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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一种药解决问题，就决不用两种；能用便宜的药，就决不用贵的。”这是侯凡凡教授从医40多年来的行医准则
“怎样做一个医学领域的党代表？”这是侯凡凡得知自己成为十八大党代表后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总结了自己40年的行医、求学生涯，侯凡凡的心十分平静。医者，无非弘扬仁术，传播仁心。
慢性病不应当成为社会病
“能用一种药解决问题，就决不用两种；能用便宜的药，就决不用贵的。”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侯凡凡教授从医40多年来的行医准则。
侯凡凡是我国著名的肾脏病专家，她针对慢性肾脏病临床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慢性肾脏病及其主要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为我国肾脏病防治事业作出了贡献。慢性肾脏病是由糖尿病、高血压、肾小球肾炎等各种原因所致的一组常见慢性疾病群，我国成人发病率高达10%，此病最终后果是发展至终末期肾衰竭（即尿毒症），或因并发心血管病变及其它并发症而致死、致残。尿毒症患者虽可依赖透析或肾移植存活，但耗费巨额医疗资源。
“2008年全国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总数为12万人，仅占需要透析的尿毒症人群的10%，用于透析的医疗费用约为96亿元人民币。若所有尿毒症患者均能接受透析治疗，其耗费将占当年国家卫生总支出的50%。据统计，如果能使美国尿毒症患者进入透析的时间推迟一年，每年就能节省2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若我们能延缓尿毒症的发生，那对社会和患者是多大的福音！”侯凡凡说。
谈到为何把慢性肾脏病的防治作为主要研究方向时，侯凡凡回忆起了一对多年前找她看病的夫妻，“第一次来就诊时就已经确定丈夫为肾衰竭，除了透析别无他法，费用大约是每年六七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当听到诊断结果，这对夫妻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问我有没有药物治疗的方法拖一拖，因为还有几年他的孩子就上大学了，等孩子考上大学，就算死了也没有关系”。患者绝望的眼神深深刺痛了侯教授的心，她问自己，“身为医生，我们能为病人做些什么呢？”
侯凡凡领导的团队通过为期5年的双盲、随机对照临床研究，首次证实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显著降低晚期慢性肾脏病发展至尿毒症的风险，使肾脏病发展至尿毒症的时间延缓1倍以上。这项由中国大陆学者独立完成的临床研究成果发表于医学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 Engl J Med）。鉴于该文的重要价值，N Engl J Med配发社论，称该研究“改变了晚期慢性肾脏病禁用RASI的传统理念，是改变我们对慢性肾脏病治疗策略的时候了”。
侯凡凡及其团队再接再厉，进一步通过临床研究证实了抗蛋白尿治疗能改善慢性肾脏病的预后；并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临床队列和实验研究，为防治慢性肾脏病的主要致死原因—心血管并发症提供了证据。上述成果不仅改善了慢性肾脏病患者的预后，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卫生资源，并且推动了我国循证医学研究的进步。
目前，侯凡凡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能有更多时间投身于临床实践与科研，能将延缓尿毒症的发生及防止慢性肾脏病并发症的课题研究继续深入，从而改善慢性肾脏病的预后，减轻社会与患者的负担。
前进一步花费十年光景
身为女院士、党代表，侯凡凡所取得的成绩让人叹服，她的人生经历更是让人感慨。
1968年，女兵侯凡凡自告奋勇去炊事班养猪，1969年提前提干；1970年，进入第一军医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1979年考入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专科深造培训；1989年在南方医院被评为副主任医师，高级职称；1999年，从哈佛留学回国，当了学科主任；2009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说起自己从工农兵学员到院士的蜕变，侯凡凡有点宿命地说：“掐指一算，真是巧合，每过十年才能更上一层楼。科学路上每前进一步，真要花费十年光景。”
