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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力量过于薄弱是导致全社会对农民关注不足的重要原因,也是“三农”问题迟迟难以得到解决的症结所在。本文在论证目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农民利益集团的必要性。
［关键词］农民；利益集团；“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11-02
“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农民问题更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在政治上被过度控制,缺少民主权利；在经济上被过度提取,得到的物质利益远远少于城镇居民。过去虽然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强调了效率,把国家很大一部分资源集中到沿海地区,集中到城市,许多做法都是城市优先。结果农民处于不断的相对贫穷之中。近年国家政策逐渐向农村倾斜,但相对于政府的决心,“三农”政策收到的实效甚微。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2001年的2.90扩大到2010年的3.23,农民生活依然困难。若没有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制定再多再好的政策,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1 当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顺畅
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却又力量薄弱,其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思想较为保守。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农民处于绝对的弱势,表现为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对等。信息不对称表现为基层地方政权可能通过隐瞒、曲解、拖延、篡改甚至伪造信息的方式蒙蔽农民,从农民身上获利；地位不对等表现为地方政府部门与农民之间表现出极强的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官民关系。虽然农民可能积极参与村庄一级的决策,但他们对政治事务和政治变革可能性的淡漠和敬而远之的态度是比较明显的。即使遇到各种不满,他们也往往选择忍气吞声而不是积极表达利益诉求。
一年一次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本应该是农民行使政治权力、表达利益诉求最有效的渠道,但是人大代表的选拔机制明显地反映出城乡居民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也就是说,在政治决策中,四个农民才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四分之一”条款无疑加剧了对农民力量的削弱。即使按照“四分之一”条款,理论上全国人大应该有15%左右的农民代表,但实际数字远低于此。八届全国人大代表2978人,农民代表280人,占9.4%；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979人,农民代表240人,占8%。农民代表数量少,意味着农民让渡给城镇居民的政治权利多,缺乏足够话语权的农民常常成为政策的牺牲品。
农民代表的数量本身不多,能真正为农民代言的代表则少之又少。被选出来的代表通常并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因此而获得代表的资格和证书。但荣誉的光环也正是他们精神活动的枷锁,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土气十足的农民,他们常常会模仿别人的行为方式,乡村的实际问题就会被抛在一边,或者只是轻描淡写,无关痛处,他们也就不再是农民的忠实代言人,不能把农民中最迫切通常也是最尖锐敏感的问题反映出来。这些原本优秀的小农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很可能卷入文化的冲突和权力的纷争中,不断发生异化,从而慢慢脱离自己的基础。返回村庄后,他们开始按城市的规则来看待事物,他们不再属于村庄了。
伴随农业产业化发展而产生的农业协会,大多由政府牵头或由当地农技推广部门主办。这些农业协会提供的主要是生产技术或市场推广信息。部分协会在组织农产品生产销售,保障农民权益方面的确起到了行业协会应起的作用。然而农业协会并未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协会数量少,会员少,力量单薄,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弱,有的甚至流于形式,无力或不愿代表农民去争取各项权利。
新闻媒体本是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令人失望的是,国内媒体的公平公正度还有待提高。最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利益集团通过赞助费、广告费等形式收买或控制了一些新闻媒体,使这些媒体为自己服务,有利于自己的言论就让发表,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就不让发表。农民作为一个弱势利益集团,无法为新闻媒体带来其所期望的高额收入,也就很少受到新闻媒体主动和正面关注。
当合法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都不同程度地被堵塞而农民又不得不表达的时候,农民往往会采用外界看来效果不大的方法,如普遍的不合作、流言飞语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很少也很难采取直接对抗的手段来表达内心的不满,采取直接冲突,造成伤害的往往是他们自己。如历史上贫民区的骚乱,宣泄了怨恨和愤怒的同时,与之相连的破坏行为实际上更多地伤害了这些人们。
2 发展农民利益集团的必要性
绝大多数利益集团产生于中层或上层阶级,与商业利益相关的个人主导着这些集团的行为。某些利益集团甚至通过介入政治生活来影响政府政策,以实现集团的利益。“多元主义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国合唱团的声音中夹杂着强烈的上等阶层的重音”。与社会底层相比,中等或上等阶层的利益被不相称的代表着,这大大超过了他们所应得的,而社会底层的声音几乎就听不到。
