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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国电影《隧道》讲述的是汽车销售员李正洙行经刚开通的河图隧道时，突然隧道塌陷，让他经历此生最孤立无援的三十五天的故事。由此讽刺了韩国媒体为追逐热点的不顾一切和政府官员的为政绩虚伪的表现以及豆腐渣工程。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讽刺社会黑暗的电影，但实际上它讨论的是关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一个人的生命值得花多少代价去拯救，它的上限是多少，生命是否是无价的。本文引用电车学的理论，从新的角度去讨论“生命的价值”。
关键词：《隧道》；电车学；生命的价值；DDE
韩国电影《隧道》讲的是汽车销售员李正洙下班后行经刚开通的河图隧道时，突然隧道塌陷，让他经历此生最孤立无援的三十五天。这一事故引发了各界关注，并且由于施救的难度，出现了各种意外事件，甚至出现了救援队人员的死亡。国库的大量花费，促使舆论审判，迫使李正洙的妻子世贤签下放弃救援同意书。幸运的是，在决定放弃救援时，搜救队长金大庆听到了李正洙在绝望时按喇叭的声音，将人救了出来。导演金成勋将其定义为“悲喜剧”，以戏谑的语调讲诉了一个灾难片。在该电影中，涉及到了一个社会难题，那就是电车学。本文将联系电车学，探讨韩国电影《隧道》所传达的主题意蕴。
一、电车难题
在1967年，菲利帕·福特在《牛津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文章《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首次提出了“电车学”。她用此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里面涉及到了一个困扰了哲学家大半个世纪的思想实验：
“你站在铁道边，突然看到一辆失控的电车正朝你呼啸而来。显然，刹车失灵了，而前面有五个人被捆绑在铁轨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这不个人将被电车碾死。幸运的是你生变有一个开关，只要扳动开关，就能让失控的电车转向另外一条铁轨，但是你看见另一条轨道上也绑着一个人，改编电车的方向肯定会让这个人送命。你该怎么办？”[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菲利帕·福特的论文中，她提到了另一个概念，那就是DDE，也就是双重结果原则。福特对此的解释为：“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预见到其自发行为的结果，另一个结果是严格意义上的故意。”[2] DDE最早是有托马斯·阿奎（St.Thomas Aquinas）提出，阿奎认为，故意的杀戮永远都是非正义的，但如果一个人受到威胁，而位移能够救命的方法是杀死攻击者，那么这种杀戮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电车难题实际上讨论的是关于“生命”的问题。
二、從电车学看《隧道》“生命的价值”
电影里出现的两次电车难题，都是电影的转折点。第一次的扫雪车，是在李正洙还有联系的情况下，股长认为，一个市的安全比一个人的救援重要得多了。如果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那么毋庸置疑，多数必定大于少数。但生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
第二次“电车难题”的讨论，是在失去李正洙联系以后，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这实际上也包含了另一个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将它简化，就成了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密闭的箱子里放着猫，在你打开之前，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死活。这一次的讨论比第一次要严峻得多，最关键的地方在于绝大部分人已经确定李正洙无法生存，如果利用爆破手段清理隧道，会减少国家损失。这里涉及到了经济和成本的问题。一个人的价值到底是多少？
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科学家们，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价值能否计算？这一点最直接地体现就是在制度上的死亡赔偿。曾经，死亡赔偿一度是按人死亡前的工作薪水算的。但很快这一观点就被推翻了，因为你不知道如果这个人活着，他会做这份工作多久，会不会升职或者离职，甚至你无法断定他活着的话会不会做出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这一点赔偿根本无法回报他的价值和损失。当然这个赔偿制度很快就被否决了。为了科学计算生命的价值，“西方学界形成了人力资本法和意愿支付法两种计算生命价值的方法。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并吸收意愿支付法中的风险因子，构建基于法律赔偿上的生命价值的计算方式，为破解生命赔偿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3]但这些，都不可以算出一个人的价值是否可以值得一个政府花费绝大多数的资源去拯救。那么放到电影《隧道》李正洙身上，更是一大难题。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之前所提到的DDE。
DDE通常被认为由四个部分组成。在下列情况下，DDE开始发生作用：
1.人们觉得这一行为与其造成的伤害互相独立，而且行为本身没有错；
2.不论从手段还是目的而言，当事人都想做好事而不想造成伤害，尽管他能预见伤害；
3.不造成伤害就不可能做好事；
4.造成伤害同时想做的好事相比并不十分严重。[4]
那么放弃救援要成立，就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①放弃救援李正洙必须不是错误的（即李正洙已经死去了，没有救援价值）；②放弃救援必须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并且没有对人们造成伤害；③如果不放弃救援，就会造成国家资源浪费；④放弃救援的坏处和重新施工所带来的好处相比不能过于严重。
