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知识与权力结合起来，是一个古老而又弥新的话题——它不仅关乎人类的道德秩序，也关乎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图景。
　　幻想政治家被知识分子所驱使和左右，仅仅会在影视作品中灵光乍现，诸如《满洲候选人》这样的政治惊悚影片，不啻冷战时期公众对于极权政治洗脑术的恐惧联想。这点还是沃尔特·李普曼说得客观：学者总是幻想控制政治，然而现实结果往往是政治操控了学者。
　　把知识资源和掌握知识的人组织起来，效果或许会有所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各类学会的诞生，往往是胸怀乌托邦想象的文人墨客打造的产物，他们的理念是把閉关冥思提炼而成的宏大主义，献祭给君王或恩主，并以此邀功封赏。自然，这些行为也逃脱不了业内同行的火眼金睛。《格列佛游记》中神秘而又不可理喻的拉格多研究院，正是作者斯威夫特揶揄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内部活动的生动写照。斯威夫特提醒我们，与古怪的拉格多研究院相比，对社会更为有害的，恰恰是在院内生产各类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甚至疯狂念头的所谓知识精英。
　　拉格多研究院的故事并不遥远，在当下的世界同样存在，而且发展得更为兴盛和繁荣，在现实社会当中发挥着更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拥有另一个令人眩晕的头衔——智库。
　　这正是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史密斯在其《思想的掮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中想要透露给公众的故事——拉格多研究院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一种本质倾向，一种通过诉诸形而上思考，通过知识和逻辑建构，就能为人类设计现实版伊甸园的自恋想象，而这种倾向在20世纪美国智库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为相似的角色。尽管距原著出版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其中所折射的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定维度，对理解当下的美国智库现状，乃至充当中国智库发展过程中的他山之石，抑或是前车之鉴，都是颇有裨益的。
　　美国智库的起源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兴起和规范化遥相呼应、步调一致。在进步主义时期，探索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被视作解决社会不公、城市贫困、市政规划、劳工移民等问题的治疗方案，带有极强的医学隐喻，“诊断”与“治愈”成为社会科学谋求介入社会政策领域，影响公众感知的代名词。早期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背后都有慈善基金会活跃的身影，诸如洛克菲勒、卡内基、布鲁金斯、凯瑟琳等工商业巨头的慷慨捐助，使得美国智库很早就围绕公共政策展开实证研究。研究成果所提倡的效率优先、规模效应、专家视角等特色，日益成为评判联邦政府行为优劣的重要标尺。
　　智库真正影响政治，大获成功的精彩故事演绎，属于里根时代保守主义智库的不懈努力。当里根迫切需要切实可行的执政方略时，来自东西海岸的智库及其专家们围绕在里根周边，用一套观念至上、修辞完美的保守主义方案，俘获了这位前民主党人的心，使得里根成为整个20世纪下半叶代表美国保守主义重返华盛顿权力核心圈的首席发言人。
　　与冷战结束时相比，当今的美国智库更为意识形态化，党派色彩更为浓厚，也更善于利用各种媒介推介自身的政策产品。《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组调查报告更是曝光智库倡议与公共政策制定背后的商业资本与利益链条，令公众哗然。
　　当前美国智库更为令人不安的倾向，则是把营造智库影响力的途径从影响政府决策和唤起公民意识，转而变为向华盛顿的各类官僚和议员推销方案，且各有独家秘笈。诸如传统基金会这样的保守主义思想重镇，他们对影响白宫政策嗤之以鼻，相反他们着力影响和打造在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中的忠实粉丝，因为他们深知唯有影响立法者的观念，保守派才能真正颠覆自由派在华盛顿的政治根基。
　　故而，阅读《思想的掮客》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或许就是：曾经以治愈社会沉疴为己任的智库已经失去解决问题的信义和能力，智库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大问题。
　　（作者为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