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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存活下来的好公司长的有30年，短的将近10年。我经常接触到一些富二代，在交流中我看到他们眼里有希望、信心，也有惶惑、踌躇甚至恐惧。几十亿元财产和事业突然降临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会让他们感觉不安。
从各方面看，企业的传承、财富的传承、精神的传承在今天的民营企业里已经变成了第一代创业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不必仇富
今天在中国要把财产传下去，我个人认为是不大可能的。
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是1927-1937年，但那代民营企业的财富都没有传承下来，在1945年以后的战乱中民营企业损失很大，再加上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本家被迫把财产都裸捐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财富很少有传承成功的。
到了我们这代，经过改革开放，民营企业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从以往的制度、基因、文化来看，在中国没有传承财产的智慧和条件。那么接下来能不能传下去呢？我认为不确定，八成也传不下去。
先来看看税收。假定你有一套房子价值100万元，如果要卖掉，需要交增值税、所得税等，一大半所得都交掉了。如果你不卖，死的时候得交遗产税(这个税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征收)，遗产税至少交50%。如果遗产是房子，就得先变卖房产，换得现金，这一过程完成后，可能只能剩下70万、80万，再交遗产税，所剩不过20万、30万元。若遗产是现金，也一样要交税，只不过损耗少一点，但也得交一半多。股权或其他财产的转让也要交税。
除了税收，财富继承人也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挑战就是孩子少，如果孩子再没教育好，那传承百分之百有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使用信托的方法比较好，把财产做个信托，通过专业团队来管理，使子女变成受益人。这样就可以把家族财产交给专业人士来管，挣的钱专业人士拿一部分管理费；受益人拿一部分，这样可防止辛苦创下的家业被不争气的孩子糟蹋掉，从而规避风险。通过信托，比如可将受益人分成三份，孩子拿一份，公益基金拿一份，另外一份给家族其他人。这种方式在西方很流行，最后子女饿不死但也富不了。
如果都是这种制度，富人挣再多的钱，穷人也无所谓，反正你最后信托给公益基金，你的后代也就拿着比我工资略高一点的收入。
富人在临死之前总得琢磨这事情，他一琢磨，发现可用的就这套制度，也没别的可选。比如巴菲特，我不认为他在道德上会比我们更高尚，如果将财富全留给后代，他要交遗产税，那他所持的股票就要全部卖掉，公司立即不值钱。他只有将财富交给比尔·盖茨，这样他死后第一省了税，第二公司股价不会往下跌，财产不会缩水。这是制度安排，不是道德安排。
希望中国未来也这样，把制度设计好，那些有钱人老了快死的时候，他自然会采用这套制度。
这样的话，富人的财富等于是社会财富，富只是证明了你能干。
再来看公司治理。财产从第一代往第二代传时，公司治理不像上市公司那么透明，多数比较传统，大部分决策模型、内部治理结构和决策环境都偏向大比例私人股权、集权或家长制。这对公司财产的安全性不好，它和透明、有制约、相对分权的治理模型在决策上成功的概率是不同的。假定你的治理结构完全私人化，私人占50%以上的股份，属于集权决策模型，如果正确的决策按100分满分算的话，那他经常会作出从负90分到正90分的决策，正确的概率不高。
婚姻中的女人对财产的传递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何鸿燊的故事曾引起了很大反响。最典型的还有香港的"二李"，梁洛施为李泽楷生了三个孩子，他们都有继承财产的平等权利，但他们的妈妈(梁洛施)分不走一文。如果香港的做法传到内地，那么跟有钱人生孩子的会越来越多，跟有钱人结婚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
以上讲的便是财产传承中要面临的三个巨大挑战：税务问题、治理结构问题、婚姻家庭问题。
现在香港有很多富豪在设计这样一种制度，但生前处理资产的转移问题，在内地还不是很普遍。一个社会要想让多数富人不去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那就必须给财富创造者以安全感、荣誉感，挣钱的过程中要尊重他、鼓励他，这才可能让他感恩，做更多善事，不躲避遗产税。
西方有遗产税，所以富人生前捐款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死后财产一大半会因为交遗产税变成政府的财产，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就捐给公益基金，这个基金以后还可以按他生前的设计去运行，他说了算。因此中国应该鼓励私人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因为人们觉得捐给基金会至少不会被不适当的人乱搞。
