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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意识”的概念
2005年5月24日,《新京报》发表了《亚洲意识是亚洲未来发展框架》。文章提及“吴仪副总理强调树立亚洲意识……带动全面合作以及尊重文明多样性”。这是中国对于整个亚洲负责任的政策宣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首先提出“亚洲价值观”。对秩序和集权的认同构建整个亚洲共同的价值体系。“倡导‘亚洲价值观’的初衷本是回应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是保护国家利益的举措;维护国家主权的外交策略;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表现”。①“亚洲共赢是要让亚洲所有国家共同受益。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竞争规则的制定中用一个声音为亚洲的整体利益说话”。②
中国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对亚洲价值进行了归纳:“一是我们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二是亚洲的价值标准要比近几百年来主导世界,也主导了亚洲的西方价值标准更为优越;三是今后人类的价值观应当以亚洲人的标准为标准。”③这种归纳虽不全面,同时也充满着另外一种“优势”思想,但却能基本上反映出亚洲价值观倡导者的意图。
此外,很多领域的学者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提到“亚洲意识”。如日本的三池贤孝就在他的传播学文章中提到“亚洲中心”。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坚持将亚洲价值和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④
“亚洲认同”则是另外一个常见的表称,其含义是指“以亚洲这个特定地区为忠诚物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确切地说,是亚洲各国人民基于现实存在的世界地理分界而产生的一种‘自性’认识(或一种‘自我认同’)”。⑤它要求“在亚洲这一地区范围内的各成员国,甚至每个个人都能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都会因为自己是个亚洲人而骄傲。如果这种认同能够实现,那么亚洲也会形成一个整体。各成员国就可能在磋商、妥协中形成一个个决议,顺利推进亚洲地区主义的实现”。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21世纪新亚洲的目标是应建立一个政治上和谐相处、经济上平等互利、安全上互信协作、文化上交流互鉴的和谐亚洲”。⑦
从1996年开始的亚欧会议到2002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亚洲合作对话会议”,这些对培养我们的“亚洲意识”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亚洲意识”的历史渊源——亚洲主义
王毅在题为《思考21世纪的新亚洲主义》的论文中提出了下列主张:二战后,新兴国家的联合和不结盟运动,可以视为亚洲主义的萌芽。
何家栋先生考证,亚洲价值观最早可追溯到战前的日本。⑧张军民讨论的亚洲主义出现在近代日本,是幕府末期国学和儒学探讨日本和外部世界关系的延续。
自19世纪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到日俄战争前后的20世纪初,从大井宪太郎、植木枝盛、河野广中、板垣退助、草间时福、杉田鹑山等日本亚洲主义活动家的主张中可见一斑。⑨还包括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胜海舟倡导的“亚洲同盟论”、“亚洲觉醒论”,还有“抵制西敌论”、“日中提携论”、“亚洲连衡论”、“日本责任论”等。⑩其目的都是主张唤醒亚洲,实行亚洲联合,让亚洲各国执政者明白联亚抗击西方侵略。(11)“以亚洲之力而超越、驾御欧洲”。(12)“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同质’的亚洲”;此外,樽井藤吉提出亚洲合邦论,主张将亚洲主义从“理想世界”带回“现实世界”,并在嵌入理性主义思想的同时采取具体行动。
日本因为自身的地理环境和物资条件的限制,是亚洲国家中提倡亚洲意识最早、最积极的国家,他们的亚洲意识论也是相当完善。如果说日本的亚洲主义还只是一个国家的设想,那么到了19世纪末,亚洲国家在面对该如何应对欧美列强压力的“危机意识”下,就普遍产生了所谓真正整体意识的“亚洲主义”的思想和运动。
中国的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李大钊等一批早期革命者和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研究和阐述了亚洲主义的思想。孙中山“同文同种”的文化心理认同和“大亚洲主义”、梁启超有“亚粹”思想、章太炎有“亚洲和亲”主义、李大钊的“弱小联合对抗强权”等。亚洲主义中种族、文明和地域话语吸引了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因为它内含对西方“近代”的批判。(13)
印度的甘地、泰戈尔以及韩国和东南亚等地的一批知识分子也相继加入这一行列中。亚洲主义成为亚洲政治界和知识界的共同话题。二战后,亚洲和非洲一批摆脱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再次举起区域联合的旗帜。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苏加诺等积极倡导亚非会议,推出影响深远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次会议提倡的团结合作和求同存异的精神,有力地鼓舞了亚洲各国的联合自强,也催生了亚洲主义的重新萌动。冷战是亚洲主义的过渡期,受欧洲一体化成就的刺激,亚洲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有所发展。(14)
到今天全球化大潮中,民族国家的结构和权力受到了削弱,更多的人开始追求真实的共同体,一种平衡的、提供生存意义的区域主义共同体思想再次开始复活。正如王毅在《思考21世纪的新亚洲主义》中说,“21世纪新的亚洲主义,要立足于亚洲大陆的百年巨变,着眼亚洲未来的发展前景,适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把握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这样才能赋予亚洲主义以全新的内涵。(15)
