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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借助中国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分析人力资本及其两个维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产业结构升级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其影响存在空间分异，而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区域层面，东部地区呈现负向“U”型非线性影响；中部地区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门槛效应；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可显著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人力资本结构却加剧了此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仅有北京、辽宁、上海处于人力资本的最优区间，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仍是目前绝大多数省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0-0139-06
一、引言
2009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虽然实现七连降，但2015年依然高达0.462①，高于国际警戒线15个百分点，成为我国阶级固化、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1-2]，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城乡收入差距实质上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配置的不均衡[3]，而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可有效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和产业之间合理配置。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常被视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手段。然而，在二者关系的研究中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水平，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4-5]。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为追求高收入，从劳动力报酬低的传统农业部门流向劳动报酬高的工业和现代服务业部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6-7]。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由于时滞性，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内暂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深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8-9]。
产业结构升级的城乡收入分配效應主要通过就业结构的迁移来实现，而人力资本在劳动力一二三产业间顺利转移起到关键性作用。基于这一推论，学者们试图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靳卫东（2010）[10] 和张国强等（2011）[11]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决定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方向和效果，其数量、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是造成失业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与收入差距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具体的调节方式和程度如何，还鲜有学者展开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全国30个省区（西藏除外）2000-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从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结构两个维度出发，探究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关系，梳理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方式及影响程度，从而最大限度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
二、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其中，theilit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标；upgradeit 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thr表示门槛变量；x为控制变量；μ为省区个体效应，反映各地区特有的因素影响；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表现为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升，其直接效应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动，缓解结构性失业的摩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而人力资本结构是指人力资本内部构成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反映人力资本内部的稳定联系。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是造成人力资本结构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其分布的不平衡，导致其无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匹配，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结构作为门槛变量引入模型，构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段函数，并分别对门槛值和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和估计。
4.控制变量。为了更客观地揭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考虑了如下因素：（1）政策偏向因素（inv）。这里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反映。（2）金融发展水平（fin）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占GDP比重来衡量。（3）城镇发展水平（ur）采用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4）经济开放程度（open）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反映。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文以2000-2014年为研究时段，以省级为决策单元，样本包含了全国范围内除西藏外的其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各变量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因上述资料部分数据缺漏、统计不准确而参考的部分年份的地方统计年鉴。数据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主要报告具体的实证分析结果。首先，对全样本进行门槛检验和门槛估计，探究整体上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其次，分别对东、中、西区域层面进行分样本分析，比较不同区域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门槛效应；最后进行扩展性分析。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一）门槛效应检验
从表2门槛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无论以人力资本存量（hc）还是以人力资本结构（hs）为门槛变量，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单门槛和双门槛检验，而未通过三门槛效应的检验，因此本文选择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其中，人力资本存量的门槛值为2.190和2.292；人力资本结构的门槛值为-1.790和-1.873，且各门槛值均在似然比值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说明模型的门槛值与实际估计相符。 （二）门槛估计
1.整体样本估计
全样本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与非线性模型进行比较，本文先基于全国层面的数据估计了线性模型（1）和（2），为了能更好地校正各省市异方差及时期异方差带来的影响，采用GLS方法进行估计。模型（3）和（4）分别是以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从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在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中，控制变量表现高度的一致性，说明模型估计较为稳健。固定资产投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值，说明偏城镇化的固定资产投资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与程开明（2008）[15]得出的结论一致。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农村居民也逐渐从金融服务中获益，小额信贷和包容性金融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率显著为负，表明城市化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改善效应。经济开放程度的系数为负值，说明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
如表3所示，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始终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模型（1）除外）。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表明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城乡收入合理分配。另外，从回归结果中不难看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呈复杂的非线性关联。模型（3）估计结果表明，随着人力资本存量（hc）的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边际效率递增的负向影响，其各阶段系数为-1.563、-1.847、-2.259。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存量的直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增强了其就业的能力与机会，缓解了农村劳动者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结构性失业的摩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人力资本的存量增长提高了产业结构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有利于资源在城乡间合理分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而随着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增加，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逐渐减弱，显著性水平也逐渐降低。这表明人力资本结构（hs）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人力资本分布不均衡，尤其是农村低端劳动力占比过高，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鎮集聚，导致农村劳动力无法从产业结构升级中获益，从而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区域差异化样本估计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揭示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发展效率差异，同时也揭示了因区域产业结构异质性造成的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效果。因此，本文为了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并进一步验证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调节效应，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③，分别进行门槛检验④和门槛估计。具体参数估计结果见表4。