1990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侯凡凡考取中山医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因为没有正规本科学历，她还要补修几乎全部硕士课程。侯凡凡一咬牙从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学生宿舍。10岁的儿子只好托付年近古稀的母亲照顾。
3年中，侯凡凡居然“拼”过了20多岁的小青年们。同学中流传着她的4个“最”：年龄最大，职称最高，学历最低，但成绩最好。她的题为《Tamm—horsfall蛋白在肾小管间质肾炎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的博士论文，用实验结果平息了国际上一项学术争论，证实间质性肾炎是一类由单核、巨噬细胞介导的免疫性炎症反应，并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侯凡凡因此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和主任医师。
然而，在求索的道路上，侯凡凡永不满足。在4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远渡重洋留学哈佛大学医学院。
侯凡凡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争分夺秒地学习，除了做实验、参加学术交流外，就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年的留学期很快结束，偶然间，侯凡凡发现国际肾脏病学会（ISN）的一个资助基金，“如果得到那个基金资助，我能再在哈佛学习2年，做出更漂亮的研究成果。”她立即发出了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国际肾脏病学会的回复——各项条件都很优秀，可惜年龄比要求大了一岁。侯凡凡急了，拿起电话给国际肾脏病学会秘书长打了越洋长途：“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大年龄才申请这个基金吗？”在一股脑儿讲了自己作为“老三届”的经历后，她说，“我没有机会在正常的年龄段接受教育，但这并不妨碍我以自学的方法达到您的要求。”秘书长疑惑地提问，“从简历上看，你只有3年接受正规英语教育的背景，这会不会妨碍你在美国的交流？”侯凡凡反问了一句：“我正在和你交流，我们交流有困难吗？”电话那头的秘书长笑了。或许是被这个执著、聪慧的中国女人打动了，秘书长最终承诺：“我会尽力帮助你。”
得到国际肾脏病学会破格的基金资助后，侯凡凡对这次机会倍加珍惜，她几乎起早贪黑地泡在实验室，常常是饿了啃几口面包，渴了喝几口冷水，困了饮一杯咖啡。为了加快研究进程，很多次，她把50毫升的针筒扎向自己的手臂，抽取血液以供实验。通过在哈佛3年半的研究，她对慢性肾脏病致残性骨关节并发症——透析相关性淀粉样变的发病机制提出了新观点，揭示了淀粉样蛋白质在关节部位选择性沉积的机制，提出的“β2微球蛋白原位修饰”学说被载入了6部国外教科书。 临近回国时，侯凡凡的导师力挽她留下。面对“年薪10万美金，有房有车”的许诺，她有点心动，但最终还是回来了，带着她自费从国外购买的价值4万美元的研究试剂。
2006年那篇“改变了晚期慢性肾脏病禁用RASI的传统理念”的论文发表后，被誉为全军一代名师的张训教授说激动得不能自已。他说，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大家称赞侯凡凡是“一个敢闯医学禁区的人”。要闯医学禁区，侯凡凡顶着多大压力，多少人真正知道？他说：“在我带过的这么多学生中，没有像她这样投入的，忘我地投入，不仅忘我，连家都忘了！”“她的投入，可以投入到什么程度呢？她有个特点，要想什么问题，她脑子里就没有别的了，有时走路的时候都在思考，入神到别人叫她都听不到，人家说她架子大，不理人。她身体不好，晚上要吃安眠药，她在想一个问题时，可以彻夜不眠。她写东西不列提纲，是整个文章在脑子里构思好了才动笔，下笔千言。人家说怎么写得那么快啊，我就说，你没看到写作之前她在办公室‘发呆’用了多长时间。侯凡凡的发呆在医院颇有名气。”关于这一点，侯凡凡不好意思地向我们坦承：“我真的不是架子大！”
如今，侯凡凡所取得的成就早已享誉国内外，在回首过往的同时，她又在着眼下一个十年和下一个梯队的成长了。
传承，是一种美德
如今，侯凡凡已年过六旬，她的“拼命三郎”精神不减当年。办公室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场所，毯子就卷放在长沙发的一角。中午累了的时候她就在那打个盹，虽然她家就在5分钟的路程之内。她几乎没有节假日，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她都待在医院。即便外出开会也是很匆忙，早上飞机去，晚上飞机回。