“亚洲意识”的文化渊源——儒家思想
罗杰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我们使用(欧洲)启蒙思想的价值观作为框架,我们很容易“忘记印度、中国、波斯和埃及是古老的文明中心,他们丰富的文化事实上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础”。亚洲往往被一种来自西方的、遥远的视角所审视。(16)
亚洲主义的基本核心之一就是儒学重倡与“儒学回归”。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充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对东亚地区也一直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依然还习惯于把东亚地区看做是广义的“儒家文化圈”。(17)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处于广义的“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保持了近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形成了举世瞩目的“工业东亚”现象。(18)在对“工业东亚”成功的文化原因探讨中,人们注意到曾经在这一地区长期起作用的儒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诞生于东亚地区的“亚洲价值观”,也可以被看做是对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精神特质的现代价值观的理性自觉。“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庸达观、诚实守信”的准则,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稳定平衡。“合作、开放、和谐”也正是今天新亚洲主义的基础。(19)
原始儒家中所凸显的“和谐化辩证法”,通常是先发掘冲突与对立含有的对偶性与相对性,为冲突、对立确立特定的范围,寻找其内在的相互关系,进而发掘冲突与对立中所蕴涵的互补性与互生性。
“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所在,又是社会能够存在的基本规范,天地以其不断创造、发育、护卫新的生机与活力,而表现了“仁”的最高形态——生生之德。儒家还强调,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宇宙不是趋向于事物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与不和谐,而是趋向于通过事物之间的差异互补而达成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调节、相互成就的普遍和谐状态。(20)
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强调亚洲正以“亚洲方式”而非西方化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包括地缘、种族性质的“网络集团经济”的区域性经济特征,以及“从一党专政到多党参与的民主政治的演进”的东方型政治特色,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发展过程。(21)“亚洲人要按照亚洲人的方式行事,而不是西方人的方式”行事。(22)
一方面,在亚洲人的观念中,人权是双向的,“儒家不仅认为人们应该服从政府,也强调政府的责任”,在人际和谐的理念中,“言论自由、个人尊严以及其他人权”都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民族特色和更为厚重的文化内涵,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权观,一定较之西方人权观更适合亚洲的具体环境,有更大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人类基本价值中的民族性特色,只是说明了实现途径上的文化性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3)
“如果我们希望世人能接受亚洲价值观,那就应该尊崇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并属于全人类的理想”,(24)接受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理念,以促进文化创新和人类发展。
“亚洲意识”的必要性和难度
亚洲的区域合作有自身的优势。“亚洲意识”在亚洲具备了深厚的物质、制度与精神的土壤。一方面,它是亚洲解放自身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在国家民族意识成熟后,它也意味着亚洲要在保守民族国家意识和超越国家民族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
但我们也应看到亚洲地区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积重难返的地区热点问题,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这些都使地区合作缺乏互信的基础,合作潜力也相应难以得到发挥。加上亚洲地区历史上未经历类似“大欧洲”思想运动的洗礼,也未出现“泛非主义”之类的整体观念,从而使得亚洲地区的合作缺乏足够的思想动力。(25)
从亚洲地区的发展程度而言,这里有世界上最富有的成员,有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信仰不同,造就了各异的政治制度。此外,在民族、宗教的构成方面,亚洲也是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三分天下,而且大多数国家均为多民族国家,各国间的主体民族也差别较大。“一个太复杂多样,且缺乏共识和认同感的组织或地区,在一体化进程中将步履艰难”。(26)
