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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文化思想界的昆仑巨擘，他一直努力站在世界的高度审视中国现实，一直作为人类苦难的承受者追问中国的未来，成为中国人心中一面屹立不倒的精神旗帜。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面旗帜，需要立足于鲁迅的高度、借用鲁迅打量世界的目光，来审视当下的中国文化现象。
日前，2013鲁迅文化论坛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政协、中国文联、相关部委和北京、上海、广州、绍兴等城市领导，全国6所鲁迅纪念场馆和7所鲁迅校际交流会学校代表，以及来自海内外的文化界、艺术界、企业界人士等200余人与会。
“鲁迅文化论坛”前身为“鲁迅论坛”，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提议创办，2006年在香港举办首届，2007至2012年在深圳、长沙、上海、绍兴、北京等城市已成功举办七届。自2013年起更名“鲁迅文化论坛”，是鲁迅文化基金会年度大型公益品牌活动。“鲁迅文化论坛”的恒定主题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旨在“弘扬鲁迅精神，探讨文化发展”，实践鲁迅“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中国新文化理想。今后论坛的议题由鲁迅话题转向大文化话题，从鲁迅研究领域转向大文化领域，论坛将关注社会的文化热点，整合民间力量，把论坛办成华人世界的年度文化峰会，办成关注社会改革和讨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平台，通过前瞻性的眼光和总揽全局的年度议题，为中华文化把脉、发声。
今年论坛一共四个议题，分别是“应对文化贸易逆差”、“文化金融与文化强国战略”、“中华文化走出去”、“多元背景下的文化发展”，近20位两岸三地文化领域专家学者、文化产业领军人物、主管文化事业的政府官员就议题进行了发言与对话，且纷纷聚焦“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个热门话题。本刊记者受邀赴京参会，全程旁听，特选取发言嘉宾的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文化贸易逆差下的文化输出
中国文化贸易长期以来处于巨大的逆差境地，这是文化走出去必须面临和首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何会产生文化逆差，有什么应对的策略；中国到底要输出怎样的文化，怎么输出，也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
家里都没书，想文化输出是很难的事
万捷（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我一直在考虑怎么回答“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样一个问题。我的观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际上一直是用“来料加工的方式”考虑文化问题。文化首先是“我们的文化”走出去，而不是说“我们加工的文化”走出去。
我现在觉得，这个贸易逆差和我们的文化水准是相匹配的，就应该是逆差。现在这种文化状态，思想状态，在这种经济指标为主、浮躁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文化，更多的文化走出去，现在走不出去才是必然。现在不是“走出去”，应该是“请进来”。我们要学习其他优秀民族、其他先进国家的文化，把全世界优秀的文化、上百年优秀的文化资源重新引进中国。我个人是收藏艺术类旧书的。我去日本、欧洲、美国买了无数的旧书，价格非常便宜。为什么国外有那么多便宜的艺术类旧书？是因为他们家里有书。我们很多家里都没书，要想文化输出是很难的事。
我们用什么走出去，我们走出去的东西非常多，但还是要在引进来的基础上。引进来不只是内容，尤其要讲究引进来的方法，怎样用国际的方法使我们的内容更加国际化，在我们大众欣赏的前提下再走出去，这个才有基础。如果我们都不欣赏，甚至我们不知道我们加工的是什么东西，这文化不可能走出去。
另外，走出去不是强求，不是政治需要。现在有大量的出版物、大量的视频等运出去，别人不看，连大使馆的人都不看，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发出去。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而且对咱们文化不尊重。一定要人家觉得这是特别珍贵、特别值得尊重的。
从农村包围城市，我们能进去的地方先进去
吴志良（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我谈谈澳门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先回归到400年前，当时澳门开埠之后，西方传教士过来，他们知道，要进到中国来传教，首先对中国文化要有所了解，所以开始学中文，并开始接触中国的士大夫，通过士大夫开始去了解中国文化，甚至把中国文化翻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传到西方去。这是一种合作，他们以西方的思维、语言、风格，以他的表述方式来转成外文，反而在西方引起了很大轰动。同时西方文化怎么走进来的？利玛窦辞典的诞生，很有意思，他自己找个士大夫问一个个词什么意思，然后就写下来，当时没有辞典可以借鉴，有些写不出来就音译。最早中西的交流在澳门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引进来的问题，我觉得，交流的方式上是否需要我们检讨一下。我们对外宣传的时候，外宣部门翻译的很多，各种各样的书籍堆在使馆里，不仅外国人不看，我们自己人也不看，浪费很多资源。我要向有关部门提一个建议，我们为什么不请外国人进来介绍我们的文化？
回到澳门，澳门为什么能在中西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因为它的历史发展是很自然的。这几百年来，中国人、葡萄牙人、日本人等在这里共同形成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可以相对平和、平等、自然地交流。有这么个公共空间，又形成了澳门人的多重身份，中国人慢慢被西方文化感染，认同、接受西方某些文化的元素甚至某些价值，觉得是生活里甚至是血液里的一部分。西方人天天跟中国人在一起，也接触到中国文化。1999年澳门国际机场开幕时，一边是和尚一边是神父，一起来做仪式，非常壮观。这就是澳门，把文化生活化，把生活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最近我看到欧洲联盟组织主席巴洛佐说，澳门形成了东方和西方人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话语体系，这是澳门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所在。
这些年来，我们在文化推广方面，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差：我们一定要走向法兰克福、走向伦敦！人家那么强大，起码在气势上压过我们，我们跟他们争是很难的。但是拉丁美洲、非洲非常欢迎我们的文化走进去，我喜欢用一句当时的话，从农村包围城市，我们能进去的地方先进去。如果这样去思考的话，澳门会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拉丁美洲的巴西，有三亿到四亿的人口，非洲有六个国家讲葡萄牙语，我们很乐意做这方面的事情，包括翻译古典文化、翻译现代文学等。 我们关注橱窗做得是否漂亮，不关心后面的卖场
周黎明（文化评论人，影评人）：中国的电影、华语电影出去的时候，你到底要输出什么？其实可以分解一下。第一个是输出中国故事，如果是输出中国故事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计较《功夫熊猫》《花木兰》是美国做，因为故事是中国的，它在全世界各地放的时候，人家记住的是中国古代有这样的女英雄，这是很正面的形象；《功夫熊猫》也很正面。第二个是输出中国价值观。有很少数的外国电影里，主题是很中国的，跟美国离得很远。如果我们主要动机是输出中国价值观，我们应该鼓励好莱坞来拍这样的影片，它的影片影响力比我们的影片大得多。还有一个是输出中国明星脸，如果主要目的是这个，实际上美国的普通观众是不分你这个演员是中国人还是华裔，甚至不分你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日本人、韩国人。如果你是输出中国面孔的话，对于西方种族政治是会产生影响的，但是产生影响带来的好处很可能不是你一家独享，日本的、韩国的、东南亚都可以享受。
我想大家会说，这几者应该是合一的，对不对？理想状态下的确是。应该是中国的电影它包含着讲的是中国故事，用的是中国明星，传达的是中国的价值，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有时，很多在美国卖得比较好的中国影片，它的价值观是一个比较普世的价值观，它是被冲淡的、被淡化的价值观，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中国的价值观，比如《功夫梦》这个影片，在美国卖得非常好，你看它的剧情，中国的风光，中国的武功全得到很好的展示，但是里面传递的主题很浅，没有什么让你可以咀嚼、觉得可以自豪的东西。
我们参加政府展，包括我们去参加很多电影节、电影奖，这些都是展示，展示是一个橱窗，给你展示完以后后面得有个卖场，卖场就是做生意的，可以把这个商品卖出去。我们现在陷入什么样的处境？我们很关注橱窗做得是否漂亮，我们是不是在戛纳得了一个大奖，至于得大奖之后这个影片有没有卖出去，我们不管。真正要让中国的影片走出去的话，橱窗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后面的賣场，而后面卖场实际上不是政府和非盈利机构可以做到的，应该放手让民间的公司去做，政府要做的就是一些政策方面的鼓励。只有我们把电影真正从一个纯粹的展示品，看成一个有文化内涵的商品的时候，这种买卖行为才能趋向正常。
文化要走出去，尤其是电影，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首先你得站稳自己的市场。近一两年有很好的势头，我们的影片，尤其是中等成本的商业影片，在中国市场上屡次打败好莱坞大片，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这是第一步，你起码在自己的市场上赢得自己的观众，而且不借用任何行政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你做到了，就摸到市场运作的门道，然后同样的门道你可以走出去，但是走出去讲故事的时候，故事是你的，讲故事的方式其实应该是国际化的。实际上好莱坞讲故事的方式不是一个地道的美国方式，它是一个符合全世界各地人看的方式，你可以把它的模式、套路拿过来以后讲自己的故事，讲好了以后，慢慢可以崭露头角。
输出上要润物细无声，要做好四个“跨”
张颐武（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2013年估计有230亿左右，前年突破100亿，去年130亿，这个爆炸性增长，人类历史上少有。这个十年明星也有重大的变化，过去中国电影明星从陈冲开始，唯一的志愿就是到好莱坞去成功；现在冰冰们不到好莱坞去成功了，发现在中国成功就够了，中国市场足够大。现在中国的市场让好莱坞电影都要调整了。中国电影市场太好，城镇化进程高速成长，三线四线城市在看电影。这个增量改变整个全球电影生态，第一次中国电影市场能够改变全球电影生态。
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反差，一个是高速的增长，我们的消费在拉动新的文化，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的状况，“走出去”这个问题确实是很让人焦虑，我们没声音。但现在有好的现象值得关注，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新兴国家传播有一定的效果，最近国家领导人出访，经常提到大众文化传播的问题，比如习主席到坦桑尼亚提到《媳妇的美好时代》，这部电视剧在坦桑尼亚热播，还是很有影响的；还有李总理到泰国提《泰囧》，都提大众文化，为什么？我们传播策略上有一些调整，原来的传播策略是把中国最好的东西拿出去，《四书》《五经》，这是中华文化最经典的，我们要拿出去给人看。但现在发现美国和韩国的成功传播路径并不是这样，美国并不是把伟大的爱默生的著作拿给中国人看，反而是靠大众文化，靠流行文化，靠迈克尔·杰克逊，靠麦当娜这些人，它显示了美国文化中独到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活力。我们过去传播把和氏璧塞给人，人家觉得是块顽石。现在我们要转变。西方这个市场，一方面高度成熟，门槛很高你进不去。另一方面，这个市场在萎缩在衰落，他的文化产品都吃不饱，怎么让你进去。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可以先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传播，以及向我们周边相近的东亚国家传播，文化接近，发展水平差不多，我们就比人家快半步或一步，这个他们容易接受。
另外，输出上我们要有耐心，要润物细无声，要想到别人的需求，要做好四个“跨”：第一个要跨平台传播，靠电视、电影推广，同时移动互联网这个平台重要性越来越大，视频可以在移动互联网上看，观众在二微上传播，一个是微博，一个是微信。第二个要跨群体，现在主要群体就是中产群体，生活上不足，在事业上也是实现不足，很自卑。要让中产群体感受到我们自己文化有魅力。第三个要跨代际，真的做好自己的市场必须要跨我们自己的群体，跨我们自己代际，对他们发言有效，郭敬明的小说培养大量的粉丝，80后的作家都签约在郭敬明公司。第四个要跨文化，我们现在跨文化的经验没有，跨文化的运筹没有，语言训练很少。要实现四“跨”需要长期努力，现在我觉得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历史伟大机遇，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历史的临界点，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中国崛起是一个十亿人层面的崛起，这个复兴崛起过程中，文化的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关键，要思考在传播中怎样更灵活更有策略，我们要实现的是什么目标。
