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7日晚上，以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3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从鲁瑛手中接管编辑事务，使“文革”中长期受控于张春桥、姚文元的 《人民日报》 完全转入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为迅速消除“四人帮”在各地“造反势力”，消除这种势力对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威胁，《人民日报》发挥了积极作用，及时而稳妥地向社会公众传递了党中央的声音。
　　

编辑记者议论新来的领导

　　迟浩田等3人在10月7日进驻人民日报社后，立即召开由9人参加的“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宣布由迟浩田代表党中央新的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对人民日报社进行领导，切断人民日报社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工作关系，切断原人民日报社领导人鲁瑛办公室的“红机子”（即可以直接接通中央領导人的红色电话机），亦控制鲁瑛的对外联系，特别是控制他与上海市领导人徐景贤、王秀珍的联系，要求他不向上海方面透露北京发生的一切变化。
　　会议结束后，迟浩田等人审阅了第二天 《人民日报》 的主要版面，因为差不多已到截稿时间，不可能做大的调整了。实际上，为了稳定局面，不走漏消息，也不需要对版面做大调整，因此也就基本未动。
　　10月8日早晨的人民日报社机关食堂里，前来用早餐的编辑记者们没有议论当天版面，而是交头接耳，交流传闻：“报社昨天晚上又来了新的军代表！”
　　有的听者司空见惯：“嗨，这有什么稀奇！‘文革’以来，军代表来过几拨了。”
　　确实如此，“文革”以来，陈伯达首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随即跟来一个“记者团”。不到两个月，“记者团”撤走，前番随同陈伯达前来的 《解放军报》 副总编辑唐平铸被任命为代总编辑。“文革”进入高潮时，报社又先后进驻了中学“红卫兵”和来自大学的“红卫兵小组”，此后又有“工宣队”“军宣队”轮番来到。其中，“军宣队”在人民日报社的时间最长，直到迟浩田工作组进驻，以某军一个师政委崔金耀为首的“军宣队”仍在人民日报社。但崔金耀与迟浩田没有工作关系，对迟浩田的到来一无所知。
　　敏感者却认为，这一回不同寻常。来到报社的迟浩田是北京军区副政委。按此职务对照军衔，许多人议论，大军区副政委最少应该是中将，比师政委大多啦！知名记者缪俊杰回忆，当时有些人在私下里议论：“此公非等闲之辈，今后有好戏看！”
　　事实上，迟浩田来后，崔金耀带领的“军宣队”很快就撤走了。

向中央报送工作组简报

　　1976年10月8日，迟浩田向华国锋、叶剑英、耿飚等报送他的工作组的“第2号简报”：
　　“今天（10月8日）上午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他们那一帮子人两次给鲁瑛来电话，打探消息，进行串联。上午9时40分，文化部于会泳给鲁瑛来电话，说他原来准备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突然又不叫去了，问鲁瑛有什么情况？10时30分，上海徐景贤给鲁瑛来电话说，昨天凌晨，马天水、周纯麟以及邻近省的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他们走后，联系不上。徐与春桥、文元的秘书也联系不上。他们心里很纳闷，向鲁打听有什么情况没有？”
　　鲁瑛听从迟浩田工作组的指令，没有向上海的徐景贤等人透露消息。后来，在1980年12月13日上午，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王洪文、张春桥的时候，徐景贤出庭作证说，他在1976年10月8日上午“给鲁瑛打了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鲁瑛的神态十分反常，讲了两三句话就把电话挂上了。”
　　迟浩田工作组在监控鲁瑛的同时，采取了多种严密措施，做到“不动声色”。例如报社大门口橱窗里，对有“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形象的照片保持原状未作变动。
　　10月9日，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刚满一个月的日子。这天的 《人民日报》 头版给读者强烈印象。1版上只有两条新闻，字号极大，一条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正文只有100多字，为：
　　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教育和鼓舞工农兵和其他劳动群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定：
　　（一）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二）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这条消息的下方也是通栏标题，是10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出版 《毛泽东选集》 和筹备出版 《毛泽东全集》 的决定，正文690余字，主要内容为：
　　（一）尽快出版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并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在出版选集的同时，积极地筹备出版 《毛泽东全集》。
　　（二）出版 《毛泽东选集》 和 《毛泽东全集》 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设一个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
　　（三） 毛主席著作的所有原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收集，保存。
　　这两条消息中，后一条包含了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明确指出，编辑事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点明华国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二是点明，毛泽东著作原件均由中央办公厅收集保存，而不是由个人保存，实际上排除了江青在这项事务中的位置。

起草 《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社论

　　看到中央新领导集体的重要决定，对办报很有经验的迟浩田即产生强烈的意识，要采用 《人民日报》 社论这样庄重的方式，在阐述中央重要决定意义的同时，以暗喻方式传递出中央领导层完成转变的信息，即粉碎“四人帮”。
　　迟浩田找来 《人民日报》 评论组编辑一起商量，将社论的题目确定为 《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阐述中共中央刚刚作出的两项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新的 《毛泽东选集》 并筹备出版 《毛泽东全集》。
　　这篇社论稿起草得很快，迟浩田和几位编辑边议边写。写出一段即送印刷厂“密件室”排印，然后在清样上修改。傍晚时分，这篇字斟句酌的社论初稿就完成了。历史总有相似之处，10年前“文革”爆发之际，陈伯达前来 《人民日报》 夺权，当夜起草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公开宣告“文革”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10年后“十月惊雷”，迟浩田进驻人民日报社，也是迅速组织撰写社论，却是向世人宣告，“文革”终于结束了！
　　这篇社论的送审稿由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人联签，送往中南海。
　　华国锋非常重视这篇 《人民日报》 社论稿，当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进行审议。会议讨论后决定，以最高规格的“两报一刊”社论名义发表这篇 《人民日报》 社论。发表前，政治局会议还在社论稿子增加了一段毛泽东关于“三要三不要”的语录：“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此处分明是话中有话，耐人寻味。
　　10月10日凌晨4时，社论清样送回到迟浩田手里。
　　这天早晨，《人民日报》 以通栏标题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 《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这篇社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关心时事政治的人从社论中察觉，中共中央高层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中国发生大变化了。中国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新时期。
　　《人民日报》，自然也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新时期。
　　（选自《湘潮》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