她手头要忙的事太多了，除了临床、科研工作外，还有纷繁的管理工作和带教学生。
严格，是侯凡凡给学生们最深的印象。讲起师从侯凡凡读博的经历，谢迪说，“整个过程都很难。第一关是选题，你的选题不但要有创新性，要能解决中国病人的实际问题，还要经得起推敲。开题报告，至少得过两次，有的甚至是三四次。第二关是做实验设计，各个问题都要论证好，每个实验要具有可重复性。再就是写论文，每个数据都要验证才能通过。有时，一些实验需要反复做才能出结果，当我们有些泄气的时候，老师鼓励我们说：‘做科研99%是失败，坚持下来的只有1%，而成功就在这1%里面。’也是受她的那种精神感染，当遇到挫折时，我就告诉自己：坚持下去！”
对于导师的严格，郭志坚博士也深有体会：“她太严格、太认真了，决不允许把一个研究拆成几块到处去发。她说，我不能帮你们去院里要求什么，但是我可以在科研上帮你。我们几个同学的论文都在国外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跟着她，你可能得不到别的好处，可你能真正学到东西！”
侯凡凡对学生的指导既有高屋建瓴的一面，也不乏细节上的亲力亲为。让谢迪记忆尤深的是，“当课题论文写好后，她会字斟句酌地修改，包括有些符号是半角全角她都要改过来。在投稿时，她会认真给我们编辑稿件，包括文章怎么排版这些细节她都不放过，并指导我们选择合适的期刊和杂志。”
侯凡凡的团队完成的所有研究结果在发表前均要经过至少3位从事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审查，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些实验需要对大批病人进行多年的跟踪随访。为及时获得信息并保证受试患者安全，侯凡凡和她的团队把家庭电话、手机号、QQ号都公布给患者，以保证24小时回应受试患者的问题和需求。面对时下学术界的某些浮躁风气，侯凡凡坚信，“用5年、10年时间做一项对临床有价值的研究，远远比写20篇只为发表的论文有用得多。”
铿锵玫瑰的笑与泪
如今侯凡凡最大的奢望是每周日能在阳台上静静地读一会小说，但大多数时候，这也只能是奢望。她说在读过的非医疗专业书里，《医生的一天》和《我最难忘的病人》最让她感动。
侯凡凡觉得，医生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支撑着我们的社会，修复着我们的病体；他们忽而被推到风口浪尖，忽而为千夫所指，异化成猛虎恶狼；他们牺牲了健康、爱好和家庭，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每天饱尝人间喜怒哀乐，体验着世态炎凉；多少医生压力过大精神抑郁；多少医生患上自己擅长治疗的疾病含恨而去；多少医生对家人漠不关心以至亲人误诊误治；多少医生的孩子对这一行业丧失信心而拒不从医。然而他们却一如既往，默默奉献。在《医生的一天》里，医生们坦陈了自己的“病情”，让侯凡凡心有戚戚焉并郑重地把这本书推荐给医生和患者阅读。她衷心希望人们能善待医生，让社会更和谐！
在谈到这么多年来，有没有什么遗憾时，侯院士脸上闪过一丝愧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和学习上，对家庭和孩子，是没有尽好责任的。”“我仅有一次辅导过孩子，就是在他考托福，要去国外念书的时候，要写一个自我陈述，我帮过他。”
回忆起自己的母亲，侯凡凡更是感慨良多。2009年，侯凡凡的母亲在南京患病，为了让女儿能够安心工作，母亲一直隐瞒病情，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如果发现得早一点并且及时治疗，完全有可能多活些时日。”说话时侯凡凡泪盈眼眶。
侯凡凡的母亲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从医的母亲对于侯凡凡的影响很大，她说，“是母亲引领着我走上了行医之路。”然而医术精湛的侯凡凡却没能挽回母亲的生命，她始终觉得有太多遗憾。母亲去世前的日子里，枕边有一份《中国医学论坛报》，报纸的封面人物报道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侯凡凡。
“母亲的去世令我非常难过，但每每想起母亲留着的那份报纸，对我都是一个提醒。母亲一生从事医疗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在新四军不顾危险与辛劳护送伤员；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病患无私奉献。母亲去世的最后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要用一生将医生这个职业完整地一步一步走过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泪中有笑，年逾古稀耳顺的侯凡凡怀着万千党员共有的家国情怀，出征了。
责任编辑 谷胜男
