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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立图书馆出来，我信步来到了嘉雍广场。广场的南面点缀着一口吉老的喷泉，颇具罗马的神韵。喷泉斜对角有一家门面不甚招眼的餐馆，这就是在法国文学史上值得留下一笔的德鲁旺餐馆。我就在这儿歇一下脚，和中国朋友们聊聊它在法国文坛的一段插曲吧。
每年九月，法国大大小小的学校就开学了。尚自沉浸在假期欢乐中的孩子们，又要“背起书包上学堂”了。过去，这也是学校给一些优等生颁发奖金的时节。但现在奖金被取消了，因为人们似乎觉得它与平等原则相悖。九月也是一年中出版各类小说的旺季。大多数小说都是在这时问世的。所以有人将九月称为文学夏归月。为什么要抢在这时候出书呢？因为，一、两个月后，也就是说十一月份，当飘零在塞纳河畔的秋叶提醒人们夏日已经过去的时候，各类大大小小的文学奖便开始寻找得主了。这些文学奖不仅没有象学生奖那样消失，相反它们的种类越来越繁杂。例如，某个鲜为人知的小镇也设立起一个诗歌奖。获奖诗集通常只印三百来份，即使这样还是显得太多了些。因为除了评选委员、出版商以及作者的妻子外，几乎无人问津。更有一些小专业团体根据自已的嗜好或商业需要，对一些与已有关的作品慷慨解囊。如果有一个白兰地酒商团给一个虽然平庸、却在小说里大肆赞美了白兰地酒的作家授奖，是毫不奇怪的。法国形形色色的文学奖真是举不胜举，其中有些奖金数目还相当可观。
其实，真正重要的文学奖只有五、六项，如：龚古尔奖(PrixGoncourt)、若诺多奖(Prix Ren－audot)、菲米娜奖(Prix Fémi－na)、美迪西奖(Prix Méicis)、英特拉利耶奖(Prix Interallié)等。其中首推龚古尔奖。它由一个十名作家组成的“龚古尔学会”创立于一九○二年，目的在于每年奖励一名年轻有为的作家。那时，“龚古尔”们——人们常这样称呼他们——每年聚会一次，地点就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德鲁旺餐馆。每个会员都有自己固定的席位。如果某一会员因故退出，他的席位就传给接替者。评选活动和会餐同时进行，真可谓十杰“煮酒论英雄”。与此同时，大群记者都拥挤在楼梯或过道上，忍着饥肠静候着评选结果。
但是龚古尔奖很快由于不时施奖于一部平平之作或是冷落了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嘉作而遭到一些非议。时至今日，“龚古尔”们为了保险起见，常常违背该奖的最初宗旨把奖授给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这就更被批评家们抓住了话柄。举三个或许为中国朋友熟知的获奖作家为例吧：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吕西安·博达尔(LucienBo－dard)和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当他们获龚古尔奖时，早已蜚声文坛了。
目前，几大文学奖都招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问题的焦点之一是：几项主要文学奖的评选权大体控制在法国三家最大的出版商——伽里马(Gall－imard)、格拉塞(Graset)和瑟伊(Se－uil)——手里，由此产生的出版商与作者、评选委员会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评选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些人在指责这种垄断现象时，用了一个或许会叫中国朋友听来发笑的专有名词：“三家村”。此外，由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文学奖也日益浸透了商业的性质。有些顾客走进书店，一不说书名，二不道作者，直接了当地对店员说：“请给我一本今年的‘龚古尔’，是送人的。”在法国，一部成功的小说至多卖几百本。但若是得了一项大奖，便可望出售几十万本。得奖作家自然可以从中大捞一笔。与这笔收入相比，奖金额本身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大奖，即使只就其绝对金额而言，也是少得令人难以启齿。比如，大名鼎鼎的龚古尔奖只有一张面值五十法郎的支票。而现在一本获奖小说的价格通常在八十法郎上下。所以，“龚古尔”得主往往不把支票兑现，而是把它镶在镜框内留作观赏。
显而易见，“龚古尔”等文学奖反映出来的问题的实质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关系。令人担忧的是，文学奖在日益迅猛的经济漩涡中逐渐与文学价值相分离而充当广告的角色。出版界太过热衷于出版物的销售量，乃至其是否可能为影视采用。那么一些高水平而又一时难以倾销的作品出路何在呢？更何况有些杰作是要时间来显现它的真正的价值的。司汤达(Stendhal)就曾说过：“我在为一百年后的读者写作。”过去，出书要经过政治审查的过滤，今天是否可以说出书要通过经济审查的过滤呢？有些作家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一九五一年，曾专门著书批评当时文学奖制度的著名作家朱利安·格拉克(JulieGracq)毅然拒绝了授予他的龚古尔奖。当然，他的这一举动至今在法国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萨特曾于一九六四年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其意义与背景同格拉克拒绝龚古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更多的人则是在对文学奖品头论足的同时，暗暗期待下一次轮到自己头上。一些小出版商也不时对“三家村”群起而攻之。但是他们难道不想挤进“三家村”的行列吗？
我带着这些问题在刚刚降临的夜幕中离开嘉雍广场，向塞纳河边的一个地铁站走去。路边的一家大书店仍然门庭若市。人们正全神贯注地翻阅着摊架上的书籍。它们有的出自“三家村”，有的则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商。然而谁又能断定“三家村”之外不会有惊世杰作呢？不少读者就在这，书海中寻觅着。无论怎样，文学总不乏真朋挚友，这实在是值得欣慰的。