农业生产需要农民利益集团。商品经济时代,农民不可避免地要与外界,甚至与某些利益集团进行协调磋商。农业生产需要依附现代工业提供化肥、农药和种子。这样一来,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通过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转移给公司,农民还要独自承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及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带来的风险。“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通过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但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使农民更进一步依附于农业加工企业。农产品加工行业的垄断性不断提高,一些大宗农产品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的加工企业中,他们左右了大部分的农产品交易,通过合同操控了农业生产。某种农产品销售很好的时候,农民因为只是提供简单的初级产品,其收入有限,大部分的利润都被垄断性的公司获得；而当某种农产品出现市场过剩的时候,农民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因此,要实现农业产业化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促进农民的联合,使农民成为独立和平等的市场主体。
发展农民利益集团,可以把广大农民各种不同的、分散的、无序的利益要求综合起来,形成较为统一的、完整的、有序的意见反馈给政府。利益集团发挥组织影响力,有助于改善长期以来重工轻农的现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农民利益集团能够很好地充当调节杠杆,以其极高的灵敏度不断反映政策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运用自身力量促使行政机关对政策不断调整、纠错,还可确保中央政策在基层执行中不走样,避免“中国乡村中的选择性政策执行”——即基层政府只执行易于量化的、符合基层官员政治升迁与经济利益的政策(如各种税费)。
3 发展农民利益集团存在的困难及解决方法
必须意识到,将数量庞大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并非易事,即使他们被组织起来,也未必能形成良好的利益表达效果。按照集体行动理论,当利益集团组建起来后,集团向全体成员提供的将是不可分的、普遍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这意味着,任何单个成员为这种共同利益作出的贡献或牺牲,其收益将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分享。这种不对称的成本收益结构极易导致“搭便车”的行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奥尔森明确指出,成功的利益集团通常是较小的利益集团。奥斯特洛姆也指出,在小规模组织内,所有成员都很容易监督每个人的行动,比大规模组织更容易阻止不合意的行为,并且保持集团的内聚力。以上学者的观点说明：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往往组织难度较大。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利益集团本身应订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农民意识到参与利益集团的意义。若集体行动的成员从集体活动中得到的收益不相等,获益多者便有意愿和动力去主动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
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决定利益集团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自己专业领域和社区群体内有影响力的人物,多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入人士,他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能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这也意味着,社会弱势者群体的声音可能是最少有人倾听的。金钱、良好的社会地位和集团活动强度的作用可能胜过单纯的规模的力量,而这些都不是目前中国农民具备的。可见,单靠农民的力量建立有效的农民利益集团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需要外界给予扶助。法律和政策应该保护农民利益集团的权利,使其拥有足够的政治活动空间。从组织结构看,农民利益集团应该是全国农民的联合组织,是一个包括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梯阶结构的组织；在各个层次上,又是一种包含各种亚组织的横向网络结构。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央和地方首先应支持农民在基层成立联合自助组织,这是建立全国性农民组织的基础,而且可以有效地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和适应问题,使农民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进入市场,在组织上保证农民能有序地参与商品和要素流通并合理分享市场利益。双管齐下,真正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利益集团的诞生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张晓山.“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利益［J］.今日中国，2004(10)：1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1—2010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3］刘政.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1420.
［4］李成贵.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5):59.
［5］张淳.美国农业协会与我国农业协会的对比及启示［J］.新疆农业科学，2006(1):177-178.
［6］夏永祥,鞠春燕.“三农”问题与利益集团博弈［J］.生产力研究，2007(8):24.
［7］［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97.