多元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全球化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融合越来越频繁，因此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承认、了解、明白多元文化的存在与状态，明晰中国文化的发展新趋势，思考在全球人民面临的难题中，中国文化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新时代的中国须建立全球化的文化与全人类视野
梁燕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美国、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创办人及院长）：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数有6千多万人，也有两岸四地的不同体制，涉及3千多万人，此中有共同利益，也有共同的文化，合起来可构成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是“文化中国”，不只是“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掌握与深化体悟民族的灵魂，其目的一是团结和凝聚内部精神，一是建立世界和平的全球眼界。新时代的中国须有新的文化框架，须建立全球化的文化与全人类视野。
“文化中国”不同于“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今日世界正注意日益强盛的“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但却未有对中国足够的尊重，也未正视文化上中国的精神价值。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不足畏惧，唯文化的真空，精神灵性的溃败，会使中国人日渐失去灵性，社会失去凝聚力。因此，当人们正在追求政治中国的改革及经济中国的富足时，我们不能忽视追求一个文化上更新的中国。“文化中国”指中国文化的价值不限于中国本土，却是中国自身的一种普世精神资源。故此普世价值不限在西方所独有，中国肯定人的仁爱本性可视为人权观念的根基，这也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全球化的发展，可以是全球各国各族的和平连网，也可以是全球冲突和文明冲突。全球化本身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不少学者已提出文化全球化的理念，就是认为有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在兴起。全球文化的推动，本身不是先有什么意识形态要全球接受。其精英文化方面，如经济网络，是纯粹利益为本，而学术交流和国际救援及合作，是与每一民族文化有合作，而非文化侵略。全球化若要成为各国和平合作、互相增进的基础，须承认西方作為原动力之下，各大民族文化均可之平等并存，又各有创造性去发展自己文化，及以之贡献西方。
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中国在目前的高速发展中，是否能建立另类全球化，反过来贡献西方文化呢？特别在全球化冲突的可能发展之下，中西方有没有适切的精神资源，去回应9·11之后那文明冲突之危机呢？
用拿来的“主义”、拿来的“方法”给中国文化“把脉”
李文儒（故宫博物馆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鲁迅至今仍然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发展中国文化的典范。他本人就创造了不止一种文化范式并成为新的文化传统。多元背景下谈文化发展，先谈理念层。首先是一定要承认、了解、明白多元文化的存在与状态，尤其是即时性的，及与我同时态的现状。前提一定是“拿来主义”，不拿来怎么看见？怎么了解？走出去看，看了拿回来给出不去的人看。其次是拿来干什么？争强好胜？争艳斗奇？鲁迅揭露过了。一个人的自大不要紧，集体的自大就非常可怕。集体的盲从取代个人的理性，能遮蔽绑架裹挟许多东西。不自觉者被裹挟，自觉者也会被裹挟。理性的态度是拿来以后在比较中寻找自己的不足。用拿来的“主义”、拿来的“方法”给中国文化“把脉”，发现“病态”、“病灶”，寻找“病根”，不怕脸红心跳，知耻而后勇，治病救人。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坚韧的理性主义者，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都是这么做的，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救治”和“重构”“创建”中国新文化。辛亥革命中反帝反封建制度的目标，中华民国确立的法治，中华人民共和国追求的新中国、新文化、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公理、法治、人权、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中国文化才能够扬眉吐气、大大方方地“走出去”。但很不容易，会有反复，有变异，会有被旧的中国文化化掉的危险。
再从文化实践层面说：第一，不能就文化谈文化；第二，如何对待传统？创新才是继承。多元是事实，但多元文化并不等于所有的“元”都好，还要讲“核心价值”，还要讲继承什么？怎样继承？文化发展核心是创新和发展，如果不创新不发展，说明它没有生命力，拿传统的好的东西致力于世界，就像当年的丝绸一样，说明我们是不肖子孙，只是回到过去，用过去的东西安慰今天的我们，这不是创新力。所以继承和创新，继承核心是创新，这样才能发展。
通过中国文化活出一种更好的样子
金惟纯（台北《商业周刊》创始人，曾任台北市杂志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世界经济，总体来说生产过剩已经很久了，所有的需求都是衍生性的需求，用各种方式去刺激需求，现在在商业跟科技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全球性的范围内已经生产过剩。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大到没有人解决，全世界政治领袖大都假装问题不存在，一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到如此短视漠视最基本的问题，这是有问题的。
代表近代西方文明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叫做美国，最近几年美国做的最明显的事，一个是打仗，第二个是印钞票，这个国家本身要进行深刻的思考。所谓的文明就是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别人的关系、跟自然的关系，在生存和生活、生育三个环境里，提出大的解放。现代文明价值观中，最简单一个单一价值叫人均GDP，人均GDP什么意思？你生产东西越多，消费东西越多你就越进步，你在这个地球上留个比较大的足迹表示你比别人进步，至于你跟自己和不和谐，和别人和不和谐，好像没有太多人关心。
回到最简单层面来看，一个有智慧的文化，有实用价值的文化就是能解决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非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整个来说，中华文化走出去当然没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当今全球每个人面临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怎样通过中华文化传统智慧，提出一个比别人更好的解决方案，可以活出一种更好的样子，让人家觉得，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你居然可以活成这样，如果我们能做成，你不跑出去，人家也要来学。
台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角色？简单讲台湾有一个特色，中华民族的社会中，它是中华文化完整保存，然后进入政治经济各方面进程中，是一个活的实验场。台湾经济已经不再高速发展了，在这样的时候大家怎样安身立命，怎样活出好状态，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怎么走出去
李极冰（北京天智通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文化走出去最基本的论题是什么？文化首先要站起来，所以80年前，我们谈的不是走出去，我们谈的是站起来，如果我们不站起来怎么走出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怎么样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不管是《阿Q正传》还是《呐喊》，鲁迅讲的都是这个问题。鲁迅的精神是什么？首先是一种民族精神，所以鲁迅不治病了，他来治我们民族精神之病，鲁迅在过去是伟大的，在今天是有意义的，在今后是辉煌的，我相信一百年后这个论坛，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他谈的是精神问题。
我们看到历史一脉一脉相成，我们现在能退回到原点吗？不可能。历史是流动的，文化是流动的。第一个流动就是整个全球市场化、整个资源的流动，第二个流动是紧跟一个资本的流动，第三个是技术流动。被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怎么按照鲁迅所说的“让中国文化站起来”，这个命题非常非常严峻。文化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人的教化，就是人在教化之上的一个进化。
今天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论坛已经逐渐被博客取代，博客被微博取代，今天这个文化在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的变化，但是形式就是存在，这个形式发生重大变化，腾讯把微信搞出来以后，上市公司的市值是多么惊人，腾讯已经逼近6千多亿人民币，腾讯的市值大于中国网通加上中国电信。这个网络文化就叫微文化。中国文化经历了前两次运动，第一次160年前的洋务文化运动，第二次就是鲁迅先生、陈独秀先生提出的新文化运动，把过去整个文言文形式变成白话文。“微文化”是用网络的语言改造语言文化形式。所谓的“微文化”是一种基于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在人体上可以形成快速反应和交互能力的文化，这个影响力在网络上巨大无比。
文化、金融携手，多方共赢
在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个热门行业。文化产业的发展中，金融是一大关键，中国文化走出去也離不开金融这个助力。1930年，梅兰芳先生第一个把中国京剧带到美国，中国银行的一个团队就专门负责梅兰芳先生的金融支持。因此金融如何更好地适应文化企业特色、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文化和金融合作，应该是一个各方共赢的事情
刘玉珠（先后任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文化产业司司长）：我想谈这样几个看法，第一个，文化金融合作，取得共识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前提。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这一块长期被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这块和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文化建设和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只能由财政来支持，也谈不到产业，更谈不到金融问题。现在到了产业，产业肯定要和市场结合，特别是产业要想有很大的发展，金融问题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在这个方面，文化产业发展被国家认可也就十来年的时间，我们从事业到产业有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阶段，同时政府对于产业、对于金融问题，对于资本市场的问题，应该说缺少足够的认识和足够的研究。我们全国近120万家文化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或者小微文化企业，小微文化企业以创意为主要特点，既没有和金融资本打交道的能力和经验，同时政策方面又是一个空白，所以这样的话存在很大的问题。
文化和金融合作，应该是一个各方共赢的事情。首先对于企业来讲，它解决了发展中需要的资金问题，为未来企业成长奠定很好的基础。第二对银行来讲，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也找到拓展空间。第三对社会来讲，企业有了银行的支持，有了发展，它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就能够提供给社会，就能满足各种不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这对于促进国家的稳定和谐发展，特别是解决人民精神文化消费这方面的作用是相当大的。第四对于政府而言，政府找到了给社会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途径，促进社会建立良好的合作秩序，稳定发展。同时也能得到税收，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等等，所以说它是一种共赢。
文创企业更需要利用金融这个翅膀
赵瑞安（北京银行副行长、金融市场总监，经济学博士）：我们国家现在GDP是世界第二，我们货物进出口2012年是世界第二，2013年是世界第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我们的消费在升级，可能更多的是要求质量，包含一些文化元素。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文化创意产业和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是不太同步。从全国来看，我们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是大有可为。
