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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冯梦龙的话本小说《警世通言》的开篇之作《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讲述了著名的知音故事。但若单纯地将其理解为音乐交友的故事，不免有一叶障目之嫌。俞伯牙与钟子期实为两位值得讴歌的平息战乱的英雄。本文以史料为依据，探究隐藏于“知音”故事背后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历史背景下的“息兵”运动，揭示了俞伯牙为平息战争，寻找成功推动第一次息兵的楚乐官钟仪后裔钟子期，促成春秋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息兵，由此结束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关键词：知音;晋楚争霸;息兵;补证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犹太女性的历史主体性重建”（项目编号：20YJC752002）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7-0091-06
武汉市汉阳区汉水入江处不远有一处名扬中外的名胜古迹古琴台，古典雅致，环境优美。在武汉市蔡甸区马鞍山，有钟子期墓，林木森森，古墓巍然。不远处汉江右岸有小河流入，更有琴断口的古地名，让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明代冯梦龙的话本小说《警世通言》第一篇就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①，主人公俞伯牙与钟子期“以琴相识，结为知音”就发生在这一带。《警世通言》的这个交友故事，因有古琴从中穿针引线，比起《三国演义》刘关张三结义的故事，更显高雅，文化气息更浓，故能长传不衰，流传千古。在冯梦龙笔下，春秋晚期的中国社会一派祥和，人们崇尚音乐，以古琴咏志，交流感情，仿佛后世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然而，当我们阅读历史，便得知春秋晚期，中原大地一直笼罩在晋楚争霸的战争阴霾中，各诸侯国都被迫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贵族和老百姓都苦于战争，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丝毫不见知音故事中的那种闲情逸致。真实的历史是伯牙顺应时代要求，挺身而出，联络最早为息兵作过贡献的楚乐官钟仪的后代钟子期，为推动息兵不懈奔走，终于终止了晋楚争霸。冯梦龙以话本小说的形式讴歌了两位英雄，但为了追求文学效果，刻意隐去了真实时代背景，故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知音”故事的时候，对故事的两个主人公在春秋时期为推动“息兵”、制止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不知情，这是重大缺失，有必要予以补充、论证。
一、冯梦龙有意忽略息兵背景
冯梦龙，苏州人，明代中晚期杰出的文学家、戏曲家。《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他的代表作品，又称《三言》，代表了冯梦龙创作的最高成就。冯梦龙60岁时出任福建寿宁知县，亲笔撰写了近五万字的《寿宁待志》，是他为官详细而真实的记录。在4年的寿宁知县任期中，冯梦龙主持公平正义，展现了爱民、公正、清廉的形象。② 冯梦龙的为官经历，决定了他的创作方向。他笔下的钟子期，是一个樵夫，生活艰辛;俞伯牙虽贵为高官，却有亲民作风。冯梦龙刻意宣传这两个人之间的高尚友情，体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正直情怀。
存在决定思维，经历决定创作。冯梦龙生于明朝后期的崇祯年间，明朝在崇祯皇帝之前，虽然始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洲相继而起，战事不断，但国内却一片歌舞升平，奸宦当道，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等，相继把持朝政，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争，使朝政陷于嚴重内耗。崇祯即位时，没有学他的祖先无所作为，登基之始，就以铁腕治国，采取一系列果断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由此，崇祯登位后，得到了老百姓和正直官员的拥护。在李自成起义之前，国内没有大的战争，明朝一度振兴，号称“崇祯盛世”。
冯梦龙认为政治就是清除贪官和奸党，真正的太平盛世就是“息讼”。犹如东晋时期的陶渊明追求与世无争的桃花源一样，他的理想是，人人互敬互爱，互相尊重，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冤狱，崇尚音乐，歌舞升平，相敬如宾，成为知音。故冯梦龙创作的《三言》均具有典型的太平盛世才有的色彩。与一般官吏只会写公文或通过琴棋书画自娱自乐不同，冯梦龙有创作小说的才能，为此，他取材春秋时期的交友故事，通过创作话本小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息兵”是战争年代才会出现的话题，自然会被冯梦龙有意淡化。他在小说中，略去了息兵的大背景，故事中伯牙因哀悼子期而摔琴，终生不复弹琴，冯梦龙描写得活灵活现，体现了小说创作可以虚构的特点。
冯梦龙的知音故事，容易让人们误以为春秋后期各诸侯国之间和平相处，音乐可以沟通贵族与平民的情感，各地一派歌舞升平，没有战争阴云，这与当时的历史状况严重不符。
二、晋楚争霸是春秋时期的灾难之源
《警世通言》说俞伯牙在晋国为官，就表明故事发生在春秋之时。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为中国的春秋时期。晋文公之后，晋楚之间进行的大的直接战争一共有7次，但两个大国各同盟小国之间的代理战争却有很多。春秋300年发生了大约200次代理战争。③ 代理战争是晋楚避免与对方直接交锋，指使同盟小国进攻敌国同盟小国而进行的战争。孟子曾说：“春秋无义战”④，形象概括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春秋时期主要有四个大国：晋国、楚国、齐国、秦国。在晋楚争霸期间，晋与齐、齐与楚、楚与秦之间，都曾联合作战，唯有晋、楚之间没有任何联合作战的情况。说明这个时期，战争的实质是晋楚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贯穿始终，难解难分。在当时，晋楚要争夺的不是地区性霸主，而是天下霸主。当时具有争夺天下霸主潜力的并不只有晋、楚，还有齐、秦，而齐国本来就做过天下霸主。当时的争霸局势：晋、楚、齐、秦都已是地区性霸主，但晋、楚实力最强，是第一梯队的争霸者;齐、秦实力次之，是第二梯队的争霸者。
