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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可谓世人公认的严于律己、一心为公的楷模，他“为人民服务”做到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把毕生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始终同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深受人民的衷心爱戴。正像那首诗所言：“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在一起，人民和总理心连心。”坦荡无私的他总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公正廉明到能够及时主动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
“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
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
1949年3月25日晨，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一班人迁入北平。下午将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接见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军事、政治、经济一肩挑的周恩来工作异常忙碌。时近中午，他找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进城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扬帆，想了解西苑机场警卫布置情况，可一连问了数人，都说没见到他。
午饭后，周恩来看到了扬帆，有点生气地批评他说：“你跑到哪里去了？眼下工作这么忙，找都找不到你！”
其实扬帆一到颐和园就扎进厨房忙前忙后给中央首长准备午饭。因为他并未忘记，去年毛泽东到阜平城南庄，敌特就企图往毛泽东食物里投毒，结果未能得逞。特务又给敌机指示目标，而使毛泽东住处挨了炸弹。这次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进北平，为避免泄密，一切行动都是临时决定，就连进城后怎样搞庆祝活动这样的大事都是前天夜里才在河北省涿县研究确定下来。由于工作任务重大，时间紧，中央首长的简单生活必需品均没来得及准备，吃的用的都要经过不熟悉人的手。当时北平和平解放，敌特还没有很好地得到清肃，扬帆怕出现“意外”和“万一”，为此，他对厨房里用的水、米、菜都一一作了检查，从做饭到开饭，盯得很紧，一时半刻也没有离开厨房。这些情况，一心忙于别事的周恩来自然是不得而知的。
扬帆受到了批评，又不便向周恩来解释，只好默认了。
下午，中央首长在西苑机场阅兵、接见结束后按计划来到香山住地。扬帆乘一辆吉普车负责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的是毛泽东的小车、刘少奇的小车……共11辆。扬帆担心道路上有敌特埋设的地雷，就让司机把车开得快一些，以便同后面的车队拉开距离。没想到，中央首长的司机都未领会其意，也都加速在后面紧跟着疾驶在蜿蜒山路上。
这一列车队到达香山脚下停下后，周恩来叫住了扬帆，批评说：“你在前面是怎么带的车？道路这么窄，又高低不平，车速又那么快，司机都不熟悉路况，如果翻一辆怎么办？你呀，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
扬帆还是一脸无奈、默不作声，不作任何申辩。
这样一来，扬帆进京头天就受到周恩来两次批评，心里压力很大，同时又感到很委屈。因此，一连几天闷闷不乐，情绪不高。
周恩来获悉后先是一愣，有些纳闷，而后稍一想，蓦然有些醒悟，说：“看来，不是扬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负责的错误，而是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我找个时间，向他道歉，作个检讨。”
秘书在一边听后连忙说：“周副主席你工作那么忙，这件小事，将来见面的时候我与他说一声就行了。”
周恩来却认真地说：“那怎么行？我当面错误地批评了人家，就应该当面去向人家作自我批评。”
于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周恩来找到了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
扬帆听了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不知所措，心里十分不安，惶恐地说：“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作检讨呢？”
周恩来说：“在我们党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还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一个人身上沾了尘土，别人发现后，给你指了出来，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这有多好哇！”
扬帆觉得周恩来这一席发自肺腑、坦诚实在的话，声声入耳，句句是理。他心悦诚服地说：“周副主席，您的话我一定记一辈子！”
最后，周恩来说：“一个政党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前进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在经常改正缺点毛病中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强党‘健体’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周恩来说完，紧紧握住扬帆的手，再次向他道歉。扬帆用敬佩的眼光目送周恩来消失在朦胧月色中。
其实这两件事，扬帆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第一件事，他应告诉周恩来有事怎么找他；第二件事，他更应该告诉首长的车不要跟得太近。但无论如何在这两件事中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严于律己、勇于认错的风范确实十分感人！
“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
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
1953年，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当他谈到我国拍摄的故事片《翠岗红旗》时，平素轻易不发火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电影部门的领导人。
原来，不久前，我国电影代表团携此片去东欧某国参加国际电影节。该片在竞选放映时引起意外的强烈反响、产生轰动效应，认为它形象地涵盖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影片中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离开江西老区的家乡，别离妻子踏上艰险的长征路，20年后，已是人民解放军将领的他又亲率大军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此片因内容丰富、格调高雅而颇受人们喜爱，由多国组成的评委、各国电影艺术的权威们几乎一致推选《翠岗红旗》荣获大奖。如此令人羡慕的殊荣本来是各国电影界求之不得的好事，可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坚持不接受这个奖项，并再三自甘居后地细述它不配获大奖的理由。各国评委对中方如此谦让的态度和思维无法理解直至目瞪口呆，慨叹实在不可理喻，令人费解。