金融对于文创产业的发展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文创企业发展对金融的重视，对金融利用程度的高低，决定企业发展的快慢和质量。文创企业更需要利用金融这个翅膀，从国家战略来看，文创需要加速发展，跨越式发展，我们文化方面出口是逆差，我想我们要好好利用金融。文创企业和别的企业一样，发展有阶段，在你初创的时候就需要资本，你有好的创意或者有好的作品，需要资本采取股权方式进行结合，发展到下一步可能需要私募基金进入，期望有更大的发展，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企业的话，要学会分享收益，如果你全部家当都投到文创企业，失败的话你也得不偿失，可以把未来的收益也分享给其它社会资本，等你到了一定的规模，如果你的现金流确定了，这是你利用银行非常好的时期。
目前我们给文创行业的贷款，市场份额是第一位的，最高的时候到70%。我们有一部分市场，在北京和外地，专门是做文创企业的融资，我们客户经理请人民大学的一些专家作为导师介绍这个行业的发展规律，我们有专门的审批机构，长期和文创企业打交道，你的企业产品拿过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市场价值，这是我们自身做的努力。另外，我们在内部还有一些政策，包括银监会，鼓励银行创新，这是社会政策来鼓励文创企业发展。
文创产业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广的，我们从金融角度来看，不只是电影、文艺，各行各业，所有的商品都需要进一步增加文化方面的元素。文创企业应该是大有可为，我们金融业愿意与文创企业一块发展，实现共赢。
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层次与五个序列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经过这几年迅速的推动和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在不断的升级换代，现在我国文化产业有着这样三个档次三个层次的发展。第一个层次就是以文化旅游为主要发展方式的一种产业形态。第二种形态是我国改革红利释放以后产生的效益，也就是说由中国电影集团，中国电视集团等等加上期刊社为主的方式，转企改制的过程中变成了现在的企业形态。第三，文化产业发展较为高端的形态是创意经济，创意产业。软件新媒体产业，加上我们网络化数字化这样一些产业形态，构成了创意产业的一个高端形态，带动了文化产业向高端发展。更高形态的文化产业是一种高端的产业升级换代以后的目标形态，因为这样一种目标形态，它才更多的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多的需要金融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产业的需要序列是什么样？
首先第一，创意产业的这个理念提出来实际上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财富的增长认识。今天更高产业形态出现的时候，创意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在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原创。第二，内容为王的阶段，在全球发展中，当创意发展理念提出来以后，你要把所有的创意按照现实产业的要求和市场的要求做成可以售卖的这样一个产品或者节目或者某一个精神形态。第三，传播为王、渠道为王的时代。当信息巨量推出之后就出现了信息太多的局面，这个时候如何利用最好的传播渠道来发展，这是我们眼球注意的经济时代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第四，电子商务，数字化甚至移动化贸易这么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里，我们看到人们根本上的生活习惯随着消费的代继转换，新的电子商务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最后，出现的是体验经济、休闲经济这样一个时期，这是整个文化创意产业中最终的一个归属点，也就是谁买单谁掏钱，过去我们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性不足，市场性不足。我们怎么进入体验经济、消费的时期，娱乐的时期，然后进入到整个文化消费，使之真正成为我们消费的重心。我们全国普遍文化消费只占全部消费的4%、5%左右，西方人文化消费会达到20%到30%，这中间差距非常大，如果我们把这个消费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产业这个圈就画圆了。
进入大资产管理时代，我们支持一切新創造
倪正东（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经济委员会委员）：我们社会变化非常快，特别是我们亲身经历改革开放35年，我们小时候的信息来源主要是连环画，后来听的广播，当年1989年的时候，听报纸摘要节目，到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看电影，当时有的东西就是随身听和多频段的收音机，现在完全变了，大家在听讲的时候看手机看微信，这些东西正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面临不同的时代，我们看一些广告行业的数据，2013年的电视广告估计超过1300亿，增长百分之十几，视频网站的广告今年增长大概30%，但是传统的杂志、报纸都下降10%左右。电影这个行业，2013年1月19号到5月19号，票房突破100亿。互联网领域，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在过去三年的时间，市值增长了一千亿美元，就是我们看微信的时候，我们在用QQ音乐的时候，用光棍节参加购物的时候，这三个公司市值在不断创造新高，并购领域也是再创新高。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35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整个生活条件改善，人们有钱了，这是一个事实，人们需要更多的娱乐，这里面创造大量的机会。以前我们写个小说没有太好的商业回报，但今天郭敬明可以将之商业化。中国要有一种机制让写歌的能赚更多的钱，让编剧赚更多的钱，我觉得文化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股权投资，支持新的创意，支持新的商业模式，支持新的创业的机会，支持新的电影，支持新的电视，支持新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领域。最后要讲就是，最有机会、最受投资人喜欢的有两个，一个是互联网文化传媒，一个是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
拿来主义与中华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宏大话题，需要我们从各个层面、角度不断思考，比如中国文化怎样才算走出去？我们凭什么拿什么走出去？怎么能够让跟我们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西方人接受我们的文化？
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做的是自己先把中华文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找回来
解玺璋（著名文化批评家、出版人）：讲到中华文化走出去，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似乎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的确他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让更多西方人对中国文学发生了兴趣，有了阅读的欲望，据说更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已被列入翻译出版计划，这都是很好的事。不过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点必要的清醒，笼统把当代文学的输出说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未尝不可，但严格来说现当代文学包括电影、戏剧等等首先是拿来的成果，我们不排除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避免包含了中国叙事的元素，所写也多发生在中国，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故事，但基本的叙事原则，叙事理念、叙事方法、叙事原型都来自西方或者是西方叙事的变体，这种走出去其实是学生向老师汇报学习的成果，请老师检验，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说交流也可以，面子上会好看一点，实质上就是这么回事。
历史上，中国很少思想和价值观的输出，秦汉到明清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期，勉强言之，18世纪欧洲的礼仪之争可以算作一次意外，而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应该承认从中国儒学中主要是阳明学说中吸取了精神力量和变革思想资源。整体上看，进入19世纪，“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中学西渐”几乎终止了，中华文化由于无人主动伸手来拿而丧失了走出去的可能。20世纪初，西方有人反思西方的文明和文化，想到要输入东方的和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加以补救，这也许是个很好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机会。但那时的中国人看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自己的祖宗亲切多了，自然很少有人呼应西方的这种需求。
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浩劫，中华文化在曾经生成的土地上已经所剩无几，如果不起死回生生长壮大，就要走出去，恐怕是异想天开。所以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做的，恐怕还是自己先把中华文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找回来，打扫干净，给它必要的尊重，确立一个价值观，使这种价值观铭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要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才谈得上走出去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不信仰不尊重不懂得不需要自己的文化，又如何让别人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的文化呢？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海外办了很多孔子学院，据说花了很多钱，但是有钱不一定使你的文化强大到足以被别人接受。还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要有舍身求法的人，在这里应该说是舍身传播文化的人，而如何才能舍身呢？首先要求传播者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所要传播的文化。 当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越来越显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样看来，中国文化的前途不是能否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成功的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今天仍然有人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却是一方面不承认普世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中国文化走出去，试问，一种自封为特殊的文化如何成为世界其它民族的需要呢，除非你有力量强迫别人接受，所以文化走出去也注定了走不远，更不可能融入别人的生活生成新的文化。从历史上看，文化走出去与走进来从来都是同时进行的，一面拒绝别人的文化，一面却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这种自大狂心理只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中的异类，这是应该警惕的。
三个M形成合力，使中国视觉艺术更多走向世界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一方面是积极地提倡拿进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努力地在把中国的文化送往世界。所以我想他是一位两手硬的文艺家，这种既拿来又推出送出的意识，在20世纪整个中国文艺或者艺术发展的进程中是十分难得的。
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课题，我只能结合我在的领域谈谈美术。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中国美术走出去的历程非常艰辛。总体上来说，美术上中外逆差也是非常大的，主要就是文化认同。我们走在北京街头，一百余人里，我想至少超过90%知道毕加索，听说过这个名字；可是在西方另外一个国家，同样问一百个人，知道齐白石这个画家吗？我想答案肯定是反向的，不会超过10%。除了数量以外，这跟传播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西方，尤其西方鼻祖对中国艺术对中国美术的认识其实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现代历程板块，他们基本上是有盲点不了解。另外一块是当代艺术，中国的当代艺术，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引起了西方世界注意，但这里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偏见的问题。所谓美术这个领域就是看现代和当代两种问题，但是都不利于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美术一个良好的形象或者叫丰满的、完整的形象。中国的美术有一个特点，它是五千年来源远流长，尤其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有许多是属于自己原生地一样的重要的内涵，这些都被西方所忽视。