战争频繁，受害最深的是小国人民。宋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一带，郑国位于今河南省新郑一带，其位置皆处于东西、南北之要冲，不但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在经济上也是会通之地。楚国的扩张无法绕开中原腹心之地宋国和郑国，争夺宋、郑二国成了晋楚争霸的关键。晋文公之后，宋国一共经历了91次战争，其中54次与晋楚争霸直接相关，占战争总数的59%;郑国一共经历了133次战争，其中92次与晋楚争霸直接相关，占战争总数的69%。⑤ 宋、郑二国，一会儿投靠晋国而与楚国为敌，一会儿投靠楚国而与晋国为敌，两不讨好，苦不堪言。对此，《左传》有很多记载。《左传·襄公九年》载郑国公子鲱哀叹：“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郑国子家说：“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左传·文公三年》记鲁国的季武子说：“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庄叔说：“小国受命于大国……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左传·宣公十四年》记孟献子说：“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道出了小国的心声。 三、反战声浪促晋楚第一次息兵
晋楚争霸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在公元前597年晋楚爆发邲地大战之后，终于出现了息兵的转机。
战争严重消耗了大国的国力，明智的国君开始看到战争的副作用，见好就收，不愿再旷日持久地进行战争。晋楚城濮大战，晋国大胜，楚国一直有雪耻的心理，故新一轮战争不可避免，但晋、楚邲地之战后，楚国大胜，雪耻目的达到，晋国对输给楚国较为服气，同时国内矛盾上升，故下一轮晋楚爆发战争的危险大为降低。《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楚庄王在庆贺邲地大胜时，率先提出著名的“止戈为武”的观点，明确表达了止战的观念。
当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各诸侯国向往回到天下一统，面对自然灾害，一国诸侯有难，他国相互帮助、救济，共享太平。周成王时的太史史佚说过：“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⑥ 史佚之言，说明共济思想在春秋时已经形成传统。许多诸侯不愿意看到天下秩序因晋楚争霸被破坏而希望遏止战争。这种意愿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让晋楚两国颇为忌惮。
残酷的战争，遭到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反战声浪经久不息。鲁国大夫众仲说：“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⑦ 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⑧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旅之事，孔子连谈都不想谈，《论语·卫灵公》记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⑨ 《论语·述而》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⑩
无休无止的战争，使晋楚两个大国疲劳不堪。如果晋楚交战到底，一方的确可能击败另一方，但是，胜者也会付出巨大代价，实力会被严重削弱。如果交战双方是平局，则各方都无法在战争中获利，却都要为战争支付成本，因此，平局的结果实乃共输。如果晋、楚实力被削弱到与齐、秦相当甚至弱于齐、秦的时候，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齐、秦一定会趁势而起，争夺天下霸主，那么，争夺霸主的国家就增加到四个，这对于晋、楚都不是好事。所以，一方面，晋、楚在争霸问题上绝不妥协、退让，绝不向对方让步;另一方面，双方尽可能避免直接交战而导致两败俱伤。体面“息兵”成为两国私下的意愿。息兵不可能自动降临，于是，找到合适的人在两国之间牵线搭桥，达成息兵盟约，成为晋楚两国共同的选择。这种情况下，钟子期的祖先钟仪最先被推上历史的舞台。
四、钟子期之祖钟仪是晋楚间最早的息兵使者
分析伯牙和钟子期二人的家族史，可以判定，伯牙和钟子期具体生活在春秋时期第一次息兵（公元前580年）至第二次息兵（公元前546年）之间。
钟子期为钟姓，楚国乐官之后，故精通音乐，由此可知钟子期的家族情况。春秋时期楚国设有乐官之职。《左传》有三条记载，分别有“乐师”“泠人”“乐尹”三个名称：《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丙子晨，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杜预注：“师缙，楚乐师也。”{11} 《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杜预注：“泠人，乐官。”{12} 《左传·定公五年》：“（楚昭）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杜预注：“乐尹，司乐大夫。”{13}
《左传》的这三条记载，披露出以下信息：
第一，楚国长期设有乐官之职。第一条记载发生在鲁僖公二十二年，时当公元前638年，楚成王三十四年;第三条记载发生在鲁定公五年，时当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前后跨度133年，楚国一直设有乐官，可见在楚国，乐官一职，长期设置，并未中断。《楚國历史文化辞典》介绍楚乐官职责：“乐人，乐官名。这种乐官专为国君、朝廷及贵族进行军旅、外交、婚丧、祭祀、飨宴等活动司乐。”{14}
第二，楚国乐官参与外交活动。从第一条记载看，楚成王受到郑文公夫人芈氏和姜氏的慰劳，“使师缙示之俘馘”，表明楚国的乐官不光演奏音乐，管理乐器，还有参与外交活动的职能，职权范围较广。
第三，楚国乐官由钟姓世袭。从第二条记载看，钟仪说泠人是“先父之职官也”，说明钟仪是世袭其父亲的乐官之职，钟仪之后的钟姓子孙应当也是一直世袭。第二条记载发生在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第三条记载发生在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说明钟建晚于钟仪77年，楚乐官仍然姓钟，最起码从钟仪的父亲开始，一直世袭。