当周恩来听完此事整个过程后，便在这次会议上严厉批评说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在作怪！他激愤难抑，将浓黑的两道剑眉一挑，高声说：“这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
面对他突然的声色俱厉，一时全场鸦雀无声。当时参加会议并坐在前排左角上的岳野对此记忆深刻：“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他（周恩来）一次真生了气，发起火来。……我似乎听到他那一向可以撑船的胸怀中怒涛翻滚，生动可亲的面孔变得无比严峻。” 周恩来发火后，强力自控了一下，停顿片刻后又诚恳地道歉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
接下来，他以渐趋平静的心情详细说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当然，还客观冷静地分析说它在艺术上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难道历届国际电影节所有获奖之作都那么完美无缺吗？只可惜《翠岗红旗》永远无法收回历史对它的亏欠了。
“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曾多次提出，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住房和办公室都是旧式建筑——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砖木结构，方砖地面，阴暗狭小，非常陈旧，房子年久失修，油漆脱落了，窗户裂着大缝子，还是用纸糊着，光线又不足，夏天潮湿，冬天很冷，很有必要翻修一下。为此，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去请示周恩来提出修缮的问题，都碰了钉子。周恩来说：“当年的袁世凯、段祺瑞都能在这里办公，而我们共产党人住进了中南海反而就要翻修，这不是自毁名声吗？”对于此事，周恩来逢会必讲：“贪大、求洋、讲排场，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坚持艰苦朴素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周恩来不允许全部修理也就作罢，但给他的办公室稍作改善总不为过吧。1959年初，周总理出差在外两个月，正好那段时间邓颖超也没在北京，周总理的秘书何谦就趁此机会向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报告，希望对西花厅做一些维修。于是，周恩来办公室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共同商量后，趁着这个空档把周恩来的住房略作修理粉刷了一下墙，铺了地板，更换了窗帘。
周恩来回京后，对此事非常生气，当即批评了管理人员，还责令办公室主任作了检讨。管理人员解释说：“地面是旧砖，房子很潮湿，时间久了要得关节炎，因此换成地板保暖。”
周恩来不听这些解释，虽然他也知道工作人员也是为他的健康着想，但他同样念念不忘“赴京赶考”的约定。于是，他毫不客气地要求管理人员马上把所铺的地板和新装的窗帘统统换回原来的样子，然后自己付了维修费。工作人员都被周恩来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的作风感动了，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办理了这件事。
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 周恩来还主动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几次三番地作了检讨，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他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他常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金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
对参与领导的南昌起义
一事多次深刻反思、自我批评
对南昌起义，作为该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周恩来一直在深刻反思，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
1961年9月18日，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他不谈自己却深情地回忆战友，并要求宣传朱德、贺龙、刘伯承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
在参观到第四陈列室时，他第一次谈到自己：“当时也是没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国际指示要建立根据地，而我们只想建立城市根据地，搞大城市起义，先后在上海、南昌、广州搞了三次。上海武装起义，是工人起义，失败了；南昌起义，是军队起义，也失败了；广州起义，是工人与军队结合的起义，还是失败了。工人、军队起义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还没有认识到要搞农村起义。”又说：“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宣传南昌起义一定要讲到井冈山。”“我给你们提个要求，讲解内容一定要讲到朱毛井冈山会师。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早在1959年北京军事博物馆预展期间，周恩来亲自审阅陈列计划，并亲临现场审查展览内容时就进行过类似的自我批评。当讲解员讲到南昌起义部队因未和江西农民运动相结合、孤军南下遭到失败的教训时，他马上给予鼓励：“批评得好，批评得对！”讲解员听了有点不知所措，周恩来郑重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我有责任，没想到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当时也是没经验。你们要把这件事讲清楚。”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不止一次地在高规格会议上坦诚严肃认真地向高级干部检讨过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延安整风时期的1944年3月，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深刻反思了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1960年7月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在受中共中央常委会委托所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报告中又提及南昌起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并作自我批评：“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张太雷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1972年6月，已是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该会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12人参加。6月10日谈及南昌起义时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他进一步检讨说，“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还说，“就在南下以后，经过会昌一战，伤员不少，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乌，那就很好嘛，靠近闽赣边嘛。当时没有这个思想。” 主动承担大办钢铁、
