员慰劳,认为他们讨袁有功。
这是日本扶持的部队,但也不能说他们亲日。队伍里有个军官叫陈中孚,一百五十八位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官兵曾经联名认定陈中孚等九人是日本奸细,有害中国,要求开除。居正、许崇智等请示孙文后,决定将他们调回日本。明明背后是日本势力在支持,却又不能容忍有人为日本做事,其复杂性、两面性由此可见一斑。
萱野长知是日本人,可也不能因此就认定他都是在替日本办事,他的调动实际直接来自孙文。当日本军部驻青岛的负责人小村想要控制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限制部队行动时,萱野却一口回绝,说这不是日本政府的指示,只凭军部没有这个权力,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本国国土上行事,无论军事或政治,都是自由的。
这种状况,尽管今天看起来观念含混、做法矛盾,但在当时却无所谓,所以,用现在很多观点去衡量那个时代,难免得出另一种结论,多少革命家、思想家不能不背负汉奸、卖国的沉重罪名。
借助外来势力的军力、财力加强或保护自己的力量,打击、震慑敌方,这既是中外古代最为惯用的手段,也是近现代乃至当代无法避免的方式。在古代甚至近代,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在现代,由于主权、领土、内政等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借助外来势力特别是作为代价出让国家权益,往往不为社会所接受,干预、出卖、丧权辱国等等,成为极其敏感的问题。其实,只要是小国、弱国,只要是政治力量中的弱势,从古至今,在其起步、初创、发展阶段几乎无一不受外部势力的扶持直至直接干预,没钱、没武器、没经济、没有强大的武力,这是没法子的事情。最为可笑的是,有的政治力量完全靠外来势力的支持起家,但又谴责敌方背后有外国势力支持;有的国家在微弱时只能倚赖外来势力,但在强盛后又指责别人有外部势力插手;有的国家一面声讨别国有外国干预,一面却积极伸手到其他国家进行干预。干预之说,到了后来,已经成为打击削弱对方威信的一种口头武器。不过,当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权被外部力量推翻以后,一种新的观念和标准实际正在被国际社会所逐渐接受,两国新政权依照我们过去的概念应该叫什么,人人心知肚明,但却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这不妨视为国家观的新变化。
四
百年来国家观的杂糅、交错,还表现在对外对内的关系及其统治方式之中。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关系与今日的国家外交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唯我独尊,四夷来朝,这样的心理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近代国家时认为,一个国家必须通过别国的承认才是完善的。但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别国的认可,何况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国家。别的地方不是夷就是番,未经教化,来也是朝贡,觐见时还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所以,古代中国没有真正的国家关系,与四邻的关系并不像今天国家主权、领土概念完善后的关系那么简单明了,王朝治下各地的统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并不像我们今天的省、市、自治区那般清晰确切。