石泉主编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指出，钟子期可能是钟仪的后裔：“钟子期，春秋时楚人。钟氏，名期，尊称钟子期。一说名徽，字子期，或谓楚国郧公钟仪的后裔。相传隐居汉水下游马鞍山，身为樵夫。”{15} 钟仪在楚共王七年（公元前584年）任郧县县公，位高权重，不仅世袭乐官，还直接领兵作战。这年率领郧县的军队随同令尹子重伐郑，不幸战败被俘，旋即被献给晋国。他的经历见于《左传·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氾。诸侯救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郧公钟仪，献诸晋。……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16}
《左传·成公九年》记载钟仪虽然被俘，却以精湛的琴艺，高尚的气节，得体的谈吐，赢得了晋国君臣的极大尊重。在应晋景公的要求弹奏了具有楚国特色乡音的“南音”之曲后，与晋景公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对话：
（晋景）公曰：“君（楚共）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楚共王）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晋景）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晋景）公从之，重为之礼，便归求成。{17} 晋国因为连年用兵，不堪重负，很想与楚和解。公元前582年，晋景公视察军用仓库，见到被俘的楚乐官钟仪，与之交谈，晋大臣范文子建议将其释放，表达对楚的友好。景公听从了范文子的意见，礼遇钟仪，让他回楚国，向楚共王转告晋国求和之意，较早发出求和的正式信号。钟仪因此肩负为晋国传达求和的使命返回楚国。
大概是晋景公的诚意感动了钟仪，钟仪回到楚国后，在楚共王面前极力宣传息兵的好处，大讲晋国求和的诚意，力劝楚共王接受晋国的求和。楚共王对钟仪非常尊重，接受了他的建议，马上行动，派大臣公子辰出使晋国，商谈息兵事项。《左传·成公九年》：“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18} 钟仪圆满地完成了晋景公的嘱托，是晋楚两国均认可的最早息兵使者，成为促成晋楚息兵的第一功臣。
第二年晋国也派遣籴筏到楚国回聘。晋与楚开始和解。次年，宋国执政的大夫华元听说楚王答应了晋国使者籴筏的求和，立即抓住契机，积极撮合签订盟约。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华元促成了晋楚正式签订盟约：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19}
盟辞内容表示了晋楚双方互不武力相加、共同对敌、互相交通、协商讨伐背叛的愿望。两国结盟后，郑成公到晋国接受和约，晋、鲁、卫等国在琐泽（今河北涉县）相会，申明晋楚和好。这年晋国卻至到楚国聘问，《左传·成公十二年》：“冬，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莅盟。十二月，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20} 冬季，楚国公子罢到晋国聘问，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在赤棘郑重其事地举行结盟仪式。中原大地出现了久違的和平，显示出第一次息兵实现了历史的转折。可见，钟期的先祖钟仪对于实现息兵功不可没。
五、战火重燃，伯牙请缨再为晋国息兵使节
第一次息兵的基础并不牢固。史载晋楚两国都没有遵守盟约。在签订息兵盟约的第四年，更爆发了大规模的晋楚鄢陵大战，第一次息兵的成果被彻底葬送。
伯牙眼见第一次息兵完全失败，恐战火重燃，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重启晋楚息兵。伯牙其人，《警世通言》交代得十分清楚：
话说春秋战国时，有一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虽楚人，官星却落于晋国，仕至上大夫之位。{21}
《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句下，汉高诱注：“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22} 冯梦龙的交代是有依据的。楚国有俞姓，《通志·氏族略·以地为氏》：“楚公子食采于南阳俞豆亭，因氏焉。”{23} 这个俞瑞大人，先祖为某一位“楚公子”，血统高贵，后到晋国为官，春秋时期普遍“楚才晋用”，故伯牙到晋国为官十分正常。
伯牙此番来楚国到底是完成什么使命，《警世通言》没有具体交代，只是笼统地说：“因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而且还特意注明：“伯牙讨来这个差使。”也就是说，伯牙出使到楚国，是自己要求的。“修聘”二字，颇为蹊跷。在春秋之际，晋楚两国是死对头，大战不断，小战频繁，两国可以说老死不相往来，自从第一次息兵被破坏以后，两国战祸连连，“修聘”二字更是无从说起。尤其是在第一次息兵晋楚两国使节频繁往来时，发生过楚国突然鸣响地下的编钟惊吓来访晋国使节的不礼貌事件{24}，更令晋国的大臣们视到楚国谈判息兵为畏途。故晋君纵有再多诚意，也没有一位大臣敢于赴楚国商谈再次息兵之事。这时，只有原籍楚国的大臣挺身而出，承揽此事，才有可能。这也是当年晋景公委派楚囚钟仪作为晋国特使向楚共王传达求和之意的内在原因。
伯牙注意到，第一次息兵大会成果被楚国率先破坏，最着急的是晋国。第一次息兵大会过后32年，公元前548年，晋平公十年，晋国再次息兵意愿依然非常强烈：
赵文子为政……谓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25}
晋国赵文子主政，对近年长期战火连绵，“兵其少弭（息）”，心急如焚，齐国急于联合晋国，赵文子不惜动用与楚令尹熟识的私人关系谈判息兵，他相信若对楚国“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即卑辞请求，楚国一定会答应息兵。这时，选择最合适担任出使楚国的使节的问题，便摆在了晋国的面前。很清楚，这个使节，最好是原籍楚国的晋国大臣，方便“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提出请求而保持尊严，体面地推进息兵，制止战争。在晋国上下急于同楚国息兵的背景下，原籍楚国的伯牙看准时机，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当然会很快得到晋平公的批准。由此，伯牙成为继钟仪之后，第二位代表晋国谈判息兵的楚籍使节，出使楚国。
此时正值楚康王十二年，楚国被吴国牢牢拖住，胜少败多，为避免两面作战，也急于与晋国和好，故伯牙此行受到楚康王的欢迎，《警世通言》说：伯牙“公事已毕，拜辞楚王。楚王赠以黄金采缎，高车驷马”。这“公事已毕”四字，说明楚康王接受了晋国的要求，同意息兵，晋楚两个大国初步达成了息兵默契，伯牙圆满完成了使命。
六、伯牙与钟子期并非“偶遇”
冯梦龙在“知音故事”中设计了一个伯牙与钟子期“偶遇”情节，放在春秋晚期战争频繁的大背景中不合常理，显系虚构。