在全球化情境中,“亚洲崛起”与“回归亚洲”在建构亚洲意识的同时也会伴随亚洲各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政治对话、思想对话和话语交换的过程。亚洲各国在关注共同文化问题方面合作、交流,以寻求文化方面的共同利益和核心价值、维护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过程。
通过对“亚洲意识”认识成果的梳理,我们看到它有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难以达到的效果,这种效果有助于亚洲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也为获得日益增进的文化共同性奠定了基础。在实践层面运作的亚洲意识,取决于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文化自觉——对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自我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尊重、遵循和发扬。“和而不同”将成为推动亚洲文化发展的“软力量”,而“求同存异”的文化自觉也将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亚洲意识。(27)
注 释:
①魏炜:《对新加坡倡导“亚洲价值观”的再思考——从国际背景出发》,《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4)。
②刘箴、樊云芳:《亚洲共赢意识的深化》,《光明日报》,2004-4-26。
③⑧郑易平、陈延斌:《亚洲价值观评析》,《甘肃社会科学》,2004(2)。
④(16)赵晶晶:《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耿协峰:《地区主义的本质特征——多样性及其在亚太的表现》,《国际经济评论》,2002(1)。
⑥(27)何雪梅:《认同缺乏与“亚洲意识”的形成》,《湘潮》,2008(9)。
⑦⑩(14)(15)王毅:《思考21世纪的新亚洲主义》,《外交评论》,2006(6)。
⑨张军民:《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学术研究》,2002(10)。
(11)(12)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3)。
(13)孙江[日]:《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话语》,《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一卷)。
(17)(18)(19)(20)李翔海:《从“亚洲价值观”的兴起看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学术月刊》,2006(2)。
(21)(22)(23)(24)苏志宏:《喜观东方潮—读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7(7)。
(25)刘春红:《值得期待的亚洲一体化》,《解放军报》,2007-6-12。
(26)张锋:《东亚区域整合,文化是基础》,《环球时报》,2004-12-6。
(作者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传播学2009级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
2005年5月24日,《新京报》发表了《亚洲意识是亚洲未来发展框架》。文章提及“吴仪副总理强调树立亚洲意识……带动全面合作以及尊重文明多样性”。这是中国对于整个亚洲负责任的政策宣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首先提出“亚洲价值观”。对秩序和集权的认同构建整个亚洲共同的价值体系。“倡导‘亚洲价值观’的初衷本是回应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是保护国家利益的举措;维护国家主权的外交策略;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表现”。①“亚洲共赢是要让亚洲所有国家共同受益。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竞争规则的制定中用一个声音为亚洲的整体利益说话”。②
中国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对亚洲价值进行了归纳:“一是我们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二是亚洲的价值标准要比近几百年来主导世界,也主导了亚洲的西方价值标准更为优越;三是今后人类的价值观应当以亚洲人的标准为标准。”③这种归纳虽不全面,同时也充满着另外一种“优势”思想,但却能基本上反映出亚洲价值观倡导者的意图。
此外,很多领域的学者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提到“亚洲意识”。如日本的三池贤孝就在他的传播学文章中提到“亚洲中心”。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坚持将亚洲价值和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④
“亚洲认同”则是另外一个常见的表称,其含义是指“以亚洲这个特定地区为忠诚物件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确切地说,是亚洲各国人民基于现实存在的世界地理分界而产生的一种‘自性’认识(或一种‘自我认同’)”。⑤它要求“在亚洲这一地区范围内的各成员国,甚至每个个人都能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都会因为自己是个亚洲人而骄傲。如果这种认同能够实现,那么亚洲也会形成一个整体。各成员国就可能在磋商、妥协中形成一个个决议,顺利推进亚洲地区主义的实现”。⑥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21世纪新亚洲的目标是应建立一个政治上和谐相处、经济上平等互利、安全上互信协作、文化上交流互鉴的和谐亚洲”。⑦
从1996年开始的亚欧会议到2002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亚洲合作对话会议”,这些对培养我们的“亚洲意识”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亚洲意识”的历史渊源——亚洲主义
王毅在题为《思考21世纪的新亚洲主义》的论文中提出了下列主张:二战后,新兴国家的联合和不结盟运动,可以视为亚洲主义的萌芽。