“大跃进”错误责任并率先作检讨
中共中央于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建国后较客观分析中国国情、冷静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坦率承认建设过程中失误、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一次重要会议，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坦率真诚而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1月20日，周恩来在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作修改时，剖析了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并建议把以下内容写进报告里：“应该说中国农业生产在目前条件下每年递增万分之五就是大跃进了，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同志在人大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农业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才算大跃进是不可能的、错误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既要努力把自己的认识和态度融入党中央的报告中，又要进一步了解和尽力解决各地的困难。他多次对各地的负责人说：“我们在党内说话，应该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会被困难吓倒，说出了困难，正是为了想办法克服困难。”2月3日，周恩来在福建组会议上讲话，从几个方面表明态度： “检讨的原则是：肯定成绩，前途光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有利于事业前进出发”。“检讨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出气和上下通气，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述两方面讲的是辩证的态度，既讲成绩，又讲真理。若只讲成绩，将陷入盲目乐观，因此也要讲真理，讲实事求是。所以周恩来再次强调：检讨的目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周恩来对经济工作虽不如陈云那么擅长，但自建国以来一直担任总理，长期处在工作第一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况曾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性的错误，为此他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应该说他内心是复杂的，既存在对“大跃进”疑虑的一面，也有被人们的热情所鼓舞感染的一面，还有屈服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的一面。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后加深了他的自责。他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客观坦诚地分析了几年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自我批评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同时，周恩来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不是泛泛地说我有责任等语，而是实实在在地举了两个典型例子。他说，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现在懂得农业“每年按照10%、15 %、20%这样的高速度递增是不可能的”。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他表示，这些问题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
坐在一旁的毛泽东心里明白，周恩来检讨的两个错误，并不是他的发明，大家都有份，所以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央七大常委当中，像他这样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作非常具体的自我批评是独一无二的。听了他的讲话，不少人很感动。有人说，以后再怎样打屁股也痛快。
在周恩来等率先垂范下，至会议结束，大会出现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在浓厚的民主空气下，各省委主要负责人、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干部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在国家处于那样一个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错误的责任，率先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对此，有的同志替他打抱不平，着急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呀。”他却一脸平静地认真说道：“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周恩来不仅从思想上和态度上勇于承担责任，而且很快落实到工作行动上，立即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亲自抓办。面对严重的困难，他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连煤矿生产问题上因粮食供应不足而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供应。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度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做了许多工作。
“我今天代表我们的人民向你们道歉”
作为负责为美国总统打前站的特派先遣人员，德怀特·查平在1971年和1972年之交先后三次访问中国，安排尼克松访华行程。