伯牙是个有心人，作为晋国外交大臣，深知重启晋楚新一轮息兵，必须由晋楚两国的有识之士携手努力，互相策应方能做到。他迫切想找到首次推动息兵的楚乐官钟仪的后人，共同谋划晋楚息兵之事。经过各种渠道，他打听到钟仪的后人可能生活在长江汉水的交汇之地，便特意乘舟，前往寻找。
可能伯牙没有想到，钟仪的后代会成为樵夫。钟子期虽为钟仪后代，却没有世袭楚乐官职务，反而成为樵夫。这很好解释。《韩非子·喻老》：“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26} 楚庄王令尹孙叔敖有大功于楚，儿子却非常贫困。《史记·滑稽列传》记孙叔敖死后，他的儿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27} 与钟子期一样，沦为樵夫。即使允许世袭的专职职官，如天文官、史官、乐官等，按照春秋时期各国通行大臣世袭职官的规定，一般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钟子期虽为钟仪后裔，却不一定是嫡长子。史载钟建能够随楚昭王一起逃难，当然是世袭乐官，后成为楚昭王妹夫。钟建一定系钟氏宗族嫡长子的后代，才有资格世袭。钟子期可能非钟氏嫡长子，或为旁系庶出，在楚国成为樵夫是非常正常的。 伯牙通过与楚康王交谈，达成初步息兵默契，使命完成，和平露出了曙光，当然高兴万分，返程时，有时间忙里偷闲，在故乡楚国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寻找钟仪后人。来到江汉交汇之地，特意在船上焚香抚琴，心想，楚乐官的后人一定精通古琴，便拿出随身携带的古琴，夜晚在船头尽情弹奏，意欲通过琴声，找到钟仪后人，共谋息兵之事。
伯牙与子期的交谈是知音故事的高潮。毋庸讳言，伯牙试探钟子期对琴曲的欣赏水平，有意先弹《高山》之曲，接着再弹《流水》之曲，其实是借古琴展现息兵之后的美好世界：天下没有战争，一派宁静和平，人们从此可以享受生活，仰望高山，俯观流水，寄情山水，怡然自得。伯牙在确认钟子期知晓琴曲之后，感情迅速升华，亮出欲倡导息兵的政治观点，子期心领神会，大加赞许，伯牙大为高兴，对钟子期更加敬重，这才主动提出结拜兄弟，并赠送重金。冯梦龙精心设计了伯牙通过古琴而与子期“偶遇”，从相识、相知、相敬，直至成为知音，结为生死之交的过程，但缺乏政治内涵，伯牙所谓遇到“知音”，并非指纯音乐的知音，应该是子期充分理解了伯牙的息兵理想，两人不仅“情趣相投”，更是“志趣相投”，越谈越投机，形成了政治看法的共鸣，让伯牙兴奋不已。
七、伯牙终于促成晋楚第二次“息兵”
伯牙出使楚国，不仅促成晋楚两个大国的国君私下达成了息兵默契，还通过钟子期推动了楚国民间发出呼吁息兵的声音，为进一步召开第二次息兵大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国得知晋楚两国已达成息兵默契，像促成第一次息兵大会一样，再次行动。宋国大臣向戌出面，八方联络，四处奔波，终于促成第二次息兵大会的召开：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28}
宋国向戌与晋、楚两国的重臣都有较深交情，期望借息兵以出名，不遗余力地奔波于晋、楚、齐、秦四国，再征求诸小国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最后决定还是在宋国召开第二次息兵大会，签订息兵盟约。
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平公十二年），在宋国举行了第二次息兵大会。这是各诸侯国为了消除战争，通过长期谈判而达成相互妥协的成功范例。歃血之后，诸侯达成盟约。会盟的主要内容是，除了齐、秦，其他诸侯相互朝见。
第二次息兵大会，晋楚平分霸权，标志着晋楚争霸拉锯战的终结。息兵盟会后，晋楚之间再没有发生直接的对抗，附属两个大国的各小诸侯国之间也很少发生战争，息兵大会卓有成效。
息兵对诸小国有利，对楚国更有利。邓曦泽认为，此时楚国已面临吴国兴起而带来的巨大威胁，息兵盟会大大缓解了楚国两面受敌的压力。由于吴国离晋国更远，晋、吴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小，因此，晋国的最佳之策应是联合吴国，对楚国两面夹击，待灭掉楚国后，晋与吴再分割楚国的领土，划分其势力范围，分割楚国之后，晋与吴还可能继续争霸。{29}
八、息兵成功，伯牙终身不复弹琴
《警世通言》知音故事的结尾，俞伯牙履约于一年后到江汉交汇处与子钟期会面，却得知钟子期已逝，悲愤莫名，在坟头摔琴谢知音，发誓终身不复弹琴。单纯的音乐之交，难以达到如此深度，只有在政治上达成共识，曾经身体力行，共同行动，方才可能如此痴情。这也可以理解为伯牙告慰子期，当年达成的息兵共识，已经实现，再也不需要通过弹奏古琴来交流彼此情感，抒发心中对可恶战争的愤懑了。
冯梦龙《警世通言》知音故事的两个主人公的原型，身处春秋晚期，是倡导息兵、制止战争的英雄，冯梦龙脱离了时代背景，没有加以展现，非常可惜。伯牙和子期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春秋时期有识之士通过“息兵”、制止战争的努力，已经形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反对战争热爱和平，不仅是春秋时期的中原大地，也是全世界人民永恒的主题。
注释：
①{21} 冯梦龙：《警世通言》，现代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② 王凌、林旭涛：《冯梦龙司法实践及法制理念的当代价值》，《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7日。
③⑤{29} 邓曦泽：《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234、234页。
④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4页。
⑥⑦{11}{12}{13}{16}{17}{18}{19}{20}{24}{25}{28}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6、254、328、702、1640、688、625、702、705、716、718、739、1076页。
⑧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9页。
⑨⑩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49、456页。
{14}{15} 石泉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299页。
{22}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740页。
{23} 慕容翊主编：《中国古今姓氏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26}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0页。