中国艺术怎么走出去？我想简而言之，把三个M用好：第一个是Market，现在中国艺术在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不断升高的拍卖记录每每让人兴奋不已，这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由小及大让世界了解。第二个是传播的本体，Media，这个渠道很重要，如何使中国艺术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了解的对象，不管是平面的还是新媒体，网络、电视都很重要，一方面我们在海外传播力度还有限，一方面对美术关照也很少，我们电视频道没有一个美术节目。第三个M是作为本体，就是Museum，博物馆、美术馆，尤其美术馆要发挥作用，使中国美术不仅走出去而且走到人家的主舞台。中国美术馆、博物馆这方面力度还不够，要思考如何把非常优秀的资源提炼成一种主题，一种话题。最后，这三个M还应该形成合力，使得中国视觉艺术能够更多的走向世界。
传道而非传术，不是走出国门而是走入人心
于芃（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这些年在行当里工作，我觉得关于文化走出去，有一点是我们应当特别重视的，这就是走出去的内容问题。尤其是艺术的，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比方说看京剧，武戏就要比文戏更容易接受，所以非得等着外国慢慢懂了你这个语言你再往外推文戏吗？我们中心就琢磨这个事，想到了过去农村大娘不识字，她这一生可能就是看了春节、农闲时来演的京戏，这些戏里边的故事反映的生活道理，变成她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她和邻居打交道的一种价值标准。如果我们国内的文盲都能够这样接受，我们把这些带有价值观念的戏推到国外去，他们也是看得懂的。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把更多的“道”传出去，而不是“术”。
第二点，方式问题。这些年，国家在国外建立很多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实际上有点像国内的文化馆图书馆，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这样的机构是公开直接面对当地公众的，所以很受欢迎。我们这个交流中心现在也和很多文化中心合作，做一些名作与经典小品牌项目，这是方式问题。
第三点，我们有两个概念，第一，对于走出去，大家一下就望文生义，办个签证走出国门，不能那样狭隘理解走出去，走出去的核心应该走进人心，不是光走出国门，所以从这个角度想的话，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多大规格规模，只要影响大影响深就行了。
还有一个，我们一直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这句话有问题。它缺乏一个准确的表述。大家急着走出去，出现什么呢？越民俗越好，民族的变成民俗，再往下那就变成陈旧的，越旧越好，越旧老外越喜欢。我觉得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应该是民族精神而不是民族的形式，民族的精神是什么呢？第一，天行健自强不息；第二，厚德载物，我能够容纳别的国家的东西。民族的和世界的应该是民族的精神和世界的眼光。
国际化的中国文化企业，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好利器
张宇（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方面，我坚定信奉鲁迅的“拿来主义”，时至今日，其思想的犀利和对现实的洞照，仍然令人高山仰止。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而不是被动地被抛来，送来。至于拿来主义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系，先生说的话一样有针对性，“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至少从我这十几年来亲身经历和耳濡目染的走出去的众多案例来看，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非常正确的，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我们与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合资制作的多媒体舞台剧《时空之旅》，2005年9月27日在上海开演，演出到今天，还在一年364场地继续上演，总票房超过四个亿，观众总量三四百万人次，其中70%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商务散客，我们的模式叫做出口不出国。为了这部戏，我们雇佣了一个完整的优秀国际创作团队。我们作为投资人和制作人，当初给他们的导向性核心创作理念就是16個字：中国元素、国际制作、中国故事、国际讲述。8年之后，事实证明这部拿来主义的大戏名利双收。拿来主义，让我们受益匪浅。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刚刚派出上海芭蕾舞团带着中国芭蕾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美国24座城市成功巡回演出了32场。纽约的中文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我，问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内团自费来美国演出，白送票还请不到外国人来看，而你们的上海芭蕾舞团，在美国居然一卖就卖出了32场？我告诉她，是三条主要原因使然。第一，芭蕾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中国人成功地拿来了。第二，用芭蕾语言表现梁祝爱情故事，表现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共鸣，中国人学会了。第三，与哥伦比亚演出经纪公司这样美国演出界顶尖的企业合作，中国人找到了。
中文电视台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美文化贸易逆差如何解决？我告诉她，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送到中国的，每每都是好莱坞、百老汇、迪士尼等大企业生产的畅销文化商品，而我们送到美国的则往往是既不适销也不对路的一般性文化产品，而中国的文化企业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还没有得到各方面足够的重视。以一般性文化产品对畅销文化商品，以非企业对世界级大企业，我们的文化贸易逆差是必然的。解决文化贸易逆差的方法，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让中国企业成为中坚力量，真正担当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作用，让中国企业大量生产推出适销对路的国际化优秀中国文化产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资源、资金等大幅度全方位地向中国文化企业倾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化的中国文化企业，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好的利器，国家要善用多用大用，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如何实现文化上的中国梦
周令飞（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今天，国家、企业、各类民间组织和个人都在努力，探求中华文化重新走向世界——或者说，让世界重新瞩目中华文化。这是国家利益的诉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必需。在这种需要之中，我们认为，至少应当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华文化的自信心从哪里来？实现文化上的中国梦，首先要有重建中华文化的自信心。文化自信心的重建，可以通过两种相关的途径或方式来实现：一是守成，一是创新。所谓守成，即是对既有的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守护。所谓创新，则是在世界眼光的打量和审视之下，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我们的新文化，要对历数千年承袭而不断裂的传统文化充满信心，也要有敢于在如此深厚的文化基础上去创造和更新的勇气和胆识，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第二个问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方式问题。目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可以列出一份成绩单：比如文化的产业化，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再比如我们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中国作家莫言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这些文化传播大事件让全球华人兴奋和自豪。同时，文化贸易逆差惊人，一部《泰囧》在国内再创华语电影票房新高，达到12.6亿，然而它的海外发行，据凤凰网年初报道，在北美院线“黄金档的时候竟然只坐了15个人”。由于文化、语言、思维方式、传播手段等诸方面的差异和不足，导致我们的“文化赤字”惊人，文化资源的世界性流失惊人。
然而，并不是我们不努力。近六十年来，中国虽历经挫折，逐渐以大国姿势崛起，不断输出中国文化，先后采取了多种走出去的方式，如经济援助、如思想输出，如举办文化展、文化节、文化季、文化年等等。这些文化输出的举措，也取得了许多的成就，但世界各国的接受度究竟怎样？接受的效果如何？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可以选择？都值得我们再打量，再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影响力的形成与所耗费的精力和金钱并不完全成正比，也就是说，一种成功的文化输出，是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和最长远的效果。
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文化走出去”无疑已是共识。但“走出去”的目标、拿出来的内容、向前走的方式等等，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文化本身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因此，民间社团机构在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引领文化走出去方面具有先天的巨大优势。比如说，民间社团对文化资源的集结可以更本色、更丰富、更生动，更容易交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鼓励国际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政府对这种活动加以适度的扶持，很少会以行政干预的方式介入。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大都交由民间的、非政府的机构来运行。在此背景下，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个重大的事业，各类基金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政府可以适当退后，支持民间社团来做一些“政府不方便做、企业不愿意做”的文化活动。比如在制定清晰的边界、严格法律形式审查的前提下，适度松绑，开放多样化的基金渠道，给艺术创作、文化创造和文化交往以更大的自由度，保证文化制度的良性的可持续性，以民间交流促进民族文化认同，让中华文化走进非华人世界，真正走进其他民族和族群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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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鲁迅文化奖在京揭晓
2013鲁迅文化论坛举办前晚，由搜狐网与鲁迅文化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3年鲁迅文化奖颁奖盛典”在清华大学举行。本刊记者作为媒体评审，参加了盛典。
鲁迅文化奖是中国唯一以鲁迅命名的文化大奖。它以“为中国发现创造的力量”为宗旨，以“坚持公正与独立的评判”为原则，传播多元、开放、自由的价值观，提倡关怀社会、贴近现实、反映时代的创作理念，以期为中国文化领域树立标杆、指引方向、凸显价值。该奖今后将每年举办一次。