同学中流传着她的4个“最”：年龄最大，职称最高，学历最低，但成绩最好。她的题为《Tamm—horsfall蛋白在肾小管间质肾炎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的博士论文，用实验结果平息了国际上一项学术争论，并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怎样做一个医学领域的党代表？”这是侯凡凡得知自己成为十八大党代表后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总结了自己40年的行医、求学生涯，侯凡凡的心十分平静。医者，无非弘扬仁术，传播仁心。
慢性病不应当成为社会病
“能用一种药解决问题，就决不用两种；能用便宜的药，就决不用贵的。”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侯凡凡教授从医40多年来的行医准则。
侯凡凡是我国著名的肾脏病专家，她针对慢性肾脏病临床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慢性肾脏病及其主要并发症的发病机制，为我国肾脏病防治事业作出了贡献。慢性肾脏病是由糖尿病、高血压、肾小球肾炎等各种原因所致的一组常见慢性疾病群，我国成人发病率高达10%，此病最终后果是发展至终末期肾衰竭（即尿毒症），或因并发心血管病变及其它并发症而致死、致残。尿毒症患者虽可依赖透析或肾移植存活，但耗费巨额医疗资源。
“2008年全国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总数为12万人，仅占需要透析的尿毒症人群的10%，用于透析的医疗费用约为96亿元人民币。若所有尿毒症患者均能接受透析治疗，其耗费将占当年国家卫生总支出的50%。据统计，如果能使美国尿毒症患者进入透析的时间推迟一年，每年就能节省2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若我们能延缓尿毒症的发生，那对社会和患者是多大的福音！”侯凡凡说。
谈到为何把慢性肾脏病的防治作为主要研究方向时，侯凡凡回忆起了一对多年前找她看病的夫妻，“第一次来就诊时就已经确定丈夫为肾衰竭，除了透析别无他法，费用大约是每年六七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当听到诊断结果，这对夫妻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问我有没有药物治疗的方法拖一拖，因为还有几年他的孩子就上大学了，等孩子考上大学，就算死了也没有关系”。患者绝望的眼神深深刺痛了侯教授的心，她问自己，“身为医生，我们能为病人做些什么呢？”
侯凡凡领导的团队通过为期5年的双盲、随机对照临床研究，首次证实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显著降低晚期慢性肾脏病发展至尿毒症的风险，使肾脏病发展至尿毒症的时间延缓1倍以上。这项由中国大陆学者独立完成的临床研究成果发表于医学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 Engl J Med）。鉴于该文的重要价值，N Engl J Med配发社论，称该研究“改变了晚期慢性肾脏病禁用RASI的传统理念，是改变我们对慢性肾脏病治疗策略的时候了”。
侯凡凡及其团队再接再厉，进一步通过临床研究证实了抗蛋白尿治疗能改善慢性肾脏病的预后；并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临床队列和实验研究，为防治慢性肾脏病的主要致死原因—心血管并发症提供了证据。上述成果不仅改善了慢性肾脏病患者的预后，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卫生资源，并且推动了我国循证医学研究的进步。
目前，侯凡凡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能有更多时间投身于临床实践与科研，能将延缓尿毒症的发生及防止慢性肾脏病并发症的课题研究继续深入，从而改善慢性肾脏病的预后，减轻社会与患者的负担。
前进一步花费十年光景
身为女院士、党代表，侯凡凡所取得的成绩让人叹服，她的人生经历更是让人感慨。
1968年，女兵侯凡凡自告奋勇去炊事班养猪，1969年提前提干；1970年，进入第一军医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1979年考入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专科深造培训；1989年在南方医院被评为副主任医师，高级职称；1999年，从哈佛留学回国，当了学科主任；2009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说起自己从工农兵学员到院士的蜕变，侯凡凡有点宿命地说：“掐指一算，真是巧合，每过十年才能更上一层楼。科学路上每前进一步，真要花费十年光景。”