{27} 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作者简介：陈娴，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10044;程涛平，武汉文史馆文化院院长，湖北武汉，430060。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知音;晋楚争霸;息兵;补证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犹太女性的历史主体性重建”（项目编号：20YJC752002）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7-0091-06
武汉市汉阳区汉水入江处不远有一处名扬中外的名胜古迹古琴台，古典雅致，环境优美。在武汉市蔡甸区马鞍山，有钟子期墓，林木森森，古墓巍然。不远处汉江右岸有小河流入，更有琴断口的古地名，让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明代冯梦龙的话本小说《警世通言》第一篇就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①，主人公俞伯牙与钟子期“以琴相识，结为知音”就发生在这一带。《警世通言》的这个交友故事，因有古琴从中穿针引线，比起《三国演义》刘关张三结义的故事，更显高雅，文化气息更浓，故能长传不衰，流传千古。在冯梦龙笔下，春秋晚期的中国社会一派祥和，人们崇尚音乐，以古琴咏志，交流感情，仿佛后世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然而，当我们阅读历史，便得知春秋晚期，中原大地一直笼罩在晋楚争霸的战争阴霾中，各诸侯国都被迫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贵族和老百姓都苦于战争，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丝毫不见知音故事中的那种闲情逸致。真实的历史是伯牙顺应时代要求，挺身而出，联络最早为息兵作过贡献的楚乐官钟仪的后代钟子期，为推动息兵不懈奔走，终于终止了晋楚争霸。冯梦龙以话本小说的形式讴歌了两位英雄，但为了追求文学效果，刻意隐去了真实时代背景，故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知音”故事的时候，对故事的两个主人公在春秋时期为推动“息兵”、制止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不知情，这是重大缺失，有必要予以补充、论证。
一、冯梦龙有意忽略息兵背景
冯梦龙，苏州人，明代中晚期杰出的文学家、戏曲家。《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他的代表作品，又称《三言》，代表了冯梦龙创作的最高成就。冯梦龙60岁时出任福建寿宁知县，亲笔撰写了近五万字的《寿宁待志》，是他为官详细而真实的记录。在4年的寿宁知县任期中，冯梦龙主持公平正义，展现了爱民、公正、清廉的形象。② 冯梦龙的为官经历，决定了他的创作方向。他笔下的钟子期，是一个樵夫，生活艰辛;俞伯牙虽贵为高官，却有亲民作风。冯梦龙刻意宣传这两个人之间的高尚友情，体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正直情怀。
存在决定思维，经历决定创作。冯梦龙生于明朝后期的崇祯年间，明朝在崇祯皇帝之前，虽然始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洲相继而起，战事不断，但国内却一片歌舞升平，奸宦当道，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等，相继把持朝政，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争，使朝政陷于嚴重内耗。崇祯即位时，没有学他的祖先无所作为，登基之始，就以铁腕治国，采取一系列果断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由此，崇祯登位后，得到了老百姓和正直官员的拥护。在李自成起义之前，国内没有大的战争，明朝一度振兴，号称“崇祯盛世”。
冯梦龙认为政治就是清除贪官和奸党，真正的太平盛世就是“息讼”。犹如东晋时期的陶渊明追求与世无争的桃花源一样，他的理想是，人人互敬互爱，互相尊重，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冤狱，崇尚音乐，歌舞升平，相敬如宾，成为知音。故冯梦龙创作的《三言》均具有典型的太平盛世才有的色彩。与一般官吏只会写公文或通过琴棋书画自娱自乐不同，冯梦龙有创作小说的才能，为此，他取材春秋时期的交友故事，通过创作话本小说《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息兵”是战争年代才会出现的话题，自然会被冯梦龙有意淡化。他在小说中，略去了息兵的大背景，故事中伯牙因哀悼子期而摔琴，终生不复弹琴，冯梦龙描写得活灵活现，体现了小说创作可以虚构的特点。
冯梦龙的知音故事，容易让人们误以为春秋后期各诸侯国之间和平相处，音乐可以沟通贵族与平民的情感，各地一派歌舞升平，没有战争阴云，这与当时的历史状况严重不符。
二、晋楚争霸是春秋时期的灾难之源
《警世通言》说俞伯牙在晋国为官，就表明故事发生在春秋之时。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为中国的春秋时期。晋文公之后，晋楚之间进行的大的直接战争一共有7次，但两个大国各同盟小国之间的代理战争却有很多。春秋300年发生了大约200次代理战争。③ 代理战争是晋楚避免与对方直接交锋，指使同盟小国进攻敌国同盟小国而进行的战争。孟子曾说：“春秋无义战”④，形象概括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春秋时期主要有四个大国：晋国、楚国、齐国、秦国。在晋楚争霸期间，晋与齐、齐与楚、楚与秦之间，都曾联合作战，唯有晋、楚之间没有任何联合作战的情况。说明这个时期，战争的实质是晋楚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贯穿始终，难解难分。在当时，晋楚要争夺的不是地区性霸主，而是天下霸主。当时具有争夺天下霸主潜力的并不只有晋、楚，还有齐、秦，而齐国本来就做过天下霸主。当时的争霸局势：晋、楚、齐、秦都已是地区性霸主，但晋、楚实力最强，是第一梯队的争霸者;齐、秦实力次之，是第二梯队的争霸者。