本届文化奖，评选先后历经4个多月时间，先由40位专业评审和媒体评审遴选60部提名作品，然后经历网友投票、组委会反复开会讨论论证选出。颁奖盛典上共颁出了12项大奖。其中，金宇澄的《繁花》荣获“年度小说奖”，李亚伟的《河西走廊抒情》获得“年度诗歌奖”，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获得“年度图书奖”，章燕紫的《止痛帖》获得“年度艺术奖”，中国美术馆推出的《留学到苏联》获得“年度文化艺术表现奖”，歌曲《董小姐》的作者宋冬野以专辑《安和桥北》荣获“年度音乐奖”，《蒋公的面子》获得“年度戏剧奖”，《一代宗师》斩获“年度电影奖”，《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荣获“年度纪录片奖”。
现场还颁出了最重量级的“年度彷徨事件”：纠结的《小时代》和“年度呐喊事件”：迟来的道歉。前者因电影《小时代》掀起的论战搅动了2013年的文化圈并波及大众，各方围绕物欲与价值观的争论折射出的是当下社会的迷茫；后者则因个体敢于为其在十年浩劫中的错误而忏悔受到人们的尊重，使更多的个体勇于反思和忏悔，给社会帶来了震撼。此外，苏利文先生获颁“年度致敬人物”，他独具慧眼地看到正在发生着变革的中国美术，并向世界不遗余力传播，历时七十余载，让人由衷敬重。
日前，2013鲁迅文化论坛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政协、中国文联、相关部委和北京、上海、广州、绍兴等城市领导，全国6所鲁迅纪念场馆和7所鲁迅校际交流会学校代表，以及来自海内外的文化界、艺术界、企业界人士等200余人与会。
“鲁迅文化论坛”前身为“鲁迅论坛”，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提议创办，2006年在香港举办首届，2007至2012年在深圳、长沙、上海、绍兴、北京等城市已成功举办七届。自2013年起更名“鲁迅文化论坛”，是鲁迅文化基金会年度大型公益品牌活动。“鲁迅文化论坛”的恒定主题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旨在“弘扬鲁迅精神，探讨文化发展”，实践鲁迅“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中国新文化理想。今后论坛的议题由鲁迅话题转向大文化话题，从鲁迅研究领域转向大文化领域，论坛将关注社会的文化热点，整合民间力量，把论坛办成华人世界的年度文化峰会，办成关注社会改革和讨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平台，通过前瞻性的眼光和总揽全局的年度议题，为中华文化把脉、发声。
今年论坛一共四个议题，分别是“应对文化贸易逆差”、“文化金融与文化强国战略”、“中华文化走出去”、“多元背景下的文化发展”，近20位两岸三地文化领域专家学者、文化产业领军人物、主管文化事业的政府官员就议题进行了发言与对话，且纷纷聚焦“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个热门话题。本刊记者受邀赴京参会，全程旁听，特选取发言嘉宾的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文化贸易逆差下的文化输出
中国文化贸易长期以来处于巨大的逆差境地，这是文化走出去必须面临和首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何会产生文化逆差，有什么应对的策略；中国到底要输出怎样的文化，怎么输出，也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
家里都没书，想文化输出是很难的事
万捷（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我一直在考虑怎么回答“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样一个问题。我的观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际上一直是用“来料加工的方式”考虑文化问题。文化首先是“我们的文化”走出去，而不是说“我们加工的文化”走出去。
我现在觉得，这个贸易逆差和我们的文化水准是相匹配的，就应该是逆差。现在这种文化状态，思想状态，在这种经济指标为主、浮躁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文化，更多的文化走出去，现在走不出去才是必然。现在不是“走出去”，应该是“请进来”。我们要学习其他优秀民族、其他先进国家的文化，把全世界优秀的文化、上百年优秀的文化资源重新引进中国。我个人是收藏艺术类旧书的。我去日本、欧洲、美国买了无数的旧书，价格非常便宜。为什么国外有那么多便宜的艺术类旧书？是因为他们家里有书。我们很多家里都没书，要想文化输出是很难的事。
我们用什么走出去，我们走出去的东西非常多，但还是要在引进来的基础上。引进来不只是内容，尤其要讲究引进来的方法，怎样用国际的方法使我们的内容更加国际化，在我们大众欣赏的前提下再走出去，这个才有基础。如果我们都不欣赏，甚至我们不知道我们加工的是什么东西，这文化不可能走出去。
另外，走出去不是强求，不是政治需要。现在有大量的出版物、大量的视频等运出去，别人不看，连大使馆的人都不看，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发出去。这是一个巨大的浪费，而且对咱们文化不尊重。一定要人家觉得这是特别珍贵、特别值得尊重的。
从农村包围城市，我们能进去的地方先进去
吴志良（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我谈谈澳门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先回归到400年前，当时澳门开埠之后，西方传教士过来，他们知道，要进到中国来传教，首先对中国文化要有所了解，所以开始学中文，并开始接触中国的士大夫，通过士大夫开始去了解中国文化，甚至把中国文化翻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传到西方去。这是一种合作，他们以西方的思维、语言、风格，以他的表述方式来转成外文，反而在西方引起了很大轰动。同时西方文化怎么走进来的？利玛窦辞典的诞生，很有意思，他自己找个士大夫问一个个词什么意思，然后就写下来，当时没有辞典可以借鉴，有些写不出来就音译。最早中西的交流在澳门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还是引进来的问题，我觉得，交流的方式上是否需要我们检讨一下。我们对外宣传的时候，外宣部门翻译的很多，各种各样的书籍堆在使馆里，不仅外国人不看，我们自己人也不看，浪费很多资源。我要向有关部门提一个建议，我们为什么不请外国人进来介绍我们的文化？
回到澳门，澳门为什么能在中西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因为它的历史发展是很自然的。这几百年来，中国人、葡萄牙人、日本人等在这里共同形成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可以相对平和、平等、自然地交流。有这么个公共空间，又形成了澳门人的多重身份，中国人慢慢被西方文化感染，认同、接受西方某些文化的元素甚至某些价值，觉得是生活里甚至是血液里的一部分。西方人天天跟中国人在一起，也接触到中国文化。1999年澳门国际机场开幕时，一边是和尚一边是神父，一起来做仪式，非常壮观。这就是澳门，把文化生活化，把生活提升到文化的高度。最近我看到欧洲联盟组织主席巴洛佐说，澳门形成了东方和西方人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话语体系，这是澳门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所在。
这些年来，我们在文化推广方面，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差：我们一定要走向法兰克福、走向伦敦！人家那么强大，起码在气势上压过我们，我们跟他们争是很难的。但是拉丁美洲、非洲非常欢迎我们的文化走进去，我喜欢用一句当时的话，从农村包围城市，我们能进去的地方先进去。如果这样去思考的话，澳门会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拉丁美洲的巴西，有三亿到四亿的人口，非洲有六个国家讲葡萄牙语，我们很乐意做这方面的事情，包括翻译古典文化、翻译现代文学等。 我们关注橱窗做得是否漂亮，不关心后面的卖场
周黎明（文化评论人，影评人）：中国的电影、华语电影出去的时候，你到底要输出什么？其实可以分解一下。第一个是输出中国故事，如果是输出中国故事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计较《功夫熊猫》《花木兰》是美国做，因为故事是中国的，它在全世界各地放的时候，人家记住的是中国古代有这样的女英雄，这是很正面的形象；《功夫熊猫》也很正面。第二个是输出中国价值观。有很少数的外国电影里，主题是很中国的，跟美国离得很远。如果我们主要动机是输出中国价值观，我们应该鼓励好莱坞来拍这样的影片，它的影片影响力比我们的影片大得多。还有一个是输出中国明星脸，如果主要目的是这个，实际上美国的普通观众是不分你这个演员是中国人还是华裔，甚至不分你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日本人、韩国人。如果你是输出中国面孔的话，对于西方种族政治是会产生影响的，但是产生影响带来的好处很可能不是你一家独享，日本的、韩国的、东南亚都可以享受。
我想大家会说，这几者应该是合一的，对不对？理想状态下的确是。应该是中国的电影它包含着讲的是中国故事，用的是中国明星，传达的是中国的价值，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有时，很多在美国卖得比较好的中国影片，它的价值观是一个比较普世的价值观，它是被冲淡的、被淡化的价值观，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中国的价值观，比如《功夫梦》这个影片，在美国卖得非常好，你看它的剧情，中国的风光，中国的武功全得到很好的展示，但是里面传递的主题很浅，没有什么让你可以咀嚼、觉得可以自豪的东西。
我们参加政府展，包括我们去参加很多电影节、电影奖，这些都是展示，展示是一个橱窗，给你展示完以后后面得有个卖场，卖场就是做生意的，可以把这个商品卖出去。我们现在陷入什么样的处境？我们很关注橱窗做得是否漂亮，我们是不是在戛纳得了一个大奖，至于得大奖之后这个影片有没有卖出去，我们不管。真正要让中国的影片走出去的话，橱窗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后面的賣场，而后面卖场实际上不是政府和非盈利机构可以做到的，应该放手让民间的公司去做，政府要做的就是一些政策方面的鼓励。只有我们把电影真正从一个纯粹的展示品，看成一个有文化内涵的商品的时候，这种买卖行为才能趋向正常。
文化要走出去，尤其是电影，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首先你得站稳自己的市场。近一两年有很好的势头，我们的影片，尤其是中等成本的商业影片，在中国市场上屡次打败好莱坞大片，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这是第一步，你起码在自己的市场上赢得自己的观众，而且不借用任何行政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你做到了，就摸到市场运作的门道，然后同样的门道你可以走出去，但是走出去讲故事的时候，故事是你的，讲故事的方式其实应该是国际化的。实际上好莱坞讲故事的方式不是一个地道的美国方式，它是一个符合全世界各地人看的方式，你可以把它的模式、套路拿过来以后讲自己的故事，讲好了以后，慢慢可以崭露头角。
输出上要润物细无声，要做好四个“跨”
张颐武（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2013年估计有230亿左右，前年突破100亿，去年130亿，这个爆炸性增长，人类历史上少有。这个十年明星也有重大的变化，过去中国电影明星从陈冲开始，唯一的志愿就是到好莱坞去成功；现在冰冰们不到好莱坞去成功了，发现在中国成功就够了，中国市场足够大。现在中国的市场让好莱坞电影都要调整了。中国电影市场太好，城镇化进程高速成长，三线四线城市在看电影。这个增量改变整个全球电影生态，第一次中国电影市场能够改变全球电影生态。
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反差，一个是高速的增长，我们的消费在拉动新的文化，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的状况，“走出去”这个问题确实是很让人焦虑，我们没声音。但现在有好的现象值得关注，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新兴国家传播有一定的效果，最近国家领导人出访，经常提到大众文化传播的问题，比如习主席到坦桑尼亚提到《媳妇的美好时代》，这部电视剧在坦桑尼亚热播，还是很有影响的；还有李总理到泰国提《泰囧》，都提大众文化，为什么？我们传播策略上有一些调整，原来的传播策略是把中国最好的东西拿出去，《四书》《五经》，这是中华文化最经典的，我们要拿出去给人看。但现在发现美国和韩国的成功传播路径并不是这样，美国并不是把伟大的爱默生的著作拿给中国人看，反而是靠大众文化，靠流行文化，靠迈克尔·杰克逊，靠麦当娜这些人，它显示了美国文化中独到的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活力。我们过去传播把和氏璧塞给人，人家觉得是块顽石。现在我们要转变。西方这个市场，一方面高度成熟，门槛很高你进不去。另一方面，这个市场在萎缩在衰落，他的文化产品都吃不饱，怎么让你进去。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可以先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传播，以及向我们周边相近的东亚国家传播，文化接近，发展水平差不多，我们就比人家快半步或一步，这个他们容易接受。
另外，输出上我们要有耐心，要润物细无声，要想到别人的需求，要做好四个“跨”：第一个要跨平台传播，靠电视、电影推广，同时移动互联网这个平台重要性越来越大，视频可以在移动互联网上看，观众在二微上传播，一个是微博，一个是微信。第二个要跨群体，现在主要群体就是中产群体，生活上不足，在事业上也是实现不足，很自卑。要让中产群体感受到我们自己文化有魅力。第三个要跨代际，真的做好自己的市场必须要跨我们自己的群体，跨我们自己代际，对他们发言有效，郭敬明的小说培养大量的粉丝，80后的作家都签约在郭敬明公司。第四个要跨文化，我们现在跨文化的经验没有，跨文化的运筹没有，语言训练很少。要实现四“跨”需要长期努力，现在我觉得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的历史伟大机遇，我们的社会已经到了历史的临界点，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中国崛起是一个十亿人层面的崛起，这个复兴崛起过程中，文化的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关键，要思考在传播中怎样更灵活更有策略，我们要实现的是什么目标。