查平回忆说，1971年10月，当第一次到中国时，惊讶于中国人比较模糊性的行事风格。1972年2月21日，查平随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在周恩来夫妇陪同下用完午餐。此时他们还不清楚后面的行程是如何安排的。饭后一个多小时查平在宾馆走廊里碰到周恩来，周总理说：“毛主席现在要见尼克松总统。”查平赶忙向总统汇报。此时尼克松在宾馆正准备洗个热水澡。获悉毛主席的邀请，尼克松迅速打好领带整装待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的着装速度说明，他既惊讶又兴奋。 像许多美国外交官一样，查平也被周恩来的风度深深折服，这方面，周恩来向美国代表团道歉的事令其印象深刻。
在尼克松一行参观明十三陵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注意到，在零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下，好多身着彩衣的小朋友三三两两或打羽毛球、或跳绳、或听收音机……精明的美国记者一眼就看出这些孩子是中方有意安排的，于是就此作了报道，说是中国人“演了一场戏来给我们看”。
翌日，周恩来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外电消息得知此事，立即批评了有关部门。
周总理在同尼克松会谈时还专门说到了这件事：“我今天代表我们的人民向你们道歉，弄虚作假，实在岂有此理。我已经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不许他们这么干。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讲究实际嘛！”
当时尼克松听了十分感动，说不管下面人怎么做，但中国的总理还是讲究实际的。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今天我要当众作自我批评。”
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周恩来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嘴角抿紧，向里抽回。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听到这里，周恩来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簌簌地淌下来。他稍稍抬起头，泪眼模糊地凝望着会场，喉结使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了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他哽住了。他的泪水不停地涌出，滴落在了胸襟上。
会场一片静寂。周恩来的泪珠仍然落着。这时，会场上响起一阵隐隐约约的唏嘘声，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有理想、热衷于为国为民献身，极少有人以权谋私。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文革”期间，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再次让周恩来流泪。1970年3月，他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他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五小工业。他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原来，这个孩子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劳动。非常喜欢孩子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听说孩子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期间，周恩来特意询问了孩子延安地区群众的生活情况。孩子说了实话。当说到延安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时，周恩来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默不作声，但见几滴泪水缓缓地流出他的眼角。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带着哭音深深自责说：“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1973年6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当时越南的抗美斗争正处在重要关头。虽然根据越美双方1月签订的《巴黎协定》，侵越美军已于3月全部撤离了越南南方，但南方尚未解放。十几年来，周恩来代表大后方中国为支援越南抗美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虽已身患重病但仍亲自出面接待，除主持会谈外还带病亲自陪同客人到延安参观访问。趁此机会考察了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情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回延安。尽管事先没有报道周总理回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的至少有十几万延安各界群众不约而同地涌上街头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看得出来，延安人民是在欢迎周总理。
中午趁大家休息，周恩来悄悄登临宝塔山。下午又陪同客人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当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人民的复信时停下脚步，指着其中几句话说：“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嘱咐延安人民要‘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这一条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仅从几小时观察明眼人便可以看到当时延安的商品供应十分匮乏，宾馆小卖部货架基本空着。周总理耳闻目睹到的延安经济情况则分明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切身体会。在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时，他得知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再次难过得流下眼泪。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陕西省省地党政负责人会议，痛心地说：“没有想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苦。”略作停顿，又揪心地自我批评道：“我是总理，全国当家的，这个家没管好，有责任呀。我对不起延安人民。”周恩来认真地同大家一起研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延安落后面貌的措施。