战争频繁，受害最深的是小国人民。宋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一带，郑国位于今河南省新郑一带，其位置皆处于东西、南北之要冲，不但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在经济上也是会通之地。楚国的扩张无法绕开中原腹心之地宋国和郑国，争夺宋、郑二国成了晋楚争霸的关键。晋文公之后，宋国一共经历了91次战争，其中54次与晋楚争霸直接相关，占战争总数的59%;郑国一共经历了133次战争，其中92次与晋楚争霸直接相关，占战争总数的69%。⑤ 宋、郑二国，一会儿投靠晋国而与楚国为敌，一会儿投靠楚国而与晋国为敌，两不讨好，苦不堪言。对此，《左传》有很多记载。《左传·襄公九年》载郑国公子鲱哀叹：“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郑国子家说：“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左传·文公三年》记鲁国的季武子说：“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庄叔说：“小国受命于大国……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左传·宣公十四年》记孟献子说：“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道出了小国的心声。 三、反战声浪促晋楚第一次息兵
晋楚争霸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在公元前597年晋楚爆发邲地大战之后，终于出现了息兵的转机。
战争严重消耗了大国的国力，明智的国君开始看到战争的副作用，见好就收，不愿再旷日持久地进行战争。晋楚城濮大战，晋国大胜，楚国一直有雪耻的心理，故新一轮战争不可避免，但晋、楚邲地之战后，楚国大胜，雪耻目的达到，晋国对输给楚国较为服气，同时国内矛盾上升，故下一轮晋楚爆发战争的危险大为降低。《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楚庄王在庆贺邲地大胜时，率先提出著名的“止戈为武”的观点，明确表达了止战的观念。
当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各诸侯国向往回到天下一统，面对自然灾害，一国诸侯有难，他国相互帮助、救济，共享太平。周成王时的太史史佚说过：“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⑥ 史佚之言，说明共济思想在春秋时已经形成传统。许多诸侯不愿意看到天下秩序因晋楚争霸被破坏而希望遏止战争。这种意愿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让晋楚两国颇为忌惮。
残酷的战争，遭到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反战声浪经久不息。鲁国大夫众仲说：“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⑦ 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⑧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旅之事，孔子连谈都不想谈，《论语·卫灵公》记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⑨ 《论语·述而》记载：“子之所慎：斋，战，疾。”⑩
无休无止的战争，使晋楚两个大国疲劳不堪。如果晋楚交战到底，一方的确可能击败另一方，但是，胜者也会付出巨大代价，实力会被严重削弱。如果交战双方是平局，则各方都无法在战争中获利，却都要为战争支付成本，因此，平局的结果实乃共输。如果晋、楚实力被削弱到与齐、秦相当甚至弱于齐、秦的时候，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齐、秦一定会趁势而起，争夺天下霸主，那么，争夺霸主的国家就增加到四个，这对于晋、楚都不是好事。所以，一方面，晋、楚在争霸问题上绝不妥协、退让，绝不向对方让步;另一方面，双方尽可能避免直接交战而导致两败俱伤。体面“息兵”成为两国私下的意愿。息兵不可能自动降临，于是，找到合适的人在两国之间牵线搭桥，达成息兵盟约，成为晋楚两国共同的选择。这种情况下，钟子期的祖先钟仪最先被推上历史的舞台。
四、钟子期之祖钟仪是晋楚间最早的息兵使者
分析伯牙和钟子期二人的家族史，可以判定，伯牙和钟子期具体生活在春秋时期第一次息兵（公元前580年）至第二次息兵（公元前546年）之间。
钟子期为钟姓，楚国乐官之后，故精通音乐，由此可知钟子期的家族情况。春秋时期楚国设有乐官之职。《左传》有三条记载，分别有“乐师”“泠人”“乐尹”三个名称：《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丙子晨，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杜预注：“师缙，楚乐师也。”{11} 《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杜预注：“泠人，乐官。”{12} 《左传·定公五年》：“（楚昭）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杜预注：“乐尹，司乐大夫。”{13}
《左传》的这三条记载，披露出以下信息：
第一，楚国长期设有乐官之职。第一条记载发生在鲁僖公二十二年，时当公元前638年，楚成王三十四年;第三条记载发生在鲁定公五年，时当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前后跨度133年，楚国一直设有乐官，可见在楚国，乐官一职，长期设置，并未中断。《楚國历史文化辞典》介绍楚乐官职责：“乐人，乐官名。这种乐官专为国君、朝廷及贵族进行军旅、外交、婚丧、祭祀、飨宴等活动司乐。”{14}
第二，楚国乐官参与外交活动。从第一条记载看，楚成王受到郑文公夫人芈氏和姜氏的慰劳，“使师缙示之俘馘”，表明楚国的乐官不光演奏音乐，管理乐器，还有参与外交活动的职能，职权范围较广。
第三，楚国乐官由钟姓世袭。从第二条记载看，钟仪说泠人是“先父之职官也”，说明钟仪是世袭其父亲的乐官之职，钟仪之后的钟姓子孙应当也是一直世袭。第二条记载发生在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第三条记载发生在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说明钟建晚于钟仪77年，楚乐官仍然姓钟，最起码从钟仪的父亲开始，一直世袭。
石泉主编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指出，钟子期可能是钟仪的后裔：“钟子期，春秋时楚人。钟氏，名期，尊称钟子期。一说名徽，字子期，或谓楚国郧公钟仪的后裔。相传隐居汉水下游马鞍山，身为樵夫。”{15} 钟仪在楚共王七年（公元前584年）任郧县县公，位高权重，不仅世袭乐官，还直接领兵作战。这年率领郧县的军队随同令尹子重伐郑，不幸战败被俘，旋即被献给晋国。他的经历见于《左传·成公七年》：“秋，楚子重伐郑，师于氾。诸侯救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郧公钟仪，献诸晋。……晋人以钟仪归，囚诸军府。”{16}