MichelLemoine
一九八七年一月于巴黎(裴程译)
每年九月，法国大大小小的学校就开学了。尚自沉浸在假期欢乐中的孩子们，又要“背起书包上学堂”了。过去，这也是学校给一些优等生颁发奖金的时节。但现在奖金被取消了，因为人们似乎觉得它与平等原则相悖。九月也是一年中出版各类小说的旺季。大多数小说都是在这时问世的。所以有人将九月称为文学夏归月。为什么要抢在这时候出书呢？因为，一、两个月后，也就是说十一月份，当飘零在塞纳河畔的秋叶提醒人们夏日已经过去的时候，各类大大小小的文学奖便开始寻找得主了。这些文学奖不仅没有象学生奖那样消失，相反它们的种类越来越繁杂。例如，某个鲜为人知的小镇也设立起一个诗歌奖。获奖诗集通常只印三百来份，即使这样还是显得太多了些。因为除了评选委员、出版商以及作者的妻子外，几乎无人问津。更有一些小专业团体根据自已的嗜好或商业需要，对一些与已有关的作品慷慨解囊。如果有一个白兰地酒商团给一个虽然平庸、却在小说里大肆赞美了白兰地酒的作家授奖，是毫不奇怪的。法国形形色色的文学奖真是举不胜举，其中有些奖金数目还相当可观。
其实，真正重要的文学奖只有五、六项，如：龚古尔奖(PrixGoncourt)、若诺多奖(Prix Ren－audot)、菲米娜奖(Prix Fémi－na)、美迪西奖(Prix Méicis)、英特拉利耶奖(Prix Interallié)等。其中首推龚古尔奖。它由一个十名作家组成的“龚古尔学会”创立于一九○二年，目的在于每年奖励一名年轻有为的作家。那时，“龚古尔”们——人们常这样称呼他们——每年聚会一次，地点就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德鲁旺餐馆。每个会员都有自己固定的席位。如果某一会员因故退出，他的席位就传给接替者。评选活动和会餐同时进行，真可谓十杰“煮酒论英雄”。与此同时，大群记者都拥挤在楼梯或过道上，忍着饥肠静候着评选结果。
但是龚古尔奖很快由于不时施奖于一部平平之作或是冷落了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嘉作而遭到一些非议。时至今日，“龚古尔”们为了保险起见，常常违背该奖的最初宗旨把奖授给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这就更被批评家们抓住了话柄。举三个或许为中国朋友熟知的获奖作家为例吧：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吕西安·博达尔(LucienBo－dard)和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当他们获龚古尔奖时，早已蜚声文坛了。
目前，几大文学奖都招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问题的焦点之一是：几项主要文学奖的评选权大体控制在法国三家最大的出版商——伽里马(Gall－imard)、格拉塞(Graset)和瑟伊(Se－uil)——手里，由此产生的出版商与作者、评选委员会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评选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些人在指责这种垄断现象时，用了一个或许会叫中国朋友听来发笑的专有名词：“三家村”。此外，由于文学艺术作品的商品化，使得文学奖也日益浸透了商业的性质。有些顾客走进书店，一不说书名，二不道作者，直接了当地对店员说：“请给我一本今年的‘龚古尔’，是送人的。”在法国，一部成功的小说至多卖几百本。但若是得了一项大奖，便可望出售几十万本。得奖作家自然可以从中大捞一笔。与这笔收入相比，奖金额本身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大奖，即使只就其绝对金额而言，也是少得令人难以启齿。比如，大名鼎鼎的龚古尔奖只有一张面值五十法郎的支票。而现在一本获奖小说的价格通常在八十法郎上下。所以，“龚古尔”得主往往不把支票兑现，而是把它镶在镜框内留作观赏。
显而易见，“龚古尔”等文学奖反映出来的问题的实质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关系。令人担忧的是，文学奖在日益迅猛的经济漩涡中逐渐与文学价值相分离而充当广告的角色。出版界太过热衷于出版物的销售量，乃至其是否可能为影视采用。那么一些高水平而又一时难以倾销的作品出路何在呢？更何况有些杰作是要时间来显现它的真正的价值的。司汤达(Stendhal)就曾说过：“我在为一百年后的读者写作。”过去，出书要经过政治审查的过滤，今天是否可以说出书要通过经济审查的过滤呢？有些作家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一九五一年，曾专门著书批评当时文学奖制度的著名作家朱利安·格拉克(JulieGracq)毅然拒绝了授予他的龚古尔奖。当然，他的这一举动至今在法国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萨特曾于一九六四年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其意义与背景同格拉克拒绝龚古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更多的人则是在对文学奖品头论足的同时，暗暗期待下一次轮到自己头上。一些小出版商也不时对“三家村”群起而攻之。但是他们难道不想挤进“三家村”的行列吗？
我带着这些问题在刚刚降临的夜幕中离开嘉雍广场，向塞纳河边的一个地铁站走去。路边的一家大书店仍然门庭若市。人们正全神贯注地翻阅着摊架上的书籍。它们有的出自“三家村”，有的则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商。然而谁又能断定“三家村”之外不会有惊世杰作呢？不少读者就在这，书海中寻觅着。无论怎样，文学总不乏真朋挚友，这实在是值得欣慰的。
MichelLemoine
一九八七年一月于巴黎(裴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