何家栋先生考证,亚洲价值观最早可追溯到战前的日本。⑧张军民讨论的亚洲主义出现在近代日本,是幕府末期国学和儒学探讨日本和外部世界关系的延续。
自19世纪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到日俄战争前后的20世纪初,从大井宪太郎、植木枝盛、河野广中、板垣退助、草间时福、杉田鹑山等日本亚洲主义活动家的主张中可见一斑。⑨还包括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胜海舟倡导的“亚洲同盟论”、“亚洲觉醒论”,还有“抵制西敌论”、“日中提携论”、“亚洲连衡论”、“日本责任论”等。⑩其目的都是主张唤醒亚洲,实行亚洲联合,让亚洲各国执政者明白联亚抗击西方侵略。(11)“以亚洲之力而超越、驾御欧洲”。(12)“建立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同质’的亚洲”;此外,樽井藤吉提出亚洲合邦论,主张将亚洲主义从“理想世界”带回“现实世界”,并在嵌入理性主义思想的同时采取具体行动。
日本因为自身的地理环境和物资条件的限制,是亚洲国家中提倡亚洲意识最早、最积极的国家,他们的亚洲意识论也是相当完善。如果说日本的亚洲主义还只是一个国家的设想,那么到了19世纪末,亚洲国家在面对该如何应对欧美列强压力的“危机意识”下,就普遍产生了所谓真正整体意识的“亚洲主义”的思想和运动。
中国的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李大钊等一批早期革命者和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研究和阐述了亚洲主义的思想。孙中山“同文同种”的文化心理认同和“大亚洲主义”、梁启超有“亚粹”思想、章太炎有“亚洲和亲”主义、李大钊的“弱小联合对抗强权”等。亚洲主义中种族、文明和地域话语吸引了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因为它内含对西方“近代”的批判。(13)
印度的甘地、泰戈尔以及韩国和东南亚等地的一批知识分子也相继加入这一行列中。亚洲主义成为亚洲政治界和知识界的共同话题。二战后,亚洲和非洲一批摆脱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再次举起区域联合的旗帜。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苏加诺等积极倡导亚非会议,推出影响深远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次会议提倡的团结合作和求同存异的精神,有力地鼓舞了亚洲各国的联合自强,也催生了亚洲主义的重新萌动。冷战是亚洲主义的过渡期,受欧洲一体化成就的刺激,亚洲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有所发展。(14)
到今天全球化大潮中,民族国家的结构和权力受到了削弱,更多的人开始追求真实的共同体,一种平衡的、提供生存意义的区域主义共同体思想再次开始复活。正如王毅在《思考21世纪的新亚洲主义》中说,“21世纪新的亚洲主义,要立足于亚洲大陆的百年巨变,着眼亚洲未来的发展前景,适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把握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这样才能赋予亚洲主义以全新的内涵。(15)
“亚洲意识”的文化渊源——儒家思想
罗杰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我们使用(欧洲)启蒙思想的价值观作为框架,我们很容易“忘记印度、中国、波斯和埃及是古老的文明中心,他们丰富的文化事实上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础”。亚洲往往被一种来自西方的、遥远的视角所审视。(16)
亚洲主义的基本核心之一就是儒学重倡与“儒学回归”。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充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对东亚地区也一直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依然还习惯于把东亚地区看做是广义的“儒家文化圈”。(17)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处于广义的“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保持了近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形成了举世瞩目的“工业东亚”现象。(18)在对“工业东亚”成功的文化原因探讨中,人们注意到曾经在这一地区长期起作用的儒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诞生于东亚地区的“亚洲价值观”,也可以被看做是对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自身精神特质的现代价值观的理性自觉。“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庸达观、诚实守信”的准则,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稳定平衡。“合作、开放、和谐”也正是今天新亚洲主义的基础。(19)
原始儒家中所凸显的“和谐化辩证法”,通常是先发掘冲突与对立含有的对偶性与相对性,为冲突、对立确立特定的范围,寻找其内在的相互关系,进而发掘冲突与对立中所蕴涵的互补性与互生性。
“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之所在,又是社会能够存在的基本规范,天地以其不断创造、发育、护卫新的生机与活力,而表现了“仁”的最高形态——生生之德。儒家还强调,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宇宙不是趋向于事物之间因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与不和谐,而是趋向于通过事物之间的差异互补而达成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调节、相互成就的普遍和谐状态。(20)