中国历朝历代,其边界疆域并不固定,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势力范围和管辖地盘,时而扩大,时而缩小,时而战争,时而归顺,这是历史的常态,与今天的国家领土概念还有距离。因为占据地盘和掠夺财物是历史上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在初创时的共性,不断迁徙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国家标准去衡量那个时代,好像一打仗就是分裂,一归附就是拥戴。不要说边疆各地,即使秦大一统以后,在中原,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时期,各民族也曾分成各国,此消彼长,同样打得不可开交。
如果完全按照势力范围划分,古代中国,尤其是鼎盛时代的王朝,其版图的确很大,但这不属于近现代的国家概念。一种地方有如今天中国各省市那样,由中央王朝派员管理,层层深入下去;一种地方是朝廷派有驻扎大臣,但具体事务由当地王公贵族或宗教领袖负责,依靠联姻制度和隆重的礼遇保持归属关系(民国时代特设的蒙藏院和后来的蒙藏委员会说明其历史的延续性);还有一种是属国,他们按期朝贡,新王由中国朝廷认可,有了问题可以出兵干预,其他均不过问。
当传统治理方式与辖属关系仍在维持的时候,一声炮响,既闯进了列强,又送来了近代的主权国家观。中国迅速向着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国周边开始了殖民化半殖民化,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及其世界大同理念,在固有的君王家国意识与近现代主权国家观念之上,又染上了一层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对国家观念的认知,因而变得更为难解,纠缠不清。十九世纪的中法和中日战争,中国都曾武力或武装支持今天看来是另外的主权国家,但在当时,中国是延续历史传统,负有本该承担的责任。上世纪下半叶,还是在同样的两个地方,中国采取的支援方式几乎一模一样,我们既可以看作意识形态的结果,也不能否认其中暗含的历史传统因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各种关于国家的观念全部压缩在一百年内让中国人迅速消化,其结果自然是消化不了,于是,大杂烩不能不成为一大特色。
其实,不用说逊清的遗老遗少,即使生长在新时代,即便是那些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未必适应和清楚这些来去匆匆的变化。变化之间是大跃进,缺乏过渡和适应期,每种转变又常常截然不同,相距甚远。尤其是一百年来因种种社会变迁而带来的各种观念,加上固有的思维方式,只能以一种大杂烩的形态储存在大脑里,互相搅和在一起,谁和谁都不挨着。自我矛盾、此一时彼一时、什么都难以自圆其说,几乎成了世纪的思想特征。
一
在二十世纪大杂烩般的各种观念中,有关国家的观念虽然最为混乱,接受起来却又最为轻易,共和、领土、主权、尊严、独立、解放、统一、爱国、内政、外交,人人挂在嘴边。于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外来的、自己生造的,加上未来理想式的交错重叠,成为一个世纪里中国人的国家观的基本来源。
1912年,民国肇建,民国就是共和国,英文即为The Republic of China,区别的是以往的帝制。这一点,至今还有无数人处于糊涂状态,基本是一锅粥。共和打倒的是皇帝,也就是万岁,可惜,一百年来,很少有人能够清晰地明白民国的那些统治者与专制王朝的皇帝究竟有哪些不同,不是皇帝的皇帝甚至比皇帝还要皇帝。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句人人熟悉的歌词曾经引起许多外国人的疑惑,一位美国人惊讶地问我:怎么,你们中国的历史难道比我们还短?祖国华诞、祖国六十诞辰、祖国母亲生日一类的说法充斥在各种场合,人们已经浑然不觉这样的说法之荒诞,习以为常。似乎六十年前的中国人没有祖国,好像无数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祖国并非我们所爱的祖国。
近代国家的标志是议会,议长是民选的议会领袖,可选可罢,但是,议长之位在人们心目中一个世纪以来从未确切。民国初,汤化龙当选众议院议长,海军总长刘冠雄前往祝贺。汤请刘坐,刘连称岂敢。汤问何故,刘答:总统须由国会选出,议长乃国会领袖,位与总统埒,我系总统僚属,议长即我长官,如何敢分庭抗礼?