在这四点中，二和三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剩下一和四值得探究。首先是第一点，在和李正洙失去联系后，所有人都无法确认李正洙是否还存活。就好比“薛定谔的猫”，你不打开箱子，就无法确认李正洙是否活着。在官员劝说李正洙的妻子放弃救援时，妻子反问如果李正洙没死呢？这一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则是沉默。而原著中就直接把这个问题剥开在世人面前，而电影则是回避了这个问题，达成了皆大欢喜的结局。最为直面的应该是第四点，以功利主义者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生命和国家对比，确实是不能与之衡量的，但一个国家的伟大之处正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安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则是让他笔下的人物伊万对着他的哥哥说了这样的话语：“你直截了当的回答我：想象一些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终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此目的必须，且不可避免地折磨一个小小的生命，用她无辜的眼泪作为你大厦的基础——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5]这里引用的典故来自——欧里庇德斯在戏剧《奥利斯的伊菲格涅亚》，说的是阿伽门农是否用自己的长女伊菲格涅亚来献祭的故事。在电影的最后首长的演讲——“比任何东西都宝贵的是人的生命。”虽然是一句讽刺，但也表明了导演的态度。
三、结语
对于电车难题至今没有标准答案，但却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生命的新思路。人的生命是否值得用数字或者金钱来计算？电影中搜救队长金大庆，面对扫雪车事件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谴责股长对生命的漠视。也许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如此坚持他从头到尾都在坚持救人，无论发生了何事，他都不曾放弃。首先他作为该电影唯一的“正义”角色，承担着引导的功能。他所坚持的，应该是我们所坚信的原则。如果连他都放弃了，那么李正洙救如果原著中悲惨的死去。
注释：
[1]【英】戴维·埃德蒙兹：《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姜微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Foot，Virtues and Vices，2002年，20
[3] 李本森：《生命价值的法律与经济分析——中国生命赔偿法律的改革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
[4] 【英】戴维·埃德蒙兹：《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姜微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5]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2月1日
作者简介：
徐嘉穗（1994—），女，汉，安徽，硕士，广西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研究。
关键词：《隧道》；电车学；生命的价值；DDE
韩国电影《隧道》讲的是汽车销售员李正洙下班后行经刚开通的河图隧道时，突然隧道塌陷，让他经历此生最孤立无援的三十五天。这一事故引发了各界关注，并且由于施救的难度，出现了各种意外事件，甚至出现了救援队人员的死亡。国库的大量花费，促使舆论审判，迫使李正洙的妻子世贤签下放弃救援同意书。幸运的是，在决定放弃救援时，搜救队长金大庆听到了李正洙在绝望时按喇叭的声音，将人救了出来。导演金成勋将其定义为“悲喜剧”，以戏谑的语调讲诉了一个灾难片。在该电影中，涉及到了一个社会难题，那就是电车学。本文将联系电车学，探讨韩国电影《隧道》所传达的主题意蕴。
一、电车难题
在1967年，菲利帕·福特在《牛津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文章《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首次提出了“电车学”。她用此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功利主义。里面涉及到了一个困扰了哲学家大半个世纪的思想实验：
“你站在铁道边，突然看到一辆失控的电车正朝你呼啸而来。显然，刹车失灵了，而前面有五个人被捆绑在铁轨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这不个人将被电车碾死。幸运的是你生变有一个开关，只要扳动开关，就能让失控的电车转向另外一条铁轨，但是你看见另一条轨道上也绑着一个人，改编电车的方向肯定会让这个人送命。你该怎么办？”[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菲利帕·福特的论文中，她提到了另一个概念，那就是DDE，也就是双重结果原则。福特对此的解释为：“一个结果是人们可以预见到其自发行为的结果，另一个结果是严格意义上的故意。”[2] DDE最早是有托马斯·阿奎（St.Thomas Aquinas）提出，阿奎认为，故意的杀戮永远都是非正义的，但如果一个人受到威胁，而位移能够救命的方法是杀死攻击者，那么这种杀戮在道德上是被允许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电车难题实际上讨论的是关于“生命”的问题。
二、從电车学看《隧道》“生命的价值”
电影里出现的两次电车难题，都是电影的转折点。第一次的扫雪车，是在李正洙还有联系的情况下，股长认为，一个市的安全比一个人的救援重要得多了。如果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那么毋庸置疑，多数必定大于少数。但生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