［8］［美］门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9］文森特•奥斯特洛姆.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王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作者简介］ 李莹(1986—),湖北黄陂人,暨南大学行政管理系研究生。
［关键词］农民；利益集团；“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11-02
“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农民问题更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在政治上被过度控制,缺少民主权利；在经济上被过度提取,得到的物质利益远远少于城镇居民。过去虽然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强调了效率,把国家很大一部分资源集中到沿海地区,集中到城市,许多做法都是城市优先。结果农民处于不断的相对贫穷之中。近年国家政策逐渐向农村倾斜,但相对于政府的决心,“三农”政策收到的实效甚微。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2001年的2.90扩大到2010年的3.23,农民生活依然困难。若没有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制定再多再好的政策,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1 当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顺畅
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却又力量薄弱,其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思想较为保守。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农民处于绝对的弱势,表现为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对等。信息不对称表现为基层地方政权可能通过隐瞒、曲解、拖延、篡改甚至伪造信息的方式蒙蔽农民,从农民身上获利；地位不对等表现为地方政府部门与农民之间表现出极强的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官民关系。虽然农民可能积极参与村庄一级的决策,但他们对政治事务和政治变革可能性的淡漠和敬而远之的态度是比较明显的。即使遇到各种不满,他们也往往选择忍气吞声而不是积极表达利益诉求。
一年一次的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本应该是农民行使政治权力、表达利益诉求最有效的渠道,但是人大代表的选拔机制明显地反映出城乡居民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二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也就是说,在政治决策中,四个农民才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四分之一”条款无疑加剧了对农民力量的削弱。即使按照“四分之一”条款,理论上全国人大应该有15%左右的农民代表,但实际数字远低于此。八届全国人大代表2978人,农民代表280人,占9.4%；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979人,农民代表240人,占8%。农民代表数量少,意味着农民让渡给城镇居民的政治权利多,缺乏足够话语权的农民常常成为政策的牺牲品。
农民代表的数量本身不多,能真正为农民代言的代表则少之又少。被选出来的代表通常并不是普通的农民,而是农民中的佼佼者,他们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因此而获得代表的资格和证书。但荣誉的光环也正是他们精神活动的枷锁,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土气十足的农民,他们常常会模仿别人的行为方式,乡村的实际问题就会被抛在一边,或者只是轻描淡写,无关痛处,他们也就不再是农民的忠实代言人,不能把农民中最迫切通常也是最尖锐敏感的问题反映出来。这些原本优秀的小农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就很可能卷入文化的冲突和权力的纷争中,不断发生异化,从而慢慢脱离自己的基础。返回村庄后,他们开始按城市的规则来看待事物,他们不再属于村庄了。
伴随农业产业化发展而产生的农业协会,大多由政府牵头或由当地农技推广部门主办。这些农业协会提供的主要是生产技术或市场推广信息。部分协会在组织农产品生产销售,保障农民权益方面的确起到了行业协会应起的作用。然而农业协会并未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协会数量少,会员少,力量单薄,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弱,有的甚至流于形式,无力或不愿代表农民去争取各项权利。
新闻媒体本是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令人失望的是,国内媒体的公平公正度还有待提高。最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利益集团通过赞助费、广告费等形式收买或控制了一些新闻媒体,使这些媒体为自己服务,有利于自己的言论就让发表,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就不让发表。农民作为一个弱势利益集团,无法为新闻媒体带来其所期望的高额收入,也就很少受到新闻媒体主动和正面关注。
当合法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都不同程度地被堵塞而农民又不得不表达的时候,农民往往会采用外界看来效果不大的方法,如普遍的不合作、流言飞语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很少也很难采取直接对抗的手段来表达内心的不满,采取直接冲突,造成伤害的往往是他们自己。如历史上贫民区的骚乱,宣泄了怨恨和愤怒的同时,与之相连的破坏行为实际上更多地伤害了这些人们。
2 发展农民利益集团的必要性
绝大多数利益集团产生于中层或上层阶级,与商业利益相关的个人主导着这些集团的行为。某些利益集团甚至通过介入政治生活来影响政府政策,以实现集团的利益。“多元主义天堂的缺陷在于,天国合唱团的声音中夹杂着强烈的上等阶层的重音”。与社会底层相比,中等或上等阶层的利益被不相称的代表着,这大大超过了他们所应得的,而社会底层的声音几乎就听不到。