今天我们讲的叛国是指背叛中国,但是,袁世凯称帝时,讨袁被称为讨伐叛国贼;丁巳复辟,背叛共和、拥护清室的人也被定为叛国罪。
梁启超1901年曾经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比较了中国旧思想与欧洲的新思想,也就是近代新思想在国家意识上的差异。其中一段认为,在中国旧思想中,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国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独有之,其得之也,给强权以优先权。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无关。在欧洲新思想中,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无一人能据有之者。人民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如影随形。梁启超所归纳的这两种思想,前者就是君主专制,后者即是民主共和,一百多年来几乎同时混杂于中国人的思维之中,分不清彼此。
在混乱的国家观中,尤为混乱的就是经历了上一个时代的人依然用自己的时代观念去看待下一个时代出现的事物;而下一个时代的人又总用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去衡量上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在变化神速的社会,每一个时代的观念又迥然相异,甚至根本对立。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今天,这已经被定为国耻纪念日,警报、警笛响彻上空。但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每个时代,“九·一八”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并不相同,对待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不用说过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九·一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历史意义与现在也不一样,尤其在意识形态主导一切的岁月更是如此。“九·一八”今天在我们心里的影响力实际是近十年的产物。
依照我们今天的观念,没有什么比国耻这样的日子更让人难受,国土沦丧、生灵涂炭、落后挨打,哪一样都可以令我们刻骨铭心。不过,当我们将历史回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会发现,那时的观念与我们今天的沉重尚有很大的距离。就在东北沦陷之后,大量的中国人依然赴日访问、学习、旅游。作曲家聂耳1935年7月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溺水身亡;曹禺的成名作《雷雨》1934年在日本东京上演,这是《雷雨》最早的演出,由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剧社主演;1936年,女作家萧红为摆脱情感纠葛东渡日本,在那里,她的文学产量丰富,写下了《孤独的生活》、《砂粒》和《牛车上》等散文、组诗、小说;文化巨匠郭沫若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归国,他在日本的十年是他一生中学术著述最为丰盛也是最有成就的十年。
这些文艺家不是张爱玲,更不是周作人,他们是著名的抗敌作家,聂耳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九·一八”事变后都不乏抗日的言行和作品,但为什么还会不顾国耻依然在敌国游赏、隐居、滞留呢?
其实这并不难解释。1931年距离1911年只有二十年,而辛亥革命时,许多中国人,包括那些壮怀激烈的爱国志士,对国家的认识依旧延续在“反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种族国家观之中。同盟会的宗旨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光复会表露得更直接:光复汉室,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革命小册子《血泪书》中就号召说:“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种族革命是当时共和革命的基本内涵,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文的《敬告同乡书》、邹容的《革命军》等著名革命文字都将满族统治的两百多年当作奇耻大辱,认为满族“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在这些革命志士的心里,赶走了清朝统治者,夺回汉族江山,便可以再造中华,创立共和。清朝统治者出自哪里?自然是关外,关外就是东北大地!
中国古代的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家国,就是一人之天下、一姓之天下。这连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都知道。明末,人们心目中的家国是明朝,反清时的爱国当然也就是爱明朝。反清复明的意识,可以说由始至终延续于有清一代。有多少人怀抱着这样的思想,不得而知,但清末革命党人无不以此为号召,足见这样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爱的当然已经不再是朱氏,而是汉室,将中国的衰败归罪于满清,借民族情绪来发动革命,推行共和。
十九世纪以来,主权、领土、内政、外交等观念传入中国,在与外国的不断纠纷中,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逼迫下,中国人的近代国家观也在日渐生长;与近代国家观形成的同时,传统的家国意识依然保留,这就出现了国家领土和主权观与几千年王朝统治时代的家国思维在中国人大脑中并行不悖的情形。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并没有人非要驱逐满人,皇室享受优待条件继续留在紫禁城,皇亲国戚依然住在京城,八旗子弟早已不成为一种力量,而满族老百姓也与汉人打成了一片,成为共和国的一部分,这表明,近代国家的概念与传统的汉室观念交错而存。
一种观念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孕育,消退也同样需要漫长的时间,而且,在彼此消长的过程中,并存、交错、混淆、模糊、此一时彼一时是基本状态。一方面,东北沦陷带来的屈辱使人们感觉到国土丧失、主权受伤,抗日激情不断高涨,人人誓言“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往来,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又存留难去,因为关外与关内毕竟不同,关内是传统概念中所谓中国的地域,而关外则是满人“发祥之地、游牧之地”。1905年前的《同盟会宣言》里还很明确地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做汉奸者,亦如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短短二十六年,一种曾经非常强烈的意识怎么可能轻易地烟消云散呢?