第二次“电车难题”的讨论，是在失去李正洙联系以后，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这实际上也包含了另一个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将它简化，就成了这样的一句话：在一个密闭的箱子里放着猫，在你打开之前，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死活。这一次的讨论比第一次要严峻得多，最关键的地方在于绝大部分人已经确定李正洙无法生存，如果利用爆破手段清理隧道，会减少国家损失。这里涉及到了经济和成本的问题。一个人的价值到底是多少？
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科学家们，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价值能否计算？这一点最直接地体现就是在制度上的死亡赔偿。曾经，死亡赔偿一度是按人死亡前的工作薪水算的。但很快这一观点就被推翻了，因为你不知道如果这个人活着，他会做这份工作多久，会不会升职或者离职，甚至你无法断定他活着的话会不会做出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这一点赔偿根本无法回报他的价值和损失。当然这个赔偿制度很快就被否决了。为了科学计算生命的价值，“西方学界形成了人力资本法和意愿支付法两种计算生命价值的方法。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并吸收意愿支付法中的风险因子，构建基于法律赔偿上的生命价值的计算方式，为破解生命赔偿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3]但这些，都不可以算出一个人的价值是否可以值得一个政府花费绝大多数的资源去拯救。那么放到电影《隧道》李正洙身上，更是一大难题。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之前所提到的DDE。
DDE通常被认为由四个部分组成。在下列情况下，DDE开始发生作用：
1.人们觉得这一行为与其造成的伤害互相独立，而且行为本身没有错；
2.不论从手段还是目的而言，当事人都想做好事而不想造成伤害，尽管他能预见伤害；
3.不造成伤害就不可能做好事；
4.造成伤害同时想做的好事相比并不十分严重。[4]
那么放弃救援要成立，就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①放弃救援李正洙必须不是错误的（即李正洙已经死去了，没有救援价值）；②放弃救援必须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并且没有对人们造成伤害；③如果不放弃救援，就会造成国家资源浪费；④放弃救援的坏处和重新施工所带来的好处相比不能过于严重。
在这四点中，二和三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就剩下一和四值得探究。首先是第一点，在和李正洙失去联系后，所有人都无法确认李正洙是否还存活。就好比“薛定谔的猫”，你不打开箱子，就无法确认李正洙是否活着。在官员劝说李正洙的妻子放弃救援时，妻子反问如果李正洙没死呢？这一个问题得到的答案则是沉默。而原著中就直接把这个问题剥开在世人面前，而电影则是回避了这个问题，达成了皆大欢喜的结局。最为直面的应该是第四点，以功利主义者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生命和国家对比，确实是不能与之衡量的，但一个国家的伟大之处正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安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则是让他笔下的人物伊万对着他的哥哥说了这样的话语：“你直截了当的回答我：想象一些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终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此目的必须，且不可避免地折磨一个小小的生命，用她无辜的眼泪作为你大厦的基础——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5]这里引用的典故来自——欧里庇德斯在戏剧《奥利斯的伊菲格涅亚》，说的是阿伽门农是否用自己的长女伊菲格涅亚来献祭的故事。在电影的最后首长的演讲——“比任何东西都宝贵的是人的生命。”虽然是一句讽刺，但也表明了导演的态度。
三、结语
对于电车难题至今没有标准答案，但却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生命的新思路。人的生命是否值得用数字或者金钱来计算？电影中搜救队长金大庆，面对扫雪车事件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谴责股长对生命的漠视。也许观众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如此坚持他从头到尾都在坚持救人，无论发生了何事，他都不曾放弃。首先他作为该电影唯一的“正义”角色，承担着引导的功能。他所坚持的，应该是我们所坚信的原则。如果连他都放弃了，那么李正洙救如果原著中悲惨的死去。
注释：
[1]【英】戴维·埃德蒙兹：《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姜微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Foot，Virtues and Vices，2002年，20
[3] 李本森：《生命价值的法律与经济分析——中国生命赔偿法律的改革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
[4] 【英】戴维·埃德蒙兹：《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姜微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5]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1版 ，2015年2月1日
作者简介：
徐嘉穗（1994—），女，汉，安徽，硕士，广西艺术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