只要给时间，让所有人看到财富创造者的财富最终会流向社会、惠及民众，这样真正的和谐社会就有可能建立。如果社会试图用革命的方法剥夺富人财产，那就会乱套，最后谁也不去挣钱，导致社会动乱和倒退。这样的事"文革"做过，朝鲜做过，柬埔寨做过，越南也做过，都曾引发过经济崩溃，于是后来又都不得不改革，开放私人经济，鼓励致富。总之，用法律和制度确保大家安心创造财富、行善，这才是财富传承方面积极和正面的信号。
永远不可能复制自己
人总想复制跟自己一样的人，儿子最好模样跟自己差不多，精神、理想、能力也都跟自己一样，就能把自己的事业一代代传承并发扬下去。但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遗憾和不满意，因为不可能拷贝出同样的人。
今天这一代成长的环境变了，历史故事仍然有人在讲，但已经无法让人产生崇高感了。比如貂蝉在历史上是办大事的，在电视剧里却被整成一坐台小姐。网游里所有历史上崇高的东西都被碎片化。
时代环境变化导致你永远不可能复制一个自己，所以人和人的传承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满意的。现代家庭中孩子数量比较少，于是传承风险也加大了。所以，我希望民营企业的选人体制能够逐步改变成让制度来选人，让业绩来证明人，让价值观来凝聚人，让事业来激励人。在事业传承上，企业家面对的不应是具体的某个人，而应是所有人。
奥巴马在竞选前也就相当于中国的科级干部，通过一年半的全美演讲，竞选成了大哥。这个过程就是制度选人。制度选人就是根据第三方规则在透明环境下进行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进入的机会，对最后胜出者大家才是服气的。
从公司治理来说，一定要避免把创办者、大股东变成集权制度下的神，避免放纵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家执行的时候东倒西歪、最后自尝苦果的悲剧。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好的治理结构，将决策的成本适当提高，有效执行，即使有毛病在此过程中也会被大家提出来。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系统有效，积小胜为大胜。
制度传承与系统有效
制度传承的目标应该是打造一种财产安全、系统有效、合理激励的公司治理制度。它有以下几个特征：
股权设置上避免一股独大，适度加强公司资本的社会化构成。一个人占51%以上股份就是一股独大，不管是民营、国企、外资，风险都很高，这意味着整个决策机制都寄希望于一个人，而人不是神，不可能永远正确。
一个好公司的股权设置，大股东应该在30%—40%之间，另外还有其他股东、小股东和散户，这样比较容易作出接近80分的决策。合理的股权结构应该避免两极化，建立相对集中、统一协调、适度社会化的治理结构，保证公司有一个好的决策环境。
公司要建立一整套透明的制度。一个是对内透明，公司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大家的事。如果把互不相识的两个男人放在黑屋子里，他们就都可能会想着先下手为强，很容易会打起来。对外也要透明，这样外部对你也会有信任，别人看你才不会往坏里想。公司对外的透明度还可以有效地促进内部约束力的加强，包括人的制度约束、道德约束、行为约束等，保证更好地执行制度和传承。
公司作为一个组织除了营利功能以外，还要满足别的功能，比如企业社会责任的功能。
民营企业如果把自己的事业分成营利事业、私人公司、公益事业这样三部分，组织功能就比较完善了，系统之间才会有跟外部世界的正常接口。公益有公益的法律规范，私人有私人的游戏规则，上市公司有公众公司的规则，这样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终结者还是开启者
价值观的传承最可参考的是宗教。不管什么宗教，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观的传承有点像养孩子，也有点像腌咸菜。所谓养孩子，孩子小时候都是光着屁股出来的，看不出什么差别，十年之后，你会发现这家孩子跟那家孩子就不一样，气质不同，这是由味道、状态、相貌、语言等综合起来的肉体以外的品牌特征，是靠一天天的时间养成的。价值观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这也像腌咸菜，放进去是白菜，弄了点卤，拿个石头压着，盖上盖子，一个月后拿出来就成了泡菜，比白菜好吃。
这个过程就要在特定环境下，加特定的外部力量，封闭起来、重复训练。企业精神价值传承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编好自己内部的故事，同时把这些启示录贴墙上、搁桌子上，到处都是，每天提醒大家。
另外要有场所。比如腌咸菜的泡菜坛子，就是一个外部环境，企业的泡菜坛子就是学校，要建立自己的培训机构，进来的新员工是白菜帮子，搁进去三个月以后是泡菜，有它的作息时间、整套程序、游戏规则。
创办人是最好的布道者，因为公司是你创办的，可以将历史和现状连接上。仪式性的活动也有利于价值观的内化。中国古代讲幼童发蒙时要背书，要背到变成用肌肉读，不用嘴读。像读"人之初、性本善"一句话最后要变成肌肉的活动，要深化到骨髓里，升华为终身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开始重复的时候会有抗拒，因为内心有你以前装进去的东西，现在要塞进去另一个东西，那就得使点劲，把旧东西逐渐压转，与塞进去的东西融合，变成新东西，最后经过反复咀嚼，逐渐理解、升华。