多元背景下的文化发展 全球化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融合越来越频繁，因此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承认、了解、明白多元文化的存在与状态，明晰中国文化的发展新趋势，思考在全球人民面临的难题中，中国文化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新时代的中国须建立全球化的文化与全人类视野
梁燕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美国、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创办人及院长）：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人数有6千多万人，也有两岸四地的不同体制，涉及3千多万人，此中有共同利益，也有共同的文化，合起来可构成中华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是“文化中国”，不只是“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掌握与深化体悟民族的灵魂，其目的一是团结和凝聚内部精神，一是建立世界和平的全球眼界。新时代的中国须有新的文化框架，须建立全球化的文化与全人类视野。
“文化中国”不同于“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今日世界正注意日益强盛的“政治中国”与“经济中国”，但却未有对中国足够的尊重，也未正视文化上中国的精神价值。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不足畏惧，唯文化的真空，精神灵性的溃败，会使中国人日渐失去灵性，社会失去凝聚力。因此，当人们正在追求政治中国的改革及经济中国的富足时，我们不能忽视追求一个文化上更新的中国。“文化中国”指中国文化的价值不限于中国本土，却是中国自身的一种普世精神资源。故此普世价值不限在西方所独有，中国肯定人的仁爱本性可视为人权观念的根基，这也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全球化的发展，可以是全球各国各族的和平连网，也可以是全球冲突和文明冲突。全球化本身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不少学者已提出文化全球化的理念，就是认为有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在兴起。全球文化的推动，本身不是先有什么意识形态要全球接受。其精英文化方面，如经济网络，是纯粹利益为本，而学术交流和国际救援及合作，是与每一民族文化有合作，而非文化侵略。全球化若要成为各国和平合作、互相增进的基础，须承认西方作為原动力之下，各大民族文化均可之平等并存，又各有创造性去发展自己文化，及以之贡献西方。
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中国在目前的高速发展中，是否能建立另类全球化，反过来贡献西方文化呢？特别在全球化冲突的可能发展之下，中西方有没有适切的精神资源，去回应9·11之后那文明冲突之危机呢？
用拿来的“主义”、拿来的“方法”给中国文化“把脉”
李文儒（故宫博物馆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鲁迅至今仍然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发展中国文化的典范。他本人就创造了不止一种文化范式并成为新的文化传统。多元背景下谈文化发展，先谈理念层。首先是一定要承认、了解、明白多元文化的存在与状态，尤其是即时性的，及与我同时态的现状。前提一定是“拿来主义”，不拿来怎么看见？怎么了解？走出去看，看了拿回来给出不去的人看。其次是拿来干什么？争强好胜？争艳斗奇？鲁迅揭露过了。一个人的自大不要紧，集体的自大就非常可怕。集体的盲从取代个人的理性，能遮蔽绑架裹挟许多东西。不自觉者被裹挟，自觉者也会被裹挟。理性的态度是拿来以后在比较中寻找自己的不足。用拿来的“主义”、拿来的“方法”给中国文化“把脉”，发现“病态”、“病灶”，寻找“病根”，不怕脸红心跳，知耻而后勇，治病救人。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坚韧的理性主义者，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都是这么做的，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救治”和“重构”“创建”中国新文化。辛亥革命中反帝反封建制度的目标，中华民国确立的法治，中华人民共和国追求的新中国、新文化、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公理、法治、人权、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中国文化才能够扬眉吐气、大大方方地“走出去”。但很不容易，会有反复，有变异，会有被旧的中国文化化掉的危险。
再从文化实践层面说：第一，不能就文化谈文化；第二，如何对待传统？创新才是继承。多元是事实，但多元文化并不等于所有的“元”都好，还要讲“核心价值”，还要讲继承什么？怎样继承？文化发展核心是创新和发展，如果不创新不发展，说明它没有生命力，拿传统的好的东西致力于世界，就像当年的丝绸一样，说明我们是不肖子孙，只是回到过去，用过去的东西安慰今天的我们，这不是创新力。所以继承和创新，继承核心是创新，这样才能发展。
通过中国文化活出一种更好的样子
金惟纯（台北《商业周刊》创始人，曾任台北市杂志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世界经济，总体来说生产过剩已经很久了，所有的需求都是衍生性的需求，用各种方式去刺激需求，现在在商业跟科技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全球性的范围内已经生产过剩。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问题大到没有人解决，全世界政治领袖大都假装问题不存在，一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到如此短视漠视最基本的问题，这是有问题的。
代表近代西方文明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叫做美国，最近几年美国做的最明显的事，一个是打仗，第二个是印钞票，这个国家本身要进行深刻的思考。所谓的文明就是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别人的关系、跟自然的关系，在生存和生活、生育三个环境里，提出大的解放。现代文明价值观中，最简单一个单一价值叫人均GDP，人均GDP什么意思？你生产东西越多，消费东西越多你就越进步，你在这个地球上留个比较大的足迹表示你比别人进步，至于你跟自己和不和谐，和别人和不和谐，好像没有太多人关心。
回到最简单层面来看，一个有智慧的文化，有实用价值的文化就是能解决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非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整个来说，中华文化走出去当然没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当今全球每个人面临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怎样通过中华文化传统智慧，提出一个比别人更好的解决方案，可以活出一种更好的样子，让人家觉得，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你居然可以活成这样，如果我们能做成，你不跑出去，人家也要来学。
台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角色？简单讲台湾有一个特色，中华民族的社会中，它是中华文化完整保存，然后进入政治经济各方面进程中，是一个活的实验场。台湾经济已经不再高速发展了，在这样的时候大家怎样安身立命，怎样活出好状态，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 如果我们不站起来怎么走出去
李极冰（北京天智通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文化走出去最基本的论题是什么？文化首先要站起来，所以80年前，我们谈的不是走出去，我们谈的是站起来，如果我们不站起来怎么走出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怎么样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不管是《阿Q正传》还是《呐喊》，鲁迅讲的都是这个问题。鲁迅的精神是什么？首先是一种民族精神，所以鲁迅不治病了，他来治我们民族精神之病，鲁迅在过去是伟大的，在今天是有意义的，在今后是辉煌的，我相信一百年后这个论坛，还会继续下去，因为他谈的是精神问题。
我们看到历史一脉一脉相成，我们现在能退回到原点吗？不可能。历史是流动的，文化是流动的。第一个流动就是整个全球市场化、整个资源的流动，第二个流动是紧跟一个资本的流动，第三个是技术流动。被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怎么按照鲁迅所说的“让中国文化站起来”，这个命题非常非常严峻。文化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人的教化，就是人在教化之上的一个进化。
今天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论坛已经逐渐被博客取代，博客被微博取代，今天这个文化在中国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的变化，但是形式就是存在，这个形式发生重大变化，腾讯把微信搞出来以后，上市公司的市值是多么惊人，腾讯已经逼近6千多亿人民币，腾讯的市值大于中国网通加上中国电信。这个网络文化就叫微文化。中国文化经历了前两次运动，第一次160年前的洋务文化运动，第二次就是鲁迅先生、陈独秀先生提出的新文化运动，把过去整个文言文形式变成白话文。“微文化”是用网络的语言改造语言文化形式。所谓的“微文化”是一种基于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在人体上可以形成快速反应和交互能力的文化，这个影响力在网络上巨大无比。
文化、金融携手，多方共赢
在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个热门行业。文化产业的发展中，金融是一大关键，中国文化走出去也離不开金融这个助力。1930年，梅兰芳先生第一个把中国京剧带到美国，中国银行的一个团队就专门负责梅兰芳先生的金融支持。因此金融如何更好地适应文化企业特色、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文化和金融合作，应该是一个各方共赢的事情
刘玉珠（先后任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文化产业司司长）：我想谈这样几个看法，第一个，文化金融合作，取得共识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前提。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这一块长期被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这块和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文化建设和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只能由财政来支持，也谈不到产业，更谈不到金融问题。现在到了产业，产业肯定要和市场结合，特别是产业要想有很大的发展，金融问题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在这个方面，文化产业发展被国家认可也就十来年的时间，我们从事业到产业有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阶段，同时政府对于产业、对于金融问题，对于资本市场的问题，应该说缺少足够的认识和足够的研究。我们全国近120万家文化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或者小微文化企业，小微文化企业以创意为主要特点，既没有和金融资本打交道的能力和经验，同时政策方面又是一个空白，所以这样的话存在很大的问题。
文化和金融合作，应该是一个各方共赢的事情。首先对于企业来讲，它解决了发展中需要的资金问题，为未来企业成长奠定很好的基础。第二对银行来讲，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也找到拓展空间。第三对社会来讲，企业有了银行的支持，有了发展，它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就能够提供给社会，就能满足各种不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这对于促进国家的稳定和谐发展，特别是解决人民精神文化消费这方面的作用是相当大的。第四对于政府而言，政府找到了给社会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途径，促进社会建立良好的合作秩序，稳定发展。同时也能得到税收，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等等，所以说它是一种共赢。
文创企业更需要利用金融这个翅膀
赵瑞安（北京银行副行长、金融市场总监，经济学博士）：我们国家现在GDP是世界第二，我们货物进出口2012年是世界第二，2013年是世界第一。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我们的消费在升级，可能更多的是要求质量，包含一些文化元素。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文化创意产业和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是不太同步。从全国来看，我们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是大有可为。