如表4所示，对于东部地区，在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的门槛约束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呈现负向“U”型规律，与整体样本估计存在偏差。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速度较快，而人力资本无法及时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动，导致人力资本在中区位水平时，削弱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但当人力资本结构逐渐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动，仍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未通过单一门槛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非线性关系。而线性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而人力资本结构却加剧了此效应。进一步说明，人力资本存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力资本结构恰恰相反。不同于全国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层次不高，机械化的普及和使用，导致工业化阶段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降低了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水平，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扩展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目前我国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是否处于最优区间，根据全样本门槛检验结果，将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划分为三个区间，观测2014年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区间分布。如表5所示，分别以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为门槛变量时，各省份呈大致相反的区间分布，即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较低。考虑到人力资本结构为负向指标，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结构意味着人力资本较高的综合水平。以从2014年各省的截面数据可以看出，北京、辽宁、上海、天津人力资本整体水平较高。而其他地区均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力资本较低的水平，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其中，河北、安徽、福建、河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的人力资本整体水平处于全国底端，这也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低端偏向”的人力资本水平带来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衡，正是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以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并探究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总体而言，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而人力资本结构分布不平衡，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从区域层面来看，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调节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呈负向“U”型非线性关系；中部地区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门槛效应；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显著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人力资本结构却加剧了此效应。（3）进一步分析发现，仅有北京、辽宁、上海和天津人力资本整体水平较高，其他地区均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力资本较低的水平，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1）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市偏向政策，导致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产业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首先应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增强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其次，政府应引导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服务化和农业工业化，释放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边际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重视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调节作用。各地区应根据人力资本状况制定产业政策，同时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在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同时对人力资本结构加以优化，以实现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匹配，减少生产要素在城乡间重新配置的摩擦，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尤其是西部地区，应加大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努力使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提高高端人力资本占比，改变目前人力资本“低端偏向”的现状。
注释：
①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② 本文将受教育水平分为5个层次：不识字或识字较少、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并定义各层次受教育年限为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教育基尼系数的数值越大，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分布越不平等。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可得性与一致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基尼系数计算的是6岁及以上人口（做法与杨俊等（2007）相类似）。
③ 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1个省区。
④ 限于篇幅，未列出分样本门槛检验结果，备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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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y using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d analyzes the regulatory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its two dimens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as a whol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narrows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ut its influence ha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human capital plays an important regulatory role；the result of sub-regional study shows that the eastern region has a negative “U”-shaped of non-linear effect； the central region does not exist the statistical sense of the threshold effect； the western region of human capital stock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expansion effect of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urban- rural income gap， but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has exacerbated this effec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only Beijing， Liaoning and Shanghai are in the optimal range of human capital， thus improving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optimizing the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is still an important focu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rovinces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narrow urban-rural income gap.
Key words：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rural income gap； human capital； threshold effect
（責任编辑：周正）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9；F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10-0139-06
一、引言
2009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虽然实现七连降，但2015年依然高达0.462①，高于国际警戒线15个百分点，成为我国阶级固化、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1-2]，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城乡收入差距实质上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配置的不均衡[3]，而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可有效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和产业之间合理配置。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常被视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手段。然而，在二者关系的研究中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水平，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4-5]。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为追求高收入，从劳动力报酬低的传统农业部门流向劳动报酬高的工业和现代服务业部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6-7]。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由于时滞性，产业结构升级短期内暂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深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8-9]。
产业结构升级的城乡收入分配效應主要通过就业结构的迁移来实现，而人力资本在劳动力一二三产业间顺利转移起到关键性作用。基于这一推论，学者们试图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靳卫东（2010）[10] 和张国强等（2011）[11]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决定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方向和效果，其数量、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是造成失业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与收入差距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具体的调节方式和程度如何，还鲜有学者展开系统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全国30个省区（西藏除外）2000-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从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结构两个维度出发，探究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关系，梳理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方式及影响程度，从而最大限度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
二、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其中，theilit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指标；upgradeit 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thr表示门槛变量；x为控制变量；μ为省区个体效应，反映各地区特有的因素影响；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表现为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升，其直接效应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动，缓解结构性失业的摩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而人力资本结构是指人力资本内部构成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比例关系，反映人力资本内部的稳定联系。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是造成人力资本结构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其分布的不平衡，导致其无法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匹配，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结构作为门槛变量引入模型，构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段函数，并分别对门槛值和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和估计。
4.控制变量。为了更客观地揭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考虑了如下因素：（1）政策偏向因素（inv）。这里选取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反映。（2）金融发展水平（fin）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占GDP比重来衡量。（3）城镇发展水平（ur）采用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4）经济开放程度（open）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反映。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文以2000-2014年为研究时段，以省级为决策单元，样本包含了全国范围内除西藏外的其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各变量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因上述资料部分数据缺漏、统计不准确而参考的部分年份的地方统计年鉴。数据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部分主要报告具体的实证分析结果。首先，对全样本进行门槛检验和门槛估计，探究整体上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其次，分别对东、中、西区域层面进行分样本分析，比较不同区域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门槛效应；最后进行扩展性分析。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一）门槛效应检验