所以，精神价值的传承要靠经典，要有场所、传道者和活动、仪式。随着公司发展的时间越来越长，民营企业需要考虑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对于创办人最大的挑战，就是个人的定位：你要做终结者还是开启者。
（根据冯仑演讲原文编辑删减）
从各方面看，企业的传承、财富的传承、精神的传承在今天的民营企业里已经变成了第一代创业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不必仇富
今天在中国要把财产传下去，我个人认为是不大可能的。
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是1927-1937年，但那代民营企业的财富都没有传承下来，在1945年以后的战乱中民营企业损失很大，再加上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本家被迫把财产都裸捐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财富很少有传承成功的。
到了我们这代，经过改革开放，民营企业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从以往的制度、基因、文化来看，在中国没有传承财产的智慧和条件。那么接下来能不能传下去呢？我认为不确定，八成也传不下去。
先来看看税收。假定你有一套房子价值100万元，如果要卖掉，需要交增值税、所得税等，一大半所得都交掉了。如果你不卖，死的时候得交遗产税(这个税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征收)，遗产税至少交50%。如果遗产是房子，就得先变卖房产，换得现金，这一过程完成后，可能只能剩下70万、80万，再交遗产税，所剩不过20万、30万元。若遗产是现金，也一样要交税，只不过损耗少一点，但也得交一半多。股权或其他财产的转让也要交税。
除了税收，财富继承人也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挑战就是孩子少，如果孩子再没教育好，那传承百分之百有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使用信托的方法比较好，把财产做个信托，通过专业团队来管理，使子女变成受益人。这样就可以把家族财产交给专业人士来管，挣的钱专业人士拿一部分管理费；受益人拿一部分，这样可防止辛苦创下的家业被不争气的孩子糟蹋掉，从而规避风险。通过信托，比如可将受益人分成三份，孩子拿一份，公益基金拿一份，另外一份给家族其他人。这种方式在西方很流行，最后子女饿不死但也富不了。
如果都是这种制度，富人挣再多的钱，穷人也无所谓，反正你最后信托给公益基金，你的后代也就拿着比我工资略高一点的收入。
富人在临死之前总得琢磨这事情，他一琢磨，发现可用的就这套制度，也没别的可选。比如巴菲特，我不认为他在道德上会比我们更高尚，如果将财富全留给后代，他要交遗产税，那他所持的股票就要全部卖掉，公司立即不值钱。他只有将财富交给比尔·盖茨，这样他死后第一省了税，第二公司股价不会往下跌，财产不会缩水。这是制度安排，不是道德安排。
希望中国未来也这样，把制度设计好，那些有钱人老了快死的时候，他自然会采用这套制度。
这样的话，富人的财富等于是社会财富，富只是证明了你能干。
再来看公司治理。财产从第一代往第二代传时，公司治理不像上市公司那么透明，多数比较传统，大部分决策模型、内部治理结构和决策环境都偏向大比例私人股权、集权或家长制。这对公司财产的安全性不好，它和透明、有制约、相对分权的治理模型在决策上成功的概率是不同的。假定你的治理结构完全私人化，私人占50%以上的股份，属于集权决策模型，如果正确的决策按100分满分算的话，那他经常会作出从负90分到正90分的决策，正确的概率不高。
婚姻中的女人对财产的传递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何鸿燊的故事曾引起了很大反响。最典型的还有香港的"二李"，梁洛施为李泽楷生了三个孩子，他们都有继承财产的平等权利，但他们的妈妈(梁洛施)分不走一文。如果香港的做法传到内地，那么跟有钱人生孩子的会越来越多，跟有钱人结婚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
以上讲的便是财产传承中要面临的三个巨大挑战：税务问题、治理结构问题、婚姻家庭问题。
现在香港有很多富豪在设计这样一种制度，但生前处理资产的转移问题，在内地还不是很普遍。一个社会要想让多数富人不去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那就必须给财富创造者以安全感、荣誉感，挣钱的过程中要尊重他、鼓励他，这才可能让他感恩，做更多善事，不躲避遗产税。
西方有遗产税，所以富人生前捐款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死后财产一大半会因为交遗产税变成政府的财产，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就捐给公益基金，这个基金以后还可以按他生前的设计去运行，他说了算。因此中国应该鼓励私人的公益(慈善)基金会成立，因为人们觉得捐给基金会至少不会被不适当的人乱搞。
只要给时间，让所有人看到财富创造者的财富最终会流向社会、惠及民众，这样真正的和谐社会就有可能建立。如果社会试图用革命的方法剥夺富人财产，那就会乱套，最后谁也不去挣钱，导致社会动乱和倒退。这样的事"文革"做过，朝鲜做过，柬埔寨做过，越南也做过，都曾引发过经济崩溃，于是后来又都不得不改革，开放私人经济，鼓励致富。总之，用法律和制度确保大家安心创造财富、行善，这才是财富传承方面积极和正面的信号。