金融对于文创产业的发展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文创企业发展对金融的重视，对金融利用程度的高低，决定企业发展的快慢和质量。文创企业更需要利用金融这个翅膀，从国家战略来看，文创需要加速发展，跨越式发展，我们文化方面出口是逆差，我想我们要好好利用金融。文创企业和别的企业一样，发展有阶段，在你初创的时候就需要资本，你有好的创意或者有好的作品，需要资本采取股权方式进行结合，发展到下一步可能需要私募基金进入，期望有更大的发展，在这个时候我们做企业的话，要学会分享收益，如果你全部家当都投到文创企业，失败的话你也得不偿失，可以把未来的收益也分享给其它社会资本，等你到了一定的规模，如果你的现金流确定了，这是你利用银行非常好的时期。
目前我们给文创行业的贷款，市场份额是第一位的，最高的时候到70%。我们有一部分市场，在北京和外地，专门是做文创企业的融资，我们客户经理请人民大学的一些专家作为导师介绍这个行业的发展规律，我们有专门的审批机构，长期和文创企业打交道，你的企业产品拿过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市场价值，这是我们自身做的努力。另外，我们在内部还有一些政策，包括银监会，鼓励银行创新，这是社会政策来鼓励文创企业发展。
文创产业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广的，我们从金融角度来看，不只是电影、文艺，各行各业，所有的商品都需要进一步增加文化方面的元素。文创企业应该是大有可为，我们金融业愿意与文创企业一块发展，实现共赢。
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层次与五个序列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经过这几年迅速的推动和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在不断的升级换代，现在我国文化产业有着这样三个档次三个层次的发展。第一个层次就是以文化旅游为主要发展方式的一种产业形态。第二种形态是我国改革红利释放以后产生的效益，也就是说由中国电影集团，中国电视集团等等加上期刊社为主的方式，转企改制的过程中变成了现在的企业形态。第三，文化产业发展较为高端的形态是创意经济，创意产业。软件新媒体产业，加上我们网络化数字化这样一些产业形态，构成了创意产业的一个高端形态，带动了文化产业向高端发展。更高形态的文化产业是一种高端的产业升级换代以后的目标形态，因为这样一种目标形态，它才更多的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多的需要金融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产业的需要序列是什么样？
首先第一，创意产业的这个理念提出来实际上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财富的增长认识。今天更高产业形态出现的时候，创意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在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原创。第二，内容为王的阶段，在全球发展中，当创意发展理念提出来以后，你要把所有的创意按照现实产业的要求和市场的要求做成可以售卖的这样一个产品或者节目或者某一个精神形态。第三，传播为王、渠道为王的时代。当信息巨量推出之后就出现了信息太多的局面，这个时候如何利用最好的传播渠道来发展，这是我们眼球注意的经济时代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第四，电子商务，数字化甚至移动化贸易这么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里，我们看到人们根本上的生活习惯随着消费的代继转换，新的电子商务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最后，出现的是体验经济、休闲经济这样一个时期，这是整个文化创意产业中最终的一个归属点，也就是谁买单谁掏钱，过去我们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就是社会性不足，市场性不足。我们怎么进入体验经济、消费的时期，娱乐的时期，然后进入到整个文化消费，使之真正成为我们消费的重心。我们全国普遍文化消费只占全部消费的4%、5%左右，西方人文化消费会达到20%到30%，这中间差距非常大，如果我们把这个消费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产业这个圈就画圆了。
进入大资产管理时代，我们支持一切新創造
倪正东（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经济委员会委员）：我们社会变化非常快，特别是我们亲身经历改革开放35年，我们小时候的信息来源主要是连环画，后来听的广播，当年1989年的时候，听报纸摘要节目，到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看电影，当时有的东西就是随身听和多频段的收音机，现在完全变了，大家在听讲的时候看手机看微信，这些东西正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面临不同的时代，我们看一些广告行业的数据，2013年的电视广告估计超过1300亿，增长百分之十几，视频网站的广告今年增长大概30%，但是传统的杂志、报纸都下降10%左右。电影这个行业，2013年1月19号到5月19号，票房突破100亿。互联网领域，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在过去三年的时间，市值增长了一千亿美元，就是我们看微信的时候，我们在用QQ音乐的时候，用光棍节参加购物的时候，这三个公司市值在不断创造新高，并购领域也是再创新高。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35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整个生活条件改善，人们有钱了，这是一个事实，人们需要更多的娱乐，这里面创造大量的机会。以前我们写个小说没有太好的商业回报，但今天郭敬明可以将之商业化。中国要有一种机制让写歌的能赚更多的钱，让编剧赚更多的钱，我觉得文化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股权投资，支持新的创意，支持新的商业模式，支持新的创业的机会，支持新的电影，支持新的电视，支持新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领域。最后要讲就是，最有机会、最受投资人喜欢的有两个，一个是互联网文化传媒，一个是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
拿来主义与中华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宏大话题，需要我们从各个层面、角度不断思考，比如中国文化怎样才算走出去？我们凭什么拿什么走出去？怎么能够让跟我们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西方人接受我们的文化？
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做的是自己先把中华文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找回来
解玺璋（著名文化批评家、出版人）：讲到中华文化走出去，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似乎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的确他所产生的多米诺效应让更多西方人对中国文学发生了兴趣，有了阅读的欲望，据说更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已被列入翻译出版计划，这都是很好的事。不过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点必要的清醒，笼统把当代文学的输出说成中国文化走出去未尝不可，但严格来说现当代文学包括电影、戏剧等等首先是拿来的成果，我们不排除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避免包含了中国叙事的元素，所写也多发生在中国，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故事，但基本的叙事原则，叙事理念、叙事方法、叙事原型都来自西方或者是西方叙事的变体，这种走出去其实是学生向老师汇报学习的成果，请老师检验，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说交流也可以，面子上会好看一点，实质上就是这么回事。
历史上，中国很少思想和价值观的输出，秦汉到明清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期，勉强言之，18世纪欧洲的礼仪之争可以算作一次意外，而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应该承认从中国儒学中主要是阳明学说中吸取了精神力量和变革思想资源。整体上看，进入19世纪，“西学东渐”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中学西渐”几乎终止了，中华文化由于无人主动伸手来拿而丧失了走出去的可能。20世纪初，西方有人反思西方的文明和文化，想到要输入东方的和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加以补救，这也许是个很好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机会。但那时的中国人看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自己的祖宗亲切多了，自然很少有人呼应西方的这种需求。
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浩劫，中华文化在曾经生成的土地上已经所剩无几，如果不起死回生生长壮大，就要走出去，恐怕是异想天开。所以中华文化走出去首先要做的，恐怕还是自己先把中华文化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找回来，打扫干净，给它必要的尊重，确立一个价值观，使这种价值观铭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要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才谈得上走出去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不信仰不尊重不懂得不需要自己的文化，又如何让别人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的文化呢？中国政府近年来在海外办了很多孔子学院，据说花了很多钱，但是有钱不一定使你的文化强大到足以被别人接受。还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要有舍身求法的人，在这里应该说是舍身传播文化的人，而如何才能舍身呢？首先要求传播者信仰、尊重、懂得、需要你所要传播的文化。 当下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越来越显出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样看来，中国文化的前途不是能否走出去的问题，而是能否成功的与人类文明融为一体的问题。今天仍然有人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却是一方面不承认普世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中国文化走出去，试问，一种自封为特殊的文化如何成为世界其它民族的需要呢，除非你有力量强迫别人接受，所以文化走出去也注定了走不远，更不可能融入别人的生活生成新的文化。从历史上看，文化走出去与走进来从来都是同时进行的，一面拒绝别人的文化，一面却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别人，这种自大狂心理只能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中的异类，这是应该警惕的。
三个M形成合力，使中国视觉艺术更多走向世界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一方面是积极地提倡拿进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努力地在把中国的文化送往世界。所以我想他是一位两手硬的文艺家，这种既拿来又推出送出的意识，在20世纪整个中国文艺或者艺术发展的进程中是十分难得的。
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课题，我只能结合我在的领域谈谈美术。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中国美术走出去的历程非常艰辛。总体上来说，美术上中外逆差也是非常大的，主要就是文化认同。我们走在北京街头，一百余人里，我想至少超过90%知道毕加索，听说过这个名字；可是在西方另外一个国家，同样问一百个人，知道齐白石这个画家吗？我想答案肯定是反向的，不会超过10%。除了数量以外，这跟传播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西方，尤其西方鼻祖对中国艺术对中国美术的认识其实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现代历程板块，他们基本上是有盲点不了解。另外一块是当代艺术，中国的当代艺术，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引起了西方世界注意，但这里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偏见的问题。所谓美术这个领域就是看现代和当代两种问题，但是都不利于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美术一个良好的形象或者叫丰满的、完整的形象。中国的美术有一个特点，它是五千年来源远流长，尤其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有许多是属于自己原生地一样的重要的内涵，这些都被西方所忽视。
