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处级动物园’‘正县级度假区’……东北遍地开花的‘事业单位’折射出体制机制改革之滞后。”最近，《人民日报》一篇批东北官本位的文章，让人看到不少奇事：在东北不少地级市，局下面的科长都叫“处长”，某某市办公室非要叫办公厅，而且名正言顺印到名片上，生怕对方把自己看低了。
　　官本位到处有，能变得这样荒诞，足堪证明一个深陷计划经济后遗症的地区面临多深的风险。这种风险，不止是一种官僚气之类的“政治文化”甚至“社会生态”，它所带来的是人才与资本的迅速流出，是老百姓实打实的生存困境。
　　毋庸讳言，东北振兴的任务很重。2015年，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名义GDP增长率分别为-0.29%、3.41%和0.26%，而全国增速为6.9%。民营经济基础较好的广东和浙江，增速达8%。
　　严重的官本位与GDP增长有没有关系？有三个主要负面效应：其一，市场经济生存空间逼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分配和流动，受市长、处长甚至科长的影响太大，被效率更高的市场所惩罚在所难免。其二，由此产生挤出效应，民企经营环境恶化，用脚投票是必然的选择。很多东北籍企业家逐渐将公司由东北迁移至上海、江浙、广东。其三，尽管东北三省也出台了很多针对民企的优惠政策，但是，要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必须“找路子托门子，费周折”，导致即使东北籍的海内外创业者也不愿意选择自己的家乡。
　　问题是，对这种深入肌骨的官僚主义，该怎么破？说到底，官僚主义无非就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泛权力化。一切公共领域，都在权力的支配和强大影响之下，不能按照该领域的规则来自主运转。要破除官僚主义，就是让物各付物，权力管好公共服务，不要僭越市场与社会主体的作用。
　　理论上来说，主要路径有三个。最简便的途径，是顶层驱动，用铁腕手段减少各种事业单位与行政审批，给经济和社会主体留出自由空间。给官员的权力划下严格而明确的界限，没审批权，还怎么官本位？
　　第二个途径，运用信息技术，将简政放权后留下的审批、管理事项，能在线的全部在线化，彻底做到政务公开。
　　第三个途径，打通老百姓制度性参与公共治理的通道，与官僚主义持久地贴身博弈。
　　原因很簡单，谁是官僚主义的直接受害者？就是那些想干事而不得不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企业家、社会与教育工作者。也只有这些屡屡撞南墙的人，才有切身痛感，才知道官僚主义的要害在哪里，怎么革新能最快地提升经济与社会活力。
　　对东北来说，改革拖不起。这是一个决心问题，不是一个能力问题。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