永远不可能复制自己
人总想复制跟自己一样的人，儿子最好模样跟自己差不多，精神、理想、能力也都跟自己一样，就能把自己的事业一代代传承并发扬下去。但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遗憾和不满意，因为不可能拷贝出同样的人。
今天这一代成长的环境变了，历史故事仍然有人在讲，但已经无法让人产生崇高感了。比如貂蝉在历史上是办大事的，在电视剧里却被整成一坐台小姐。网游里所有历史上崇高的东西都被碎片化。
时代环境变化导致你永远不可能复制一个自己，所以人和人的传承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满意的。现代家庭中孩子数量比较少，于是传承风险也加大了。所以，我希望民营企业的选人体制能够逐步改变成让制度来选人，让业绩来证明人，让价值观来凝聚人，让事业来激励人。在事业传承上，企业家面对的不应是具体的某个人，而应是所有人。
奥巴马在竞选前也就相当于中国的科级干部，通过一年半的全美演讲，竞选成了大哥。这个过程就是制度选人。制度选人就是根据第三方规则在透明环境下进行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进入的机会，对最后胜出者大家才是服气的。
从公司治理来说，一定要避免把创办者、大股东变成集权制度下的神，避免放纵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大家执行的时候东倒西歪、最后自尝苦果的悲剧。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好的治理结构，将决策的成本适当提高，有效执行，即使有毛病在此过程中也会被大家提出来。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系统有效，积小胜为大胜。
制度传承与系统有效
制度传承的目标应该是打造一种财产安全、系统有效、合理激励的公司治理制度。它有以下几个特征：
股权设置上避免一股独大，适度加强公司资本的社会化构成。一个人占51%以上股份就是一股独大，不管是民营、国企、外资，风险都很高，这意味着整个决策机制都寄希望于一个人，而人不是神，不可能永远正确。
一个好公司的股权设置，大股东应该在30%—40%之间，另外还有其他股东、小股东和散户，这样比较容易作出接近80分的决策。合理的股权结构应该避免两极化，建立相对集中、统一协调、适度社会化的治理结构，保证公司有一个好的决策环境。
公司要建立一整套透明的制度。一个是对内透明，公司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大家的事。如果把互不相识的两个男人放在黑屋子里，他们就都可能会想着先下手为强，很容易会打起来。对外也要透明，这样外部对你也会有信任，别人看你才不会往坏里想。公司对外的透明度还可以有效地促进内部约束力的加强，包括人的制度约束、道德约束、行为约束等，保证更好地执行制度和传承。
公司作为一个组织除了营利功能以外，还要满足别的功能，比如企业社会责任的功能。
民营企业如果把自己的事业分成营利事业、私人公司、公益事业这样三部分，组织功能就比较完善了，系统之间才会有跟外部世界的正常接口。公益有公益的法律规范，私人有私人的游戏规则，上市公司有公众公司的规则，这样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终结者还是开启者
价值观的传承最可参考的是宗教。不管什么宗教，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观的传承有点像养孩子，也有点像腌咸菜。所谓养孩子，孩子小时候都是光着屁股出来的，看不出什么差别，十年之后，你会发现这家孩子跟那家孩子就不一样，气质不同，这是由味道、状态、相貌、语言等综合起来的肉体以外的品牌特征，是靠一天天的时间养成的。价值观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这也像腌咸菜，放进去是白菜，弄了点卤，拿个石头压着，盖上盖子，一个月后拿出来就成了泡菜，比白菜好吃。
这个过程就要在特定环境下，加特定的外部力量，封闭起来、重复训练。企业精神价值传承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编好自己内部的故事，同时把这些启示录贴墙上、搁桌子上，到处都是，每天提醒大家。
另外要有场所。比如腌咸菜的泡菜坛子，就是一个外部环境，企业的泡菜坛子就是学校，要建立自己的培训机构，进来的新员工是白菜帮子，搁进去三个月以后是泡菜，有它的作息时间、整套程序、游戏规则。
创办人是最好的布道者，因为公司是你创办的，可以将历史和现状连接上。仪式性的活动也有利于价值观的内化。中国古代讲幼童发蒙时要背书，要背到变成用肌肉读，不用嘴读。像读"人之初、性本善"一句话最后要变成肌肉的活动，要深化到骨髓里，升华为终身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对的，你开始重复的时候会有抗拒，因为内心有你以前装进去的东西，现在要塞进去另一个东西，那就得使点劲，把旧东西逐渐压转，与塞进去的东西融合，变成新东西，最后经过反复咀嚼，逐渐理解、升华。
所以，精神价值的传承要靠经典，要有场所、传道者和活动、仪式。随着公司发展的时间越来越长，民营企业需要考虑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对于创办人最大的挑战，就是个人的定位：你要做终结者还是开启者。
（根据冯仑演讲原文编辑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