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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我们可以梳理并明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如下：标本兼治为主线，清理根源分层次，分配改革抓重点，夯实基础促量化，理顺关系见效果。 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深化改革以消除经济社会体制
根源性弊端
分层次解决决定和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根源性问题，在治本上下更多功夫，这是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按照《决定》的部署，一是全面构建平等的市场主体，规范市场运行秩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从根源上保证收入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公正、公平的关键环节。二是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这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性措施。三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从劳动者个人角度构建教育和劳动起点及其过程的公正、公平。
以上三个层次改革，均是决定和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根源性措施。当前及今后，需要改变原来把这些改革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割裂的偏差观念，按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要求将其纳入广义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畴，加快把有关方针政策具体化，使之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并抓好贯彻落实。
抓住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本身改革的重点主要应抓以下四个：
一是财税体制改革。这一体制既直接影响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初次分配格局，又决定二次分配格局，而以往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此涉及不多，因此，当前应当将其作为改革重点之一。首先要管好用好财政收入，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让人大代表能够看懂并代表人民审议财政收支，把人民的钱管好用好；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协调平衡地区分配关系，让全国人民共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其次要改进完善税收制度，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通过对房产交易和持有多套房产者的征税，调节居民的财产及其收益；加快资源税改革，调节垄断资源行业的高收益，同时加大对资源产出地区的回馈，促进地区、行业之间收益的平衡。再次要建立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的制度，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收入划分关系。一方面逐步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并明确各级事权及其相对应的财力、税基，通过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及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改变部分地方事权多、支出责任重但财政资金少的不匹配状况；另一方面通过省管县和加大省内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逐步改变不少省内部分市、县、乡镇事权多、支出责任重但财政资金少的不匹配状况；同时，结合税制改革，增加地方政府获取合理财政收入的税收渠道，改变许多地方过分依靠土地转让获取收入的扭曲状况。
二是继续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首先要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性收入并能随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相应提高；其次要结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努力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第三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是需要积极探索的农民增收新渠道，包括保障农民在土地出让时公平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依法获取收益，通过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获取财产性收益，通过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等获取财产性收益，等等；第四要通过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增加農民的转移性收入。
三是继续改革薪酬制度。一方面要指导推动各类企业健全薪酬分配和支付制度，规范分配行为，公司制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健全薪酬激励机制；同时，要继续大力规范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参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异化管理机制，对行政任命的国企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对市场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对竞争性国企内部竞聘上岗且取得突出经营业绩的高管实行准市场化薪酬，从而建立健全各类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另一方面要改进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补贴制度，优化工资结构，降低津贴补贴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资占比；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出台地区附加津贴实施方案，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结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改变现行一刀切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健全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同时，要结合财税体制改革，协调平衡不同地区机关事业单位和同城市不同财政管辖范围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工资分配资金支付能力，加快改变因财政“分灶吃饭”造成的苦乐不均。
四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关系全国人民和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大事。主要是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使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基本养老保障；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全国劳动者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
加快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基础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全国收入分配的“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导致多年来关于居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比重、基尼系数、城乡、地区、行业、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等计量分析结果众说纷纭，以致影响政府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必须抓紧解决此问题。首先，要继续健全全国各类经济社会组织的财务会计制度，各级政府以及其他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的预算管理制度，强化审计，并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为规范收入分配行为、摸清全国各级政府和各类用人单位的“家底”奠定基础；其次，要补充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强化银行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监管，为摸清居民收入和财产情况提供制度支撑；再次，要进一步健全国家统计调查制度，完善城乡居民家计调查制度，建立健全国家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同时支持和引导社会中介、研究机构等开展有关经济社会统计调查，作为政府统计调查制度的补充，共同摸清并分析全国收入分配格局有关数据，为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科学、周全的量化分析依据。
力争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取得明显效果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成功与否的检验指标，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否缩小。当前，老百姓最关心的指标有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居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比重。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并参考国外有益经验，来确定我们在近期和中期应达成的目标。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1：1，而1983年时是1.82：1，国际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为1-1.5：1，为此，可设定我们努力达成的近期指标为2.8：1，到2020年争取达到2.5：1。2012年我国地区之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34：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3.95：1；而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只有2.03：1，上世纪80年代前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均在3：1之内，国际上大国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大多为1-2：1，为此，可设定我们努力达成的近期指标，不同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20：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65：1。到2020年争取城镇达到2：1，农村达到3.3：1。2012年我国按行业门类划分的行业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为3.96：1，1993年至1998年间，我国行业门类的平均工资差距为（2.12-2.35）：1，国际上一般行业门类平均工资差距为2-3：1。为此，可设定我们努力达成的近期指标为3.8：1，到2020年争取达成3.2：1。2012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0.8%，2000年时该比重曾为67.2%，国际上一般为70%左右。为此，可设定我们努力达成的近期指标为63%，到2020年争取达成67%；2012年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为49%，1994年我国劳动报酬比重曾达到54.6%，国际上一般为60%左右。为此，可设定我们努力达成的近期指标为52%，到2020年争取达成55%。