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强调亚洲正以“亚洲方式”而非西方化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包括地缘、种族性质的“网络集团经济”的区域性经济特征,以及“从一党专政到多党参与的民主政治的演进”的东方型政治特色,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发展过程。(21)“亚洲人要按照亚洲人的方式行事,而不是西方人的方式”行事。(22)
一方面,在亚洲人的观念中,人权是双向的,“儒家不仅认为人们应该服从政府,也强调政府的责任”,在人际和谐的理念中,“言论自由、个人尊严以及其他人权”都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民族特色和更为厚重的文化内涵,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新型人权观,一定较之西方人权观更适合亚洲的具体环境,有更大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人类基本价值中的民族性特色,只是说明了实现途径上的文化性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3)
“如果我们希望世人能接受亚洲价值观,那就应该尊崇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并属于全人类的理想”,(24)接受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理念,以促进文化创新和人类发展。
“亚洲意识”的必要性和难度
亚洲的区域合作有自身的优势。“亚洲意识”在亚洲具备了深厚的物质、制度与精神的土壤。一方面,它是亚洲解放自身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在国家民族意识成熟后,它也意味着亚洲要在保守民族国家意识和超越国家民族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
但我们也应看到亚洲地区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积重难返的地区热点问题,都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这些都使地区合作缺乏互信的基础,合作潜力也相应难以得到发挥。加上亚洲地区历史上未经历类似“大欧洲”思想运动的洗礼,也未出现“泛非主义”之类的整体观念,从而使得亚洲地区的合作缺乏足够的思想动力。(25)
从亚洲地区的发展程度而言,这里有世界上最富有的成员,有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信仰不同,造就了各异的政治制度。此外,在民族、宗教的构成方面,亚洲也是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三分天下,而且大多数国家均为多民族国家,各国间的主体民族也差别较大。“一个太复杂多样,且缺乏共识和认同感的组织或地区,在一体化进程中将步履艰难”。(26)
在全球化情境中,“亚洲崛起”与“回归亚洲”在建构亚洲意识的同时也会伴随亚洲各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政治对话、思想对话和话语交换的过程。亚洲各国在关注共同文化问题方面合作、交流,以寻求文化方面的共同利益和核心价值、维护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过程。
通过对“亚洲意识”认识成果的梳理,我们看到它有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难以达到的效果,这种效果有助于亚洲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合作,也为获得日益增进的文化共同性奠定了基础。在实践层面运作的亚洲意识,取决于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文化自觉——对共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自我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尊重、遵循和发扬。“和而不同”将成为推动亚洲文化发展的“软力量”,而“求同存异”的文化自觉也将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亚洲意识。(27)
注 释:
①魏炜:《对新加坡倡导“亚洲价值观”的再思考——从国际背景出发》,《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4)。
②刘箴、樊云芳:《亚洲共赢意识的深化》,《光明日报》,2004-4-26。
③⑧郑易平、陈延斌:《亚洲价值观评析》,《甘肃社会科学》,2004(2)。
④(16)赵晶晶:《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耿协峰:《地区主义的本质特征——多样性及其在亚太的表现》,《国际经济评论》,2002(1)。
⑥(27)何雪梅:《认同缺乏与“亚洲意识”的形成》,《湘潮》,2008(9)。
⑦⑩(14)(15)王毅:《思考21世纪的新亚洲主义》,《外交评论》,2006(6)。
⑨张军民:《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再认识》,《学术研究》,2002(10)。
(11)(12)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3)。
(13)孙江[日]:《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话语》,《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一卷)。
(17)(18)(19)(20)李翔海:《从“亚洲价值观”的兴起看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学术月刊》,2006(2)。
(21)(22)(23)(24)苏志宏:《喜观东方潮—读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7(7)。
(25)刘春红:《值得期待的亚洲一体化》,《解放军报》,2007-6-12。
(26)张锋:《东亚区域整合,文化是基础》,《环球时报》,2004-12-6。
(作者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传播学2009级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