这天晚饭，延安市革委会宴请越南客人，周恩来和陕西省领导同志出席作陪。宴会上准备了当地的土特产，如煮玉米、煮土豆等。客人们吃得很香，越南总理范文同说，他一口气就吃了两个土豆。宴会进行到将近一半时，周恩来站起来，当着越南客人的面严肃、坦诚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我要当众作自我批评。”说到这里时，在场的陕西省委书记马上站起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和周总理对延安的工作和经济建设始终十分关心，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记住周总理的指示，要尽快把延安的经济搞上去。
回京后，周恩来又找来一些老干部，发起成立首都支援延安办公室，动员各方面力量，帮助延安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延安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责编 孟红）
“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
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
1949年3月25日晨，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一班人迁入北平。下午将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接见工农商学兵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军事、政治、经济一肩挑的周恩来工作异常忙碌。时近中午，他找察哈尔省社会部部长、进城时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扬帆，想了解西苑机场警卫布置情况，可一连问了数人，都说没见到他。
午饭后，周恩来看到了扬帆，有点生气地批评他说：“你跑到哪里去了？眼下工作这么忙，找都找不到你！”
其实扬帆一到颐和园就扎进厨房忙前忙后给中央首长准备午饭。因为他并未忘记，去年毛泽东到阜平城南庄，敌特就企图往毛泽东食物里投毒，结果未能得逞。特务又给敌机指示目标，而使毛泽东住处挨了炸弹。这次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进北平，为避免泄密，一切行动都是临时决定，就连进城后怎样搞庆祝活动这样的大事都是前天夜里才在河北省涿县研究确定下来。由于工作任务重大，时间紧，中央首长的简单生活必需品均没来得及准备，吃的用的都要经过不熟悉人的手。当时北平和平解放，敌特还没有很好地得到清肃，扬帆怕出现“意外”和“万一”，为此，他对厨房里用的水、米、菜都一一作了检查，从做饭到开饭，盯得很紧，一时半刻也没有离开厨房。这些情况，一心忙于别事的周恩来自然是不得而知的。
扬帆受到了批评，又不便向周恩来解释，只好默认了。
下午，中央首长在西苑机场阅兵、接见结束后按计划来到香山住地。扬帆乘一辆吉普车负责在前面开路，后面紧跟着的是毛泽东的小车、刘少奇的小车……共11辆。扬帆担心道路上有敌特埋设的地雷，就让司机把车开得快一些，以便同后面的车队拉开距离。没想到，中央首长的司机都未领会其意，也都加速在后面紧跟着疾驶在蜿蜒山路上。
这一列车队到达香山脚下停下后，周恩来叫住了扬帆，批评说：“你在前面是怎么带的车？道路这么窄，又高低不平，车速又那么快，司机都不熟悉路况，如果翻一辆怎么办？你呀，怎么不用脑子想一想！”
扬帆还是一脸无奈、默不作声，不作任何申辩。
这样一来，扬帆进京头天就受到周恩来两次批评，心里压力很大，同时又感到很委屈。因此，一连几天闷闷不乐，情绪不高。
周恩来获悉后先是一愣，有些纳闷，而后稍一想，蓦然有些醒悟，说：“看来，不是扬帆同志犯了工作不负责的错误，而是我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我找个时间，向他道歉，作个检讨。”
秘书在一边听后连忙说：“周副主席你工作那么忙，这件小事，将来见面的时候我与他说一声就行了。”
周恩来却认真地说：“那怎么行？我当面错误地批评了人家，就应该当面去向人家作自我批评。”
于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周恩来找到了扬帆，开口就说：“扬帆同志，对不起，叫你受委屈了！我是来向你作检讨的。”接着又说：“那天我对你的两次批评，是我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错怪了你，给你思想上造成了负担，请你对我批评帮助。”
扬帆听了周恩来的这一番话，不知所措，心里十分不安，惶恐地说：“不！是我做得不好造成的，周副主席您怎能向我作检讨呢？”
周恩来说：“在我们党内，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还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像一个人身上沾了尘土，别人发现后，给你指了出来，你自己用手把它拍打掉了，这有多好哇！”
扬帆觉得周恩来这一席发自肺腑、坦诚实在的话，声声入耳，句句是理。他心悦诚服地说：“周副主席，您的话我一定记一辈子！”
最后，周恩来说：“一个政党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前进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在经常改正缺点毛病中进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强党‘健体’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它！”周恩来说完，紧紧握住扬帆的手，再次向他道歉。扬帆用敬佩的眼光目送周恩来消失在朦胧月色中。
其实这两件事，扬帆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第一件事，他应告诉周恩来有事怎么找他；第二件事，他更应该告诉首长的车不要跟得太近。但无论如何在这两件事中周恩来所表现出的严于律己、勇于认错的风范确实十分感人！
“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
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
1953年，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作报告。当他谈到我国拍摄的故事片《翠岗红旗》时，平素轻易不发火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电影部门的领导人。
原来，不久前，我国电影代表团携此片去东欧某国参加国际电影节。该片在竞选放映时引起意外的强烈反响、产生轰动效应，认为它形象地涵盖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影片中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离开江西老区的家乡，别离妻子踏上艰险的长征路，20年后，已是人民解放军将领的他又亲率大军解放了自己的家乡，与亲人团聚。此片因内容丰富、格调高雅而颇受人们喜爱，由多国组成的评委、各国电影艺术的权威们几乎一致推选《翠岗红旗》荣获大奖。如此令人羡慕的殊荣本来是各国电影界求之不得的好事，可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我国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坚持不接受这个奖项，并再三自甘居后地细述它不配获大奖的理由。各国评委对中方如此谦让的态度和思维无法理解直至目瞪口呆，慨叹实在不可理喻，令人费解。
当周恩来听完此事整个过程后，便在这次会议上严厉批评说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在作怪！他激愤难抑，将浓黑的两道剑眉一挑，高声说：“这简直不像解放了的新中国人民的代表！”
