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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也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实际上则是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
宋朝亡国与“愤青”现象离不开
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但如果当时南宋对蒙金战争选择两不相帮，至少可以赢得30年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让君臣把宋朝与蒙古联合灭金看作是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
为诱使宋朝联合蒙古灭金，蒙古答应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但双方只有口头约定，留下巨大后患。当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时，南宋军队两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携带馈赠给蒙古军队的粮秣三十万石相助。金国灭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领土。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遗憾的是，南宋并不满足于分得的土地。一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的议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到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反对，北伐蒙古。结果全军覆没，而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可见“愤青”之误国。
被逼上煤山的崇祯帝
崇祯帝勤政廉政，怎么会落得个亡国上吊的下场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愤青”现象所绑架。老天爷曾给崇祯四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
第一次机会是封后金首领为王。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其实，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无先例，只要承认后金（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供其统治。这虽然损害了威望，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使国家减轻困扰。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第二次机会是与清军议和，分界而治。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但他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将刚收到的议和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
这一下可惹了大祸，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崇祯帝起初还想袒护陈新甲，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压力，只好降旨责令陈悔过。实际上，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舆论，是十分轻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更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这样，一次本来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被朝廷内外为“愤青”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所绑架。
第三次机会是迁都。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危在旦夕。大臣李明睿建议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咱们大明的条件比宋高宗立国时强多了，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
谁知，首辅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人上奏章，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绝大多数官员和“愤青”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南迁，因为士大夫阶层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加上如果南迁，官员们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
官员们唱高调唱了一个多月，李自成此时已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祯帝终于忍不住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第四次机会是与李自成议和。李自成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当年三月十七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报告工作；朝廷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朝廷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清军。
然而，大臣们个个慷慨陈词，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要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根本不在明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议题之内。崇祯死后仅3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
“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
鸦片战争爆发前，曾国藩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提问时就说：“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靖康之变”后，宋朝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加上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士大夫痛心疾首。“愤青”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愤青”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但这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顾维钧认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当然，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科学认识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一方面，要认识到“愤青”现象是外交运作的民意基础，善加利用可以作为外交谈判中的一张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运作的空间，对实现合理和必要的妥协形成牵制。
（摘自《廉政瞭望》）
“愤青”虽是现代词汇，但“愤青”现象却古已有之，不绝于史。自宋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国民心态——清流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无论是古是今，一味主战，谁主张和，谁就是卖国。也一味主张强硬，遇有谈判，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视任何妥协为软弱。实际上则是超越实际，极端偏激，唯我正确。
宋朝亡国与“愤青”现象离不开
蒙古崛起之后，虽然多次战胜金国，但终究无法消灭金国，只得寻求与南宋合作。但如果当时南宋对蒙金战争选择两不相帮，至少可以赢得30年准备时间。然而，靖康之耻激起的全国性的仇金情绪，让君臣把宋朝与蒙古联合灭金看作是建立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
为诱使宋朝联合蒙古灭金，蒙古答应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宋朝，但双方只有口头约定，留下巨大后患。当金国在蒙古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时，南宋军队两万人在大将孟珙率领下，携带馈赠给蒙古军队的粮秣三十万石相助。金国灭亡后，南宋如愿分得了一部分领土。
事情本可到此为止，遗憾的是，南宋并不满足于分得的土地。一个“愤青”提出了著名的“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的议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稳，把蒙古人赶到黄河以北，再以重兵防御潼关到黄河一线，与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这封不切实际的奏折深深打动，不懂军事的文人们纷纷主战，不顾灭金战争中同蒙古并肩作战的将领们的反对，北伐蒙古。结果全军覆没，而蒙古三路大军南下，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灭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二十四史》中如是曰：“南宋启衅，自招入侵。”可见“愤青”之误国。
被逼上煤山的崇祯帝
崇祯帝勤政廉政，怎么会落得个亡国上吊的下场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愤青”现象所绑架。老天爷曾给崇祯四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
第一次机会是封后金首领为王。努尔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其实，封王的做法在明朝并非无先例，只要承认后金（清）实体的存在，划出地区供其统治。这虽然损害了威望，却可以平息战火，安定辽东，使国家减轻困扰。无奈满朝文武之中，持这种见解的人少之又少，且不敢公开说出来。
第二次机会是与清军议和，分界而治。松锦失守之后，崇祯便想和清军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皇帝筹划讲和，但他因为着急上朝议事，将刚收到的议和信件随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书童误以为是“塘报”，拿出去交给各部门传抄。
这一下可惹了大祸，很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陈新甲贪生怕死、妥协求全、私定议和条款。崇祯帝起初还想袒护陈新甲，将大臣们的奏疏压下不发。但不久，舆论鼎沸，难以平息，迫于压力，只好降旨责令陈悔过。实际上，这个处分完全是为了平息舆论，是十分轻的。然而陈新甲明显不够老练，觉得议和自始至终都是在皇帝指示下进行的，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诩其功”，更引用皇帝给自己写的敕谕中的话语为自己标榜。陈新甲的言行终于使崇祯皇帝恼羞成怒，下令将陈新甲处死。这样，一次本来很有成效的议和，一次可以改写历史的救国良机，被朝廷内外为“愤青”的思维定式和舆论所绑架。
第三次机会是迁都。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危在旦夕。大臣李明睿建议南迁，他认为，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咱们大明的条件比宋高宗立国时强多了，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
谁知，首辅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人上奏章，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绝大多数官员和“愤青”们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南迁，因为士大夫阶层坚信撤退可耻，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加上如果南迁，官员们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最要害的问题在于，南迁之后，南北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官员们思量的是：俺的位子还有没有、好不好？
官员们唱高调唱了一个多月，李自成此时已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祯帝终于忍不住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叹口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被打散了，北京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
第四次机会是与李自成议和。李自成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也不太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当年三月十七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复兴门一带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报告工作；朝廷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朝廷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清军。
然而，大臣们个个慷慨陈词，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要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根本不在明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的议题之内。崇祯死后仅3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
“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
鸦片战争爆发前，曾国藩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提问时就说：“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为什么宋代会产生清流心态？为什么“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呢？
“靖康之变”后，宋朝国民心态发生变化，作为对朝廷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的反思和反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清流心态由此产生。岳飞冤案发生后，一些人又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
加上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后，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令不少士大夫痛心疾首。“愤青”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愤青”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但这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
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长期以来，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外交本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就必然有妥协。妥协太多地体现在外交中，它是一种外交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顾维钧认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原因就在于人们拒绝妥协，喜欢清谈者太多，老是狮子大开口。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当然，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科学认识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愤青”现象，一方面，要认识到“愤青”现象是外交运作的民意基础，善加利用可以作为外交谈判中的一张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限制外交运作的空间，对实现合理和必要的妥协形成牵制。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