1990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侯凡凡考取中山医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因为没有正规本科学历，她还要补修几乎全部硕士课程。侯凡凡一咬牙从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学生宿舍。10岁的儿子只好托付年近古稀的母亲照顾。
3年中，侯凡凡居然“拼”过了20多岁的小青年们。同学中流传着她的4个“最”：年龄最大，职称最高，学历最低，但成绩最好。她的题为《Tamm—horsfall蛋白在肾小管间质肾炎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的博士论文，用实验结果平息了国际上一项学术争论，证实间质性肾炎是一类由单核、巨噬细胞介导的免疫性炎症反应，并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侯凡凡因此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和主任医师。
然而，在求索的道路上，侯凡凡永不满足。在4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远渡重洋留学哈佛大学医学院。
侯凡凡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争分夺秒地学习，除了做实验、参加学术交流外，就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一年的留学期很快结束，偶然间，侯凡凡发现国际肾脏病学会（ISN）的一个资助基金，“如果得到那个基金资助，我能再在哈佛学习2年，做出更漂亮的研究成果。”她立即发出了申请，很快就得到了国际肾脏病学会的回复——各项条件都很优秀，可惜年龄比要求大了一岁。侯凡凡急了，拿起电话给国际肾脏病学会秘书长打了越洋长途：“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大年龄才申请这个基金吗？”在一股脑儿讲了自己作为“老三届”的经历后，她说，“我没有机会在正常的年龄段接受教育，但这并不妨碍我以自学的方法达到您的要求。”秘书长疑惑地提问，“从简历上看，你只有3年接受正规英语教育的背景，这会不会妨碍你在美国的交流？”侯凡凡反问了一句：“我正在和你交流，我们交流有困难吗？”电话那头的秘书长笑了。或许是被这个执著、聪慧的中国女人打动了，秘书长最终承诺：“我会尽力帮助你。”
得到国际肾脏病学会破格的基金资助后，侯凡凡对这次机会倍加珍惜，她几乎起早贪黑地泡在实验室，常常是饿了啃几口面包，渴了喝几口冷水，困了饮一杯咖啡。为了加快研究进程，很多次，她把50毫升的针筒扎向自己的手臂，抽取血液以供实验。通过在哈佛3年半的研究，她对慢性肾脏病致残性骨关节并发症——透析相关性淀粉样变的发病机制提出了新观点，揭示了淀粉样蛋白质在关节部位选择性沉积的机制，提出的“β2微球蛋白原位修饰”学说被载入了6部国外教科书。 临近回国时，侯凡凡的导师力挽她留下。面对“年薪10万美金，有房有车”的许诺，她有点心动，但最终还是回来了，带着她自费从国外购买的价值4万美元的研究试剂。
2006年那篇“改变了晚期慢性肾脏病禁用RASI的传统理念”的论文发表后，被誉为全军一代名师的张训教授说激动得不能自已。他说，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大家称赞侯凡凡是“一个敢闯医学禁区的人”。要闯医学禁区，侯凡凡顶着多大压力，多少人真正知道？他说：“在我带过的这么多学生中，没有像她这样投入的，忘我地投入，不仅忘我，连家都忘了！”“她的投入，可以投入到什么程度呢？她有个特点，要想什么问题，她脑子里就没有别的了，有时走路的时候都在思考，入神到别人叫她都听不到，人家说她架子大，不理人。她身体不好，晚上要吃安眠药，她在想一个问题时，可以彻夜不眠。她写东西不列提纲，是整个文章在脑子里构思好了才动笔，下笔千言。人家说怎么写得那么快啊，我就说，你没看到写作之前她在办公室‘发呆’用了多长时间。侯凡凡的发呆在医院颇有名气。”关于这一点，侯凡凡不好意思地向我们坦承：“我真的不是架子大！”
如今，侯凡凡所取得的成就早已享誉国内外，在回首过往的同时，她又在着眼下一个十年和下一个梯队的成长了。
传承，是一种美德
如今，侯凡凡已年过六旬，她的“拼命三郎”精神不减当年。办公室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场所，毯子就卷放在长沙发的一角。中午累了的时候她就在那打个盹，虽然她家就在5分钟的路程之内。她几乎没有节假日，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她都待在医院。即便外出开会也是很匆忙，早上飞机去，晚上飞机回。
她手头要忙的事太多了，除了临床、科研工作外，还有纷繁的管理工作和带教学生。