七十多年来,人们对汪精卫与溥仪、对伪南京政府与伪满洲国的不同态度,最可以看出国家观念的混杂。溥仪为首的伪满,其存在时间远比汪伪政权要长,其势力范围也不比汪伪政权小,与日本侵略军的依附关系更不比汪伪政权弱,汪精卫曾是国民政府首脑,而溥仪也是中国人曾经的最高统治者,但我们对这个皇帝及其傀儡政权的憎恶程度至今都远远低于汪伪。大汉奸的臭名从来都属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这些人,知道张景惠的人却不多,对溥仪的称呼也只是个“末代皇帝”,而且还成了重新做人的典范。1999年的《辞海》,有关辞条开宗明义地将汪精卫列为汉奸,而溥仪的开头则是“清朝末代皇帝”,区别分外明显。汉奸本来是用来斥骂那些投靠满清的汉族人,满族人投靠日本人自然不能叫汉奸。翻翻中国历史,依靠外来势力维护或者夺回自己的江山本来就不算什么耻辱,这还是古代君主专制时代保护家国的一个有效法宝,包括那个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唐也是如此。汪伪与伪满,在人们心目中的评判差异,可谓人们用双重标准看待同一类事、同一类人的最为典型的例子。
三
中华革命军山东讨袁的一幕,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中国人的国家观处于一种含混不清的状态。
1915年夏末,孙文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决定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四个司令部,陈其美为东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上海;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山东青岛;胡汉民为西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广州;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筹备处设在陕西三原县。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筹备处就在青岛的八幡町一所大楼里,这里曾是德军驻青岛总督的住宅,1914年冬,日军攻占青岛,接收了德军的全部财产,其中也包括这座大楼。日军专门让出大楼,提供给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还特意拔去路牌,在路口放置禁止通行的木牌,由日本宪兵日夜站岗巡逻。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里有正规军人、退伍士兵、学生和民团,还有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许崇智是前敌总指挥。总司令部里有日本顾问萱野长知坐镇,日本军队掌握的胶济铁路沿线全力协助,所用枪械全部由日本供应,日本人还组织了一个野战医院专程赶来。正因为有了日军的支持,袁世凯的北洋军不敢打来,山东都督靳云鹏也退避三舍,革命军得以顺利攻下十余县。
日本顾问萱野长知夫妇与总司令居正是干亲,居正的次女就是萱野的义女。当萱野来到青岛后,居正问干亲,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需要的大炮和飞机都弄来了吗,萱野回答,飞机和驾驶员很快送到,但大炮只有六门,不过可以赶造木炮,以假乱真。有个叫李得兴的木工,是制造木炮的能手,不妨请来。等到李得兴带着五十八位木工赶来后革命军才发现,原来这些身着破棉袄、脚穿烂棉鞋、留着长辫子的木工居然是日本人。他们已经来华十几年,娶了山东女子,生下中日混血,潜伏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可以说,中华革命党为讨伐袁世凯而组建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是一支由日本顾问参与、日本军人支持、日本武器装备、日本特务助阵的部队,但是,恰恰是这支部队最有战绩,最有影响。孙文对他们很满意,特派廖仲恺前去慰问;袁世凯死后的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也很看重他们,专门派员慰劳,认为他们讨袁有功。
这是日本扶持的部队,但也不能说他们亲日。队伍里有个军官叫陈中孚,一百五十八位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官兵曾经联名认定陈中孚等九人是日本奸细,有害中国,要求开除。居正、许崇智等请示孙文后,决定将他们调回日本。明明背后是日本势力在支持,却又不能容忍有人为日本做事,其复杂性、两面性由此可见一斑。
萱野长知是日本人,可也不能因此就认定他都是在替日本办事,他的调动实际直接来自孙文。当日本军部驻青岛的负责人小村想要控制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限制部队行动时,萱野却一口回绝,说这不是日本政府的指示,只凭军部没有这个权力,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本国国土上行事,无论军事或政治,都是自由的。
这种状况,尽管今天看起来观念含混、做法矛盾,但在当时却无所谓,所以,用现在很多观点去衡量那个时代,难免得出另一种结论,多少革命家、思想家不能不背负汉奸、卖国的沉重罪名。