《左传·成公九年》记载钟仪虽然被俘，却以精湛的琴艺，高尚的气节，得体的谈吐，赢得了晋国君臣的极大尊重。在应晋景公的要求弹奏了具有楚国特色乡音的“南音”之曲后，与晋景公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对话：
（晋景）公曰：“君（楚共）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楚共王）其为大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晋景）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晋景）公从之，重为之礼，便归求成。{17} 晋国因为连年用兵，不堪重负，很想与楚和解。公元前582年，晋景公视察军用仓库，见到被俘的楚乐官钟仪，与之交谈，晋大臣范文子建议将其释放，表达对楚的友好。景公听从了范文子的意见，礼遇钟仪，让他回楚国，向楚共王转告晋国求和之意，较早发出求和的正式信号。钟仪因此肩负为晋国传达求和的使命返回楚国。
大概是晋景公的诚意感动了钟仪，钟仪回到楚国后，在楚共王面前极力宣传息兵的好处，大讲晋国求和的诚意，力劝楚共王接受晋国的求和。楚共王对钟仪非常尊重，接受了他的建议，马上行动，派大臣公子辰出使晋国，商谈息兵事项。《左传·成公九年》：“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18} 钟仪圆满地完成了晋景公的嘱托，是晋楚两国均认可的最早息兵使者，成为促成晋楚息兵的第一功臣。
第二年晋国也派遣籴筏到楚国回聘。晋与楚开始和解。次年，宋国执政的大夫华元听说楚王答应了晋国使者籴筏的求和，立即抓住契机，积极撮合签订盟约。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华元促成了晋楚正式签订盟约：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19}
盟辞内容表示了晋楚双方互不武力相加、共同对敌、互相交通、协商讨伐背叛的愿望。两国结盟后，郑成公到晋国接受和约，晋、鲁、卫等国在琐泽（今河北涉县）相会，申明晋楚和好。这年晋国卻至到楚国聘问，《左传·成公十二年》：“冬，楚公子罢如晋聘，且莅盟。十二月，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20} 冬季，楚国公子罢到晋国聘问，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在赤棘郑重其事地举行结盟仪式。中原大地出现了久違的和平，显示出第一次息兵实现了历史的转折。可见，钟期的先祖钟仪对于实现息兵功不可没。
五、战火重燃，伯牙请缨再为晋国息兵使节
第一次息兵的基础并不牢固。史载晋楚两国都没有遵守盟约。在签订息兵盟约的第四年，更爆发了大规模的晋楚鄢陵大战，第一次息兵的成果被彻底葬送。
伯牙眼见第一次息兵完全失败，恐战火重燃，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重启晋楚息兵。伯牙其人，《警世通言》交代得十分清楚：
话说春秋战国时，有一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湖广荆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虽楚人，官星却落于晋国，仕至上大夫之位。{21}
《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句下，汉高诱注：“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期，名;子，皆通称。悉楚人也。”{22} 冯梦龙的交代是有依据的。楚国有俞姓，《通志·氏族略·以地为氏》：“楚公子食采于南阳俞豆亭，因氏焉。”{23} 这个俞瑞大人，先祖为某一位“楚公子”，血统高贵，后到晋国为官，春秋时期普遍“楚才晋用”，故伯牙到晋国为官十分正常。
伯牙此番来楚国到底是完成什么使命，《警世通言》没有具体交代，只是笼统地说：“因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而且还特意注明：“伯牙讨来这个差使。”也就是说，伯牙出使到楚国，是自己要求的。“修聘”二字，颇为蹊跷。在春秋之际，晋楚两国是死对头，大战不断，小战频繁，两国可以说老死不相往来，自从第一次息兵被破坏以后，两国战祸连连，“修聘”二字更是无从说起。尤其是在第一次息兵晋楚两国使节频繁往来时，发生过楚国突然鸣响地下的编钟惊吓来访晋国使节的不礼貌事件{24}，更令晋国的大臣们视到楚国谈判息兵为畏途。故晋君纵有再多诚意，也没有一位大臣敢于赴楚国商谈再次息兵之事。这时，只有原籍楚国的大臣挺身而出，承揽此事，才有可能。这也是当年晋景公委派楚囚钟仪作为晋国特使向楚共王传达求和之意的内在原因。
伯牙注意到，第一次息兵大会成果被楚国率先破坏，最着急的是晋国。第一次息兵大会过后32年，公元前548年，晋平公十年，晋国再次息兵意愿依然非常强烈：
赵文子为政……谓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25}
晋国赵文子主政，对近年长期战火连绵，“兵其少弭（息）”，心急如焚，齐国急于联合晋国，赵文子不惜动用与楚令尹熟识的私人关系谈判息兵，他相信若对楚国“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即卑辞请求，楚国一定会答应息兵。这时，选择最合适担任出使楚国的使节的问题，便摆在了晋国的面前。很清楚，这个使节，最好是原籍楚国的晋国大臣，方便“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提出请求而保持尊严，体面地推进息兵，制止战争。在晋国上下急于同楚国息兵的背景下，原籍楚国的伯牙看准时机，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当然会很快得到晋平公的批准。由此，伯牙成为继钟仪之后，第二位代表晋国谈判息兵的楚籍使节，出使楚国。
此时正值楚康王十二年，楚国被吴国牢牢拖住，胜少败多，为避免两面作战，也急于与晋国和好，故伯牙此行受到楚康王的欢迎，《警世通言》说：伯牙“公事已毕，拜辞楚王。楚王赠以黄金采缎，高车驷马”。这“公事已毕”四字，说明楚康王接受了晋国的要求，同意息兵，晋楚两个大国初步达成了息兵默契，伯牙圆满完成了使命。
六、伯牙与钟子期并非“偶遇”
冯梦龙在“知音故事”中设计了一个伯牙与钟子期“偶遇”情节，放在春秋晚期战争频繁的大背景中不合常理，显系虚构。
伯牙是个有心人，作为晋国外交大臣，深知重启晋楚新一轮息兵，必须由晋楚两国的有识之士携手努力，互相策应方能做到。他迫切想找到首次推动息兵的楚乐官钟仪的后人，共同谋划晋楚息兵之事。经过各种渠道，他打听到钟仪的后人可能生活在长江汉水的交汇之地，便特意乘舟，前往寻找。