中国艺术怎么走出去？我想简而言之，把三个M用好：第一个是Market，现在中国艺术在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不断升高的拍卖记录每每让人兴奋不已，这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由小及大让世界了解。第二个是传播的本体，Media，这个渠道很重要，如何使中国艺术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了解的对象，不管是平面的还是新媒体，网络、电视都很重要，一方面我们在海外传播力度还有限，一方面对美术关照也很少，我们电视频道没有一个美术节目。第三个M是作为本体，就是Museum，博物馆、美术馆，尤其美术馆要发挥作用，使中国美术不仅走出去而且走到人家的主舞台。中国美术馆、博物馆这方面力度还不够，要思考如何把非常优秀的资源提炼成一种主题，一种话题。最后，这三个M还应该形成合力，使得中国视觉艺术能够更多的走向世界。
传道而非传术，不是走出国门而是走入人心
于芃（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这些年在行当里工作，我觉得关于文化走出去，有一点是我们应当特别重视的，这就是走出去的内容问题。尤其是艺术的，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比方说看京剧，武戏就要比文戏更容易接受，所以非得等着外国慢慢懂了你这个语言你再往外推文戏吗？我们中心就琢磨这个事，想到了过去农村大娘不识字，她这一生可能就是看了春节、农闲时来演的京戏，这些戏里边的故事反映的生活道理，变成她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或者她和邻居打交道的一种价值标准。如果我们国内的文盲都能够这样接受，我们把这些带有价值观念的戏推到国外去，他们也是看得懂的。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把更多的“道”传出去，而不是“术”。
第二点，方式问题。这些年，国家在国外建立很多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实际上有点像国内的文化馆图书馆，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这样的机构是公开直接面对当地公众的，所以很受欢迎。我们这个交流中心现在也和很多文化中心合作，做一些名作与经典小品牌项目，这是方式问题。
第三点，我们有两个概念，第一，对于走出去，大家一下就望文生义，办个签证走出国门，不能那样狭隘理解走出去，走出去的核心应该走进人心，不是光走出国门，所以从这个角度想的话，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多大规格规模，只要影响大影响深就行了。
还有一个，我们一直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这句话有问题。它缺乏一个准确的表述。大家急着走出去，出现什么呢？越民俗越好，民族的变成民俗，再往下那就变成陈旧的，越旧越好，越旧老外越喜欢。我觉得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应该是民族精神而不是民族的形式，民族的精神是什么呢？第一，天行健自强不息；第二，厚德载物，我能够容纳别的国家的东西。民族的和世界的应该是民族的精神和世界的眼光。
国际化的中国文化企业，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好利器
张宇（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方面，我坚定信奉鲁迅的“拿来主义”，时至今日，其思想的犀利和对现实的洞照，仍然令人高山仰止。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而不是被动地被抛来，送来。至于拿来主义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关系，先生说的话一样有针对性，“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至少从我这十几年来亲身经历和耳濡目染的走出去的众多案例来看，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非常正确的，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我们与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合资制作的多媒体舞台剧《时空之旅》，2005年9月27日在上海开演，演出到今天，还在一年364场地继续上演，总票房超过四个亿，观众总量三四百万人次，其中70%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商务散客，我们的模式叫做出口不出国。为了这部戏，我们雇佣了一个完整的优秀国际创作团队。我们作为投资人和制作人，当初给他们的导向性核心创作理念就是16個字：中国元素、国际制作、中国故事、国际讲述。8年之后，事实证明这部拿来主义的大戏名利双收。拿来主义，让我们受益匪浅。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刚刚派出上海芭蕾舞团带着中国芭蕾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美国24座城市成功巡回演出了32场。纽约的中文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我，问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内团自费来美国演出，白送票还请不到外国人来看，而你们的上海芭蕾舞团，在美国居然一卖就卖出了32场？我告诉她，是三条主要原因使然。第一，芭蕾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中国人成功地拿来了。第二，用芭蕾语言表现梁祝爱情故事，表现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共鸣，中国人学会了。第三，与哥伦比亚演出经纪公司这样美国演出界顶尖的企业合作，中国人找到了。
中文电视台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中美文化贸易逆差如何解决？我告诉她，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送到中国的，每每都是好莱坞、百老汇、迪士尼等大企业生产的畅销文化商品，而我们送到美国的则往往是既不适销也不对路的一般性文化产品，而中国的文化企业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还没有得到各方面足够的重视。以一般性文化产品对畅销文化商品，以非企业对世界级大企业，我们的文化贸易逆差是必然的。解决文化贸易逆差的方法，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让中国企业成为中坚力量，真正担当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作用，让中国企业大量生产推出适销对路的国际化优秀中国文化产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资源、资金等大幅度全方位地向中国文化企业倾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化的中国文化企业，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好的利器，国家要善用多用大用，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如何实现文化上的中国梦
周令飞（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今天，国家、企业、各类民间组织和个人都在努力，探求中华文化重新走向世界——或者说，让世界重新瞩目中华文化。这是国家利益的诉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必需。在这种需要之中，我们认为，至少应当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华文化的自信心从哪里来？实现文化上的中国梦，首先要有重建中华文化的自信心。文化自信心的重建，可以通过两种相关的途径或方式来实现：一是守成，一是创新。所谓守成，即是对既有的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守护。所谓创新，则是在世界眼光的打量和审视之下，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我们的新文化，要对历数千年承袭而不断裂的传统文化充满信心，也要有敢于在如此深厚的文化基础上去创造和更新的勇气和胆识，重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
第二个问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方式问题。目前，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可以列出一份成绩单：比如文化的产业化，与经济的相互促进；再比如我们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中国作家莫言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这些文化传播大事件让全球华人兴奋和自豪。同时，文化贸易逆差惊人，一部《泰囧》在国内再创华语电影票房新高，达到12.6亿，然而它的海外发行，据凤凰网年初报道，在北美院线“黄金档的时候竟然只坐了15个人”。由于文化、语言、思维方式、传播手段等诸方面的差异和不足，导致我们的“文化赤字”惊人，文化资源的世界性流失惊人。
然而，并不是我们不努力。近六十年来，中国虽历经挫折，逐渐以大国姿势崛起，不断输出中国文化，先后采取了多种走出去的方式，如经济援助、如思想输出，如举办文化展、文化节、文化季、文化年等等。这些文化输出的举措，也取得了许多的成就，但世界各国的接受度究竟怎样？接受的效果如何？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可以选择？都值得我们再打量，再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影响力的形成与所耗费的精力和金钱并不完全成正比，也就是说，一种成功的文化输出，是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和最长远的效果。
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文化走出去”无疑已是共识。但“走出去”的目标、拿出来的内容、向前走的方式等等，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文化本身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因此，民间社团机构在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引领文化走出去方面具有先天的巨大优势。比如说，民间社团对文化资源的集结可以更本色、更丰富、更生动，更容易交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鼓励国际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政府对这种活动加以适度的扶持，很少会以行政干预的方式介入。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大都交由民间的、非政府的机构来运行。在此背景下，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个重大的事业，各类基金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政府可以适当退后，支持民间社团来做一些“政府不方便做、企业不愿意做”的文化活动。比如在制定清晰的边界、严格法律形式审查的前提下，适度松绑，开放多样化的基金渠道，给艺术创作、文化创造和文化交往以更大的自由度，保证文化制度的良性的可持续性，以民间交流促进民族文化认同，让中华文化走进非华人世界，真正走进其他民族和族群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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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鲁迅文化奖在京揭晓
2013鲁迅文化论坛举办前晚，由搜狐网与鲁迅文化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3年鲁迅文化奖颁奖盛典”在清华大学举行。本刊记者作为媒体评审，参加了盛典。
鲁迅文化奖是中国唯一以鲁迅命名的文化大奖。它以“为中国发现创造的力量”为宗旨，以“坚持公正与独立的评判”为原则，传播多元、开放、自由的价值观，提倡关怀社会、贴近现实、反映时代的创作理念，以期为中国文化领域树立标杆、指引方向、凸显价值。该奖今后将每年举办一次。
本届文化奖，评选先后历经4个多月时间，先由40位专业评审和媒体评审遴选60部提名作品，然后经历网友投票、组委会反复开会讨论论证选出。颁奖盛典上共颁出了12项大奖。其中，金宇澄的《繁花》荣获“年度小说奖”，李亚伟的《河西走廊抒情》获得“年度诗歌奖”，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获得“年度图书奖”，章燕紫的《止痛帖》获得“年度艺术奖”，中国美术馆推出的《留学到苏联》获得“年度文化艺术表现奖”，歌曲《董小姐》的作者宋冬野以专辑《安和桥北》荣获“年度音乐奖”，《蒋公的面子》获得“年度戏剧奖”，《一代宗师》斩获“年度电影奖”，《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荣获“年度纪录片奖”。
现场还颁出了最重量级的“年度彷徨事件”：纠结的《小时代》和“年度呐喊事件”：迟来的道歉。前者因电影《小时代》掀起的论战搅动了2013年的文化圈并波及大众，各方围绕物欲与价值观的争论折射出的是当下社会的迷茫；后者则因个体敢于为其在十年浩劫中的错误而忏悔受到人们的尊重，使更多的个体勇于反思和忏悔，给社会帶来了震撼。此外，苏利文先生获颁“年度致敬人物”，他独具慧眼地看到正在发生着变革的中国美术，并向世界不遗余力传播，历时七十余载，让人由衷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