借助外来势力的军力、财力加强或保护自己的力量,打击、震慑敌方,这既是中外古代最为惯用的手段,也是近现代乃至当代无法避免的方式。在古代甚至近代,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在现代,由于主权、领土、内政等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借助外来势力特别是作为代价出让国家权益,往往不为社会所接受,干预、出卖、丧权辱国等等,成为极其敏感的问题。其实,只要是小国、弱国,只要是政治力量中的弱势,从古至今,在其起步、初创、发展阶段几乎无一不受外部势力的扶持直至直接干预,没钱、没武器、没经济、没有强大的武力,这是没法子的事情。最为可笑的是,有的政治力量完全靠外来势力的支持起家,但又谴责敌方背后有外国势力支持;有的国家在微弱时只能倚赖外来势力,但在强盛后又指责别人有外部势力插手;有的国家一面声讨别国有外国干预,一面却积极伸手到其他国家进行干预。干预之说,到了后来,已经成为打击削弱对方威信的一种口头武器。不过,当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权被外部力量推翻以后,一种新的观念和标准实际正在被国际社会所逐渐接受,两国新政权依照我们过去的概念应该叫什么,人人心知肚明,但却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这不妨视为国家观的新变化。
四
百年来国家观的杂糅、交错,还表现在对外对内的关系及其统治方式之中。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关系与今日的国家外交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唯我独尊,四夷来朝,这样的心理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近代国家时认为,一个国家必须通过别国的承认才是完善的。但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别国的认可,何况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国家。别的地方不是夷就是番,未经教化,来也是朝贡,觐见时还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所以,古代中国没有真正的国家关系,与四邻的关系并不像今天国家主权、领土概念完善后的关系那么简单明了,王朝治下各地的统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并不像我们今天的省、市、自治区那般清晰确切。
中国历朝历代,其边界疆域并不固定,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势力范围和管辖地盘,时而扩大,时而缩小,时而战争,时而归顺,这是历史的常态,与今天的国家领土概念还有距离。因为占据地盘和掠夺财物是历史上各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在初创时的共性,不断迁徙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国家标准去衡量那个时代,好像一打仗就是分裂,一归附就是拥戴。不要说边疆各地,即使秦大一统以后,在中原,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时期,各民族也曾分成各国,此消彼长,同样打得不可开交。
如果完全按照势力范围划分,古代中国,尤其是鼎盛时代的王朝,其版图的确很大,但这不属于近现代的国家概念。一种地方有如今天中国各省市那样,由中央王朝派员管理,层层深入下去;一种地方是朝廷派有驻扎大臣,但具体事务由当地王公贵族或宗教领袖负责,依靠联姻制度和隆重的礼遇保持归属关系(民国时代特设的蒙藏院和后来的蒙藏委员会说明其历史的延续性);还有一种是属国,他们按期朝贡,新王由中国朝廷认可,有了问题可以出兵干预,其他均不过问。
当传统治理方式与辖属关系仍在维持的时候,一声炮响,既闯进了列强,又送来了近代的主权国家观。中国迅速向着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国周边开始了殖民化半殖民化,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及其世界大同理念,在固有的君王家国意识与近现代主权国家观念之上,又染上了一层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对国家观念的认知,因而变得更为难解,纠缠不清。十九世纪的中法和中日战争,中国都曾武力或武装支持今天看来是另外的主权国家,但在当时,中国是延续历史传统,负有本该承担的责任。上世纪下半叶,还是在同样的两个地方,中国采取的支援方式几乎一模一样,我们既可以看作意识形态的结果,也不能否认其中暗含的历史传统因素。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各种关于国家的观念全部压缩在一百年内让中国人迅速消化,其结果自然是消化不了,于是,大杂烩不能不成为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