可能伯牙没有想到，钟仪的后代会成为樵夫。钟子期虽为钟仪后代，却没有世袭楚乐官职务，反而成为樵夫。这很好解释。《韩非子·喻老》：“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26} 楚庄王令尹孙叔敖有大功于楚，儿子却非常贫困。《史记·滑稽列传》记孙叔敖死后，他的儿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27} 与钟子期一样，沦为樵夫。即使允许世袭的专职职官，如天文官、史官、乐官等，按照春秋时期各国通行大臣世袭职官的规定，一般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钟子期虽为钟仪后裔，却不一定是嫡长子。史载钟建能够随楚昭王一起逃难，当然是世袭乐官，后成为楚昭王妹夫。钟建一定系钟氏宗族嫡长子的后代，才有资格世袭。钟子期可能非钟氏嫡长子，或为旁系庶出，在楚国成为樵夫是非常正常的。 伯牙通过与楚康王交谈，达成初步息兵默契，使命完成，和平露出了曙光，当然高兴万分，返程时，有时间忙里偷闲，在故乡楚国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寻找钟仪后人。来到江汉交汇之地，特意在船上焚香抚琴，心想，楚乐官的后人一定精通古琴，便拿出随身携带的古琴，夜晚在船头尽情弹奏，意欲通过琴声，找到钟仪后人，共谋息兵之事。
伯牙与子期的交谈是知音故事的高潮。毋庸讳言，伯牙试探钟子期对琴曲的欣赏水平，有意先弹《高山》之曲，接着再弹《流水》之曲，其实是借古琴展现息兵之后的美好世界：天下没有战争，一派宁静和平，人们从此可以享受生活，仰望高山，俯观流水，寄情山水，怡然自得。伯牙在确认钟子期知晓琴曲之后，感情迅速升华，亮出欲倡导息兵的政治观点，子期心领神会，大加赞许，伯牙大为高兴，对钟子期更加敬重，这才主动提出结拜兄弟，并赠送重金。冯梦龙精心设计了伯牙通过古琴而与子期“偶遇”，从相识、相知、相敬，直至成为知音，结为生死之交的过程，但缺乏政治内涵，伯牙所谓遇到“知音”，并非指纯音乐的知音，应该是子期充分理解了伯牙的息兵理想，两人不仅“情趣相投”，更是“志趣相投”，越谈越投机，形成了政治看法的共鸣，让伯牙兴奋不已。
七、伯牙终于促成晋楚第二次“息兵”
伯牙出使楚国，不仅促成晋楚两个大国的国君私下达成了息兵默契，还通过钟子期推动了楚国民间发出呼吁息兵的声音，为进一步召开第二次息兵大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宋国得知晋楚两国已达成息兵默契，像促成第一次息兵大会一样，再次行动。宋国大臣向戌出面，八方联络，四处奔波，终于促成第二次息兵大会的召开：
宋向戌善于赵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如晋，告赵孟。赵孟谋于诸大夫。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人许之。如楚，楚亦许之。如齐，齐人难之。陈文子曰：“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齐人许之。告于秦，秦亦许之。皆告于小国。为会于宋。{28}
宋国向戌与晋、楚两国的重臣都有较深交情，期望借息兵以出名，不遗余力地奔波于晋、楚、齐、秦四国，再征求诸小国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最后决定还是在宋国召开第二次息兵大会，签订息兵盟约。
公元前546年（鲁襄公二十七年、楚康王十四年、晋平公十二年），在宋国举行了第二次息兵大会。这是各诸侯国为了消除战争，通过长期谈判而达成相互妥协的成功范例。歃血之后，诸侯达成盟约。会盟的主要内容是，除了齐、秦，其他诸侯相互朝见。
第二次息兵大会，晋楚平分霸权，标志着晋楚争霸拉锯战的终结。息兵盟会后，晋楚之间再没有发生直接的对抗，附属两个大国的各小诸侯国之间也很少发生战争，息兵大会卓有成效。
息兵对诸小国有利，对楚国更有利。邓曦泽认为，此时楚国已面临吴国兴起而带来的巨大威胁，息兵盟会大大缓解了楚国两面受敌的压力。由于吴国离晋国更远，晋、吴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小，因此，晋国的最佳之策应是联合吴国，对楚国两面夹击，待灭掉楚国后，晋与吴再分割楚国的领土，划分其势力范围，分割楚国之后，晋与吴还可能继续争霸。{29}
八、息兵成功，伯牙终身不复弹琴
《警世通言》知音故事的结尾，俞伯牙履约于一年后到江汉交汇处与子钟期会面，却得知钟子期已逝，悲愤莫名，在坟头摔琴谢知音，发誓终身不复弹琴。单纯的音乐之交，难以达到如此深度，只有在政治上达成共识，曾经身体力行，共同行动，方才可能如此痴情。这也可以理解为伯牙告慰子期，当年达成的息兵共识，已经实现，再也不需要通过弹奏古琴来交流彼此情感，抒发心中对可恶战争的愤懑了。
冯梦龙《警世通言》知音故事的两个主人公的原型，身处春秋晚期，是倡导息兵、制止战争的英雄，冯梦龙脱离了时代背景，没有加以展现，非常可惜。伯牙和子期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春秋时期有识之士通过“息兵”、制止战争的努力，已经形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反对战争热爱和平，不仅是春秋时期的中原大地，也是全世界人民永恒的主题。
注释：
①{21} 冯梦龙：《警世通言》，现代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② 王凌、林旭涛：《冯梦龙司法实践及法制理念的当代价值》，《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7日。
③⑤{29} 邓曦泽：《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234、234页。
④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4页。
⑥⑦{11}{12}{13}{16}{17}{18}{19}{20}{24}{25}{28}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6、254、328、702、1640、688、625、702、705、716、718、739、1076页。
⑧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9页。
⑨⑩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49、456页。
{14}{15} 石泉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299页。
{22}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740页。
{23} 慕容翊主编：《中国古今姓氏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
{26}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0页。
{27} 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作者简介：陈娴，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10044;程涛平，武汉文史馆文化院院长，湖北武汉，43006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