面对他突然的声色俱厉，一时全场鸦雀无声。当时参加会议并坐在前排左角上的岳野对此记忆深刻：“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他（周恩来）一次真生了气，发起火来。……我似乎听到他那一向可以撑船的胸怀中怒涛翻滚，生动可亲的面孔变得无比严峻。” 周恩来发火后，强力自控了一下，停顿片刻后又诚恳地道歉说：“请原谅我发这么大的火，我周恩来也是个人嘛，我也是有人的感情，有七情六欲嘛！”
接下来，他以渐趋平静的心情详细说明了这部电影的真实性是无可辩驳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当然，还客观冷静地分析说它在艺术上也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难道历届国际电影节所有获奖之作都那么完美无缺吗？只可惜《翠岗红旗》永远无法收回历史对它的亏欠了。
“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曾多次提出，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住房和办公室都是旧式建筑——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砖木结构，方砖地面，阴暗狭小，非常陈旧，房子年久失修，油漆脱落了，窗户裂着大缝子，还是用纸糊着，光线又不足，夏天潮湿，冬天很冷，很有必要翻修一下。为此，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去请示周恩来提出修缮的问题，都碰了钉子。周恩来说：“当年的袁世凯、段祺瑞都能在这里办公，而我们共产党人住进了中南海反而就要翻修，这不是自毁名声吗？”对于此事，周恩来逢会必讲：“贪大、求洋、讲排场，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坚持艰苦朴素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周恩来不允许全部修理也就作罢，但给他的办公室稍作改善总不为过吧。1959年初，周总理出差在外两个月，正好那段时间邓颖超也没在北京，周总理的秘书何谦就趁此机会向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报告，希望对西花厅做一些维修。于是，周恩来办公室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共同商量后，趁着这个空档把周恩来的住房略作修理粉刷了一下墙，铺了地板，更换了窗帘。
周恩来回京后，对此事非常生气，当即批评了管理人员，还责令办公室主任作了检讨。管理人员解释说：“地面是旧砖，房子很潮湿，时间久了要得关节炎，因此换成地板保暖。”
周恩来不听这些解释，虽然他也知道工作人员也是为他的健康着想，但他同样念念不忘“赴京赶考”的约定。于是，他毫不客气地要求管理人员马上把所铺的地板和新装的窗帘统统换回原来的样子，然后自己付了维修费。工作人员都被周恩来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的作风感动了，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办理了这件事。
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 周恩来还主动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几次三番地作了检讨，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他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他常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金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
对参与领导的南昌起义
一事多次深刻反思、自我批评
对南昌起义，作为该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周恩来一直在深刻反思，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
1961年9月18日，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他不谈自己却深情地回忆战友，并要求宣传朱德、贺龙、刘伯承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
在参观到第四陈列室时，他第一次谈到自己：“当时也是没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国际指示要建立根据地，而我们只想建立城市根据地，搞大城市起义，先后在上海、南昌、广州搞了三次。上海武装起义，是工人起义，失败了；南昌起义，是军队起义，也失败了；广州起义，是工人与军队结合的起义，还是失败了。工人、军队起义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还没有认识到要搞农村起义。”又说：“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宣传南昌起义一定要讲到井冈山。”“我给你们提个要求，讲解内容一定要讲到朱毛井冈山会师。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早在1959年北京军事博物馆预展期间，周恩来亲自审阅陈列计划，并亲临现场审查展览内容时就进行过类似的自我批评。当讲解员讲到南昌起义部队因未和江西农民运动相结合、孤军南下遭到失败的教训时，他马上给予鼓励：“批评得好，批评得对！”讲解员听了有点不知所措，周恩来郑重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我有责任，没想到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当时也是没经验。你们要把这件事讲清楚。”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不止一次地在高规格会议上坦诚严肃认真地向高级干部检讨过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延安整风时期的1944年3月，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深刻反思了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1960年7月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在受中共中央常委会委托所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报告中又提及南昌起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并作自我批评：“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张太雷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1972年6月，已是重病在身的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该会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12人参加。6月10日谈及南昌起义时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他进一步检讨说，“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还说，“就在南下以后，经过会昌一战，伤员不少，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乌，那就很好嘛，靠近闽赣边嘛。当时没有这个思想。” 主动承担大办钢铁、