（作者为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深化改革以消除经济社会体制
根源性弊端
分层次解决决定和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根源性问题，在治本上下更多功夫，这是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按照《决定》的部署，一是全面构建平等的市场主体，规范市场运行秩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从根源上保证收入分配起点和分配过程公正、公平的关键环节。二是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这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性措施。三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从劳动者个人角度构建教育和劳动起点及其过程的公正、公平。
以上三个层次改革，均是决定和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根源性措施。当前及今后，需要改变原来把这些改革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割裂的偏差观念，按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要求将其纳入广义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范畴，加快把有关方针政策具体化，使之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并抓好贯彻落实。
抓住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当前，收入分配制度本身改革的重点主要应抓以下四个：
一是财税体制改革。这一体制既直接影响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初次分配格局，又决定二次分配格局，而以往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此涉及不多，因此，当前应当将其作为改革重点之一。首先要管好用好财政收入，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让人大代表能够看懂并代表人民审议财政收支，把人民的钱管好用好；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重点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协调平衡地区分配关系，让全国人民共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其次要改进完善税收制度，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通过对房产交易和持有多套房产者的征税，调节居民的财产及其收益；加快资源税改革，调节垄断资源行业的高收益，同时加大对资源产出地区的回馈，促进地区、行业之间收益的平衡。再次要建立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的制度，加快理顺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收入划分关系。一方面逐步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并明确各级事权及其相对应的财力、税基，通过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及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改变部分地方事权多、支出责任重但财政资金少的不匹配状况；另一方面通过省管县和加大省内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逐步改变不少省内部分市、县、乡镇事权多、支出责任重但财政资金少的不匹配状况；同时，结合税制改革，增加地方政府获取合理财政收入的税收渠道，改变许多地方过分依靠土地转让获取收入的扭曲状况。
二是继续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首先要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性收入并能随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相应提高；其次要结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努力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第三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是需要积极探索的农民增收新渠道，包括保障农民在土地出让时公平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依法获取收益，通过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获取财产性收益，通过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等获取财产性收益，等等；第四要通过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增加農民的转移性收入。
三是继续改革薪酬制度。一方面要指导推动各类企业健全薪酬分配和支付制度，规范分配行为，公司制企业应建立现代企业薪酬制度，健全薪酬激励机制；同时，要继续大力规范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参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异化管理机制，对行政任命的国企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对市场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对竞争性国企内部竞聘上岗且取得突出经营业绩的高管实行准市场化薪酬，从而建立健全各类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另一方面要改进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补贴制度，优化工资结构，降低津贴补贴所占比例，提高基本工资占比；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完善科学合理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出台地区附加津贴实施方案，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结合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改变现行一刀切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建立健全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同时，要结合财税体制改革，协调平衡不同地区机关事业单位和同城市不同财政管辖范围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工资分配资金支付能力，加快改变因财政“分灶吃饭”造成的苦乐不均。
四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关系全国人民和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大事。主要是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使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基本养老保障；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全国劳动者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
加快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基础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全国收入分配的“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导致多年来关于居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比重、基尼系数、城乡、地区、行业、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等计量分析结果众说纷纭，以致影响政府正确判断和科学决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必须抓紧解决此问题。首先，要继续健全全国各类经济社会组织的财务会计制度，各级政府以及其他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的预算管理制度，强化审计，并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为规范收入分配行为、摸清全国各级政府和各类用人单位的“家底”奠定基础；其次，要补充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强化银行对市场交易行为的监管，为摸清居民收入和财产情况提供制度支撑；再次，要进一步健全国家统计调查制度，完善城乡居民家计调查制度，建立健全国家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同时支持和引导社会中介、研究机构等开展有关经济社会统计调查，作为政府统计调查制度的补充，共同摸清并分析全国收入分配格局有关数据，为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科学、周全的量化分析依据。
力争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取得明显效果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改革成功与否的检验指标，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否缩小。当前，老百姓最关心的指标有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居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比重。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并参考国外有益经验，来确定我们在近期和中期应达成的目标。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1：1，而1983年时是1.82：1，国际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为1-1.5：1，为此，可设定我们努力达成的近期指标为2.8：1，到2020年争取达到2.5：1。2012年我国地区之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为2.34：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为3.95：1；而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只有2.03：1，上世纪80年代前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均在3：1之内，国际上大国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大多为1-2：1，为此，可设定我们努力达成的近期指标，不同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20：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65：1。到2020年争取城镇达到2：1，农村达到3.3：1。2012年我国按行业门类划分的行业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为3.96：1，1993年至1998年间，我国行业门类的平均工资差距为（2.12-2.35）：1，国际上一般行业门类平均工资差距为2-3：1。为此，可设定我们努力达成的近期指标为3.8：1，到2020年争取达成3.2：1。2012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0.8%，2000年时该比重曾为67.2%，国际上一般为70%左右。为此，可设定我们努力达成的近期指标为63%，到2020年争取达成67%；2012年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为49%，1994年我国劳动报酬比重曾达到54.6%，国际上一般为60%左右。为此，可设定我们努力达成的近期指标为52%，到2020年争取达成55%。
（作者为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