农业生产需要农民利益集团。商品经济时代,农民不可避免地要与外界,甚至与某些利益集团进行协调磋商。农业生产需要依附现代工业提供化肥、农药和种子。这样一来,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通过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转移给公司,农民还要独自承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及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带来的风险。“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通过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但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使农民更进一步依附于农业加工企业。农产品加工行业的垄断性不断提高,一些大宗农产品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的加工企业中,他们左右了大部分的农产品交易,通过合同操控了农业生产。某种农产品销售很好的时候,农民因为只是提供简单的初级产品,其收入有限,大部分的利润都被垄断性的公司获得；而当某种农产品出现市场过剩的时候,农民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因此,要实现农业产业化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促进农民的联合,使农民成为独立和平等的市场主体。
发展农民利益集团,可以把广大农民各种不同的、分散的、无序的利益要求综合起来,形成较为统一的、完整的、有序的意见反馈给政府。利益集团发挥组织影响力,有助于改善长期以来重工轻农的现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农民利益集团能够很好地充当调节杠杆,以其极高的灵敏度不断反映政策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运用自身力量促使行政机关对政策不断调整、纠错,还可确保中央政策在基层执行中不走样,避免“中国乡村中的选择性政策执行”——即基层政府只执行易于量化的、符合基层官员政治升迁与经济利益的政策(如各种税费)。
3 发展农民利益集团存在的困难及解决方法
必须意识到,将数量庞大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并非易事,即使他们被组织起来,也未必能形成良好的利益表达效果。按照集体行动理论,当利益集团组建起来后,集团向全体成员提供的将是不可分的、普遍的利益,这种利益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这意味着,任何单个成员为这种共同利益作出的贡献或牺牲,其收益将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分享。这种不对称的成本收益结构极易导致“搭便车”的行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奥尔森明确指出,成功的利益集团通常是较小的利益集团。奥斯特洛姆也指出,在小规模组织内,所有成员都很容易监督每个人的行动,比大规模组织更容易阻止不合意的行为,并且保持集团的内聚力。以上学者的观点说明：人数众多的利益集团往往组织难度较大。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利益集团本身应订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农民意识到参与利益集团的意义。若集体行动的成员从集体活动中得到的收益不相等,获益多者便有意愿和动力去主动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
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决定利益集团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自己专业领域和社区群体内有影响力的人物,多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入人士,他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能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这也意味着,社会弱势者群体的声音可能是最少有人倾听的。金钱、良好的社会地位和集团活动强度的作用可能胜过单纯的规模的力量,而这些都不是目前中国农民具备的。可见,单靠农民的力量建立有效的农民利益集团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需要外界给予扶助。法律和政策应该保护农民利益集团的权利,使其拥有足够的政治活动空间。从组织结构看,农民利益集团应该是全国农民的联合组织,是一个包括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梯阶结构的组织；在各个层次上,又是一种包含各种亚组织的横向网络结构。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央和地方首先应支持农民在基层成立联合自助组织,这是建立全国性农民组织的基础,而且可以有效地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和适应问题,使农民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进入市场,在组织上保证农民能有序地参与商品和要素流通并合理分享市场利益。双管齐下,真正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利益集团的诞生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张晓山.“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利益［J］.今日中国，2004(10)：1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1—2010年全国年度统计公报.
［3］刘政.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全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1420.
［4］李成贵.国家、利益集团与“三农”困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5):59.
［5］张淳.美国农业协会与我国农业协会的对比及启示［J］.新疆农业科学，2006(1):177-178.
［6］夏永祥,鞠春燕.“三农”问题与利益集团博弈［J］.生产力研究，2007(8):24.
［7］［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97.
［8］［美］门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9］文森特•奥斯特洛姆.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王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作者简介］ 李莹(1986—),湖北黄陂人,暨南大学行政管理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