“大跃进”错误责任并率先作检讨
中共中央于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建国后较客观分析中国国情、冷静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坦率承认建设过程中失误、勇于作自我批评的一次重要会议，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坦率真诚而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1月20日，周恩来在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作修改时，剖析了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并建议把以下内容写进报告里：“应该说中国农业生产在目前条件下每年递增万分之五就是大跃进了，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同志在人大常委会议上所说的农业每年要增加百分之十至二十才算大跃进是不可能的、错误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既要努力把自己的认识和态度融入党中央的报告中，又要进一步了解和尽力解决各地的困难。他多次对各地的负责人说：“我们在党内说话，应该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会被困难吓倒，说出了困难，正是为了想办法克服困难。”2月3日，周恩来在福建组会议上讲话，从几个方面表明态度： “检讨的原则是：肯定成绩，前途光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有利于事业前进出发”。“检讨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出气和上下通气，达到新的团结，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述两方面讲的是辩证的态度，既讲成绩，又讲真理。若只讲成绩，将陷入盲目乐观，因此也要讲真理，讲实事求是。所以周恩来再次强调：检讨的目的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周恩来对经济工作虽不如陈云那么擅长，但自建国以来一直担任总理，长期处在工作第一线，也积累了不少经验。1956年，面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情况曾提出“反冒进”的问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他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性的错误，为此他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大跃进”运动起来之后，应该说他内心是复杂的，既存在对“大跃进”疑虑的一面，也有被人们的热情所鼓舞感染的一面，还有屈服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的一面。
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暴露出来后加深了他的自责。他在2月7日的讲话中代表国务院客观坦诚地分析了几年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自我批评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同时，周恩来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不是泛泛地说我有责任等语，而是实实在在地举了两个典型例子。他说，自己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现在懂得农业“每年按照10%、15 %、20%这样的高速度递增是不可能的”。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他表示，这些问题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
坐在一旁的毛泽东心里明白，周恩来检讨的两个错误，并不是他的发明，大家都有份，所以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央七大常委当中，像他这样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作非常具体的自我批评是独一无二的。听了他的讲话，不少人很感动。有人说，以后再怎样打屁股也痛快。
在周恩来等率先垂范下，至会议结束，大会出现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高潮。在浓厚的民主空气下，各省委主要负责人、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干部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在国家处于那样一个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错误的责任，率先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对此，有的同志替他打抱不平，着急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呀。”他却一脸平静地认真说道：“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周恩来不仅从思想上和态度上勇于承担责任，而且很快落实到工作行动上，立即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亲自抓办。面对严重的困难，他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连煤矿生产问题上因粮食供应不足而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供应。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度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做了许多工作。
“我今天代表我们的人民向你们道歉”
作为负责为美国总统打前站的特派先遣人员，德怀特·查平在1971年和1972年之交先后三次访问中国，安排尼克松访华行程。
查平回忆说，1971年10月，当第一次到中国时，惊讶于中国人比较模糊性的行事风格。1972年2月21日，查平随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在周恩来夫妇陪同下用完午餐。此时他们还不清楚后面的行程是如何安排的。饭后一个多小时查平在宾馆走廊里碰到周恩来，周总理说：“毛主席现在要见尼克松总统。”查平赶忙向总统汇报。此时尼克松在宾馆正准备洗个热水澡。获悉毛主席的邀请，尼克松迅速打好领带整装待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的着装速度说明，他既惊讶又兴奋。 像许多美国外交官一样，查平也被周恩来的风度深深折服，这方面，周恩来向美国代表团道歉的事令其印象深刻。