从表2门槛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无论以人力资本存量（hc）还是以人力资本结构（hs）为门槛变量，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单门槛和双门槛检验，而未通过三门槛效应的检验，因此本文选择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其中，人力资本存量的门槛值为2.190和2.292；人力资本结构的门槛值为-1.790和-1.873，且各门槛值均在似然比值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说明模型的门槛值与实际估计相符。 （二）门槛估计
1.整体样本估计
全样本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为了与非线性模型进行比较，本文先基于全国层面的数据估计了线性模型（1）和（2），为了能更好地校正各省市异方差及时期异方差带来的影响，采用GLS方法进行估计。模型（3）和（4）分别是以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从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来看，在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中，控制变量表现高度的一致性，说明模型估计较为稳健。固定资产投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值，说明偏城镇化的固定资产投资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与程开明（2008）[15]得出的结论一致。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农村居民也逐渐从金融服务中获益，小额信贷和包容性金融的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率显著为负，表明城市化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改善效应。经济开放程度的系数为负值，说明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
如表3所示，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始终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模型（1）除外）。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表明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城乡收入合理分配。另外，从回归结果中不难看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呈复杂的非线性关联。模型（3）估计结果表明，随着人力资本存量（hc）的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边际效率递增的负向影响，其各阶段系数为-1.563、-1.847、-2.259。这主要是因为，人力资本存量的直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增强了其就业的能力与机会，缓解了农村劳动者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结构性失业的摩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人力资本的存量增长提高了产业结构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有利于资源在城乡间合理分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而随着人力资本基尼系数的增加，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逐渐减弱，显著性水平也逐渐降低。这表明人力资本结构（hs）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人力资本分布不均衡，尤其是农村低端劳动力占比过高，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鎮集聚，导致农村劳动力无法从产业结构升级中获益，从而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区域差异化样本估计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揭示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发展效率差异，同时也揭示了因区域产业结构异质性造成的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效果。因此，本文为了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并进一步验证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调节效应，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③，分别进行门槛检验④和门槛估计。具体参数估计结果见表4。
如表4所示，对于东部地区，在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的门槛约束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呈现负向“U”型规律，与整体样本估计存在偏差。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速度较快，而人力资本无法及时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动，导致人力资本在中区位水平时，削弱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但当人力资本结构逐渐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动，仍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未通过单一门槛检验，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在统计意义上不存在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非线性关系。而线性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而人力资本结构却加剧了此效应。进一步说明，人力资本存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力资本结构恰恰相反。不同于全国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的解释是，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市场化程度较高，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层次不高，机械化的普及和使用，导致工业化阶段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降低了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水平，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扩展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目前我国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是否处于最优区间，根据全样本门槛检验结果，将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划分为三个区间，观测2014年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区间分布。如表5所示，分别以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为门槛变量时，各省份呈大致相反的区间分布，即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地区人力资本结构较低。考虑到人力资本结构为负向指标，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结构意味着人力资本较高的综合水平。以从2014年各省的截面数据可以看出，北京、辽宁、上海、天津人力资本整体水平较高。而其他地区均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力资本较低的水平，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其中，河北、安徽、福建、河北、江西、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的人力资本整体水平处于全国底端，这也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低端偏向”的人力资本水平带来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衡，正是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以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并探究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总体而言，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而人力资本结构分布不平衡，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从区域层面来看，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调节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呈负向“U”型非线性关系；中部地区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门槛效应；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显著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人力资本结构却加剧了此效应。（3）进一步分析发现，仅有北京、辽宁、上海和天津人力资本整体水平较高，其他地区均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力资本较低的水平，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有限。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1）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市偏向政策，导致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产业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首先应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增强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其次，政府应引导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服务化和农业工业化，释放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边际生产率，进而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重视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调节作用。各地区应根据人力资本状况制定产业政策，同时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在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同时对人力资本结构加以优化，以实现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匹配，减少生产要素在城乡间重新配置的摩擦，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尤其是西部地区，应加大农村教育资源的投入，努力使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提高高端人力资本占比，改变目前人力资本“低端偏向”的现状。
注释：
①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② 本文将受教育水平分为5个层次：不识字或识字较少、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并定义各层次受教育年限为0年、6年、9年、12年和16年。教育基尼系数的数值越大，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分布越不平等。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可得性与一致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基尼系数计算的是6岁及以上人口（做法与杨俊等（2007）相类似）。
③ 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1个省区。
④ 限于篇幅，未列出分样本门槛检验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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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y using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d analyzes the regulatory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its two dimens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as a whol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narrows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but its influence ha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human capital plays an important regulatory role；the result of sub-regional study shows that the eastern region has a negative “U”-shaped of non-linear effect； the central region does not exist the statistical sense of the threshold effect； the western region of human capital stock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expansion effect of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urban- rural income gap， but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has exacerbated this effect.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only Beijing， Liaoning and Shanghai are in the optimal range of human capital， thus improving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optimizing the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is still an important focu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rovinces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narrow urban-rural income gap.
Key words：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rban-rural income gap； human capital； threshold effect
（責任编辑：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