严格，是侯凡凡给学生们最深的印象。讲起师从侯凡凡读博的经历，谢迪说，“整个过程都很难。第一关是选题，你的选题不但要有创新性，要能解决中国病人的实际问题，还要经得起推敲。开题报告，至少得过两次，有的甚至是三四次。第二关是做实验设计，各个问题都要论证好，每个实验要具有可重复性。再就是写论文，每个数据都要验证才能通过。有时，一些实验需要反复做才能出结果，当我们有些泄气的时候，老师鼓励我们说：‘做科研99%是失败，坚持下来的只有1%，而成功就在这1%里面。’也是受她的那种精神感染，当遇到挫折时，我就告诉自己：坚持下去！”
对于导师的严格，郭志坚博士也深有体会：“她太严格、太认真了，决不允许把一个研究拆成几块到处去发。她说，我不能帮你们去院里要求什么，但是我可以在科研上帮你。我们几个同学的论文都在国外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跟着她，你可能得不到别的好处，可你能真正学到东西！”
侯凡凡对学生的指导既有高屋建瓴的一面，也不乏细节上的亲力亲为。让谢迪记忆尤深的是，“当课题论文写好后，她会字斟句酌地修改，包括有些符号是半角全角她都要改过来。在投稿时，她会认真给我们编辑稿件，包括文章怎么排版这些细节她都不放过，并指导我们选择合适的期刊和杂志。”
侯凡凡的团队完成的所有研究结果在发表前均要经过至少3位从事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审查，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有些实验需要对大批病人进行多年的跟踪随访。为及时获得信息并保证受试患者安全，侯凡凡和她的团队把家庭电话、手机号、QQ号都公布给患者，以保证24小时回应受试患者的问题和需求。面对时下学术界的某些浮躁风气，侯凡凡坚信，“用5年、10年时间做一项对临床有价值的研究，远远比写20篇只为发表的论文有用得多。”
铿锵玫瑰的笑与泪
如今侯凡凡最大的奢望是每周日能在阳台上静静地读一会小说，但大多数时候，这也只能是奢望。她说在读过的非医疗专业书里，《医生的一天》和《我最难忘的病人》最让她感动。
侯凡凡觉得，医生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支撑着我们的社会，修复着我们的病体；他们忽而被推到风口浪尖，忽而为千夫所指，异化成猛虎恶狼；他们牺牲了健康、爱好和家庭，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每天饱尝人间喜怒哀乐，体验着世态炎凉；多少医生压力过大精神抑郁；多少医生患上自己擅长治疗的疾病含恨而去；多少医生对家人漠不关心以至亲人误诊误治；多少医生的孩子对这一行业丧失信心而拒不从医。然而他们却一如既往，默默奉献。在《医生的一天》里，医生们坦陈了自己的“病情”，让侯凡凡心有戚戚焉并郑重地把这本书推荐给医生和患者阅读。她衷心希望人们能善待医生，让社会更和谐！
在谈到这么多年来，有没有什么遗憾时，侯院士脸上闪过一丝愧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和学习上，对家庭和孩子，是没有尽好责任的。”“我仅有一次辅导过孩子，就是在他考托福，要去国外念书的时候，要写一个自我陈述，我帮过他。”
回忆起自己的母亲，侯凡凡更是感慨良多。2009年，侯凡凡的母亲在南京患病，为了让女儿能够安心工作，母亲一直隐瞒病情，结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如果发现得早一点并且及时治疗，完全有可能多活些时日。”说话时侯凡凡泪盈眼眶。
侯凡凡的母亲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从医的母亲对于侯凡凡的影响很大，她说，“是母亲引领着我走上了行医之路。”然而医术精湛的侯凡凡却没能挽回母亲的生命，她始终觉得有太多遗憾。母亲去世前的日子里，枕边有一份《中国医学论坛报》，报纸的封面人物报道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侯凡凡。
“母亲的去世令我非常难过，但每每想起母亲留着的那份报纸，对我都是一个提醒。母亲一生从事医疗事业，新中国成立前，在新四军不顾危险与辛劳护送伤员；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病患无私奉献。母亲去世的最后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要用一生将医生这个职业完整地一步一步走过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泪中有笑，年逾古稀耳顺的侯凡凡怀着万千党员共有的家国情怀，出征了。
责任编辑 谷胜男
同学中流传着她的4个“最”：年龄最大，职称最高，学历最低，但成绩最好。她的题为《Tamm—horsfall蛋白在肾小管间质肾炎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的博士论文，用实验结果平息了国际上一项学术争论，并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