在尼克松一行参观明十三陵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注意到，在零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下，好多身着彩衣的小朋友三三两两或打羽毛球、或跳绳、或听收音机……精明的美国记者一眼就看出这些孩子是中方有意安排的，于是就此作了报道，说是中国人“演了一场戏来给我们看”。
翌日，周恩来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外电消息得知此事，立即批评了有关部门。
周总理在同尼克松会谈时还专门说到了这件事：“我今天代表我们的人民向你们道歉，弄虚作假，实在岂有此理。我已经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评，不许他们这么干。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讲究实际嘛！”
当时尼克松听了十分感动，说不管下面人怎么做，但中国的总理还是讲究实际的。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今天我要当众作自我批评。”
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周恩来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嘴角抿紧，向里抽回。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听到这里，周恩来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簌簌地淌下来。他稍稍抬起头，泪眼模糊地凝望着会场，喉结使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了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他哽住了。他的泪水不停地涌出，滴落在了胸襟上。
会场一片静寂。周恩来的泪珠仍然落着。这时，会场上响起一阵隐隐约约的唏嘘声，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有理想、热衷于为国为民献身，极少有人以权谋私。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文革”期间，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再次让周恩来流泪。1970年3月，他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他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五小工业。他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原来，这个孩子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劳动。非常喜欢孩子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听说孩子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期间，周恩来特意询问了孩子延安地区群众的生活情况。孩子说了实话。当说到延安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时，周恩来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默不作声，但见几滴泪水缓缓地流出他的眼角。他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带着哭音深深自责说：“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1973年6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当时越南的抗美斗争正处在重要关头。虽然根据越美双方1月签订的《巴黎协定》，侵越美军已于3月全部撤离了越南南方，但南方尚未解放。十几年来，周恩来代表大后方中国为支援越南抗美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虽已身患重病但仍亲自出面接待，除主持会谈外还带病亲自陪同客人到延安参观访问。趁此机会考察了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情况。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回延安。尽管事先没有报道周总理回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的至少有十几万延安各界群众不约而同地涌上街头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看得出来，延安人民是在欢迎周总理。
中午趁大家休息，周恩来悄悄登临宝塔山。下午又陪同客人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当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人民的复信时停下脚步，指着其中几句话说：“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嘱咐延安人民要‘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但这一条我们做得很不够，很不够。”仅从几小时观察明眼人便可以看到当时延安的商品供应十分匮乏，宾馆小卖部货架基本空着。周总理耳闻目睹到的延安经济情况则分明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切身体会。在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时，他得知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再次难过得流下眼泪。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陕西省省地党政负责人会议，痛心地说：“没有想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样苦。”略作停顿，又揪心地自我批评道：“我是总理，全国当家的，这个家没管好，有责任呀。我对不起延安人民。”周恩来认真地同大家一起研究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延安落后面貌的措施。
这天晚饭，延安市革委会宴请越南客人，周恩来和陕西省领导同志出席作陪。宴会上准备了当地的土特产，如煮玉米、煮土豆等。客人们吃得很香，越南总理范文同说，他一口气就吃了两个土豆。宴会进行到将近一半时，周恩来站起来，当着越南客人的面严肃、坦诚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延安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今天我要当众作自我批评。”说到这里时，在场的陕西省委书记马上站起来说，党中央、国务院和周总理对延安的工作和经济建设始终十分关心，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记住周总理的指示，要尽快把延安的经济搞上去。
回京后，周恩来又找来一些老干部，发起成立首都支援延安办公室，动员各方面力量，帮助延安发展经济和文化，使延安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