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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浮躁，根源在社会转型，创造了非常规机遇。按常规手段去努力，或按传统价值观念去奋斗的人，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敢于钻制度的空子、采取非常规的投机手段的人，常常得到超常的回报
从表面上看，浮躁是一种心理现象。但如果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事实。在今天的中国，浮躁显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对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的反应，具有深度的社会根源。
浮躁其实是一种转型期现象
要了解浮躁现象的社会根源，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凡是具有在欧洲生活经历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里的人并不浮躁，人们按部就班，安居乐业，心态平和。生活在非洲或南亚的、以农耕为业的乡村社会的人们也不浮躁。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通往工业化、市场化的转型进程中的社会，浮躁却盛行于社会。如此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浮躁其实是一种转型期现象。要理解浮躁，就有必要从社会转型、转型机遇以及与此相关的激励机制谈起。
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改革的进程就是制度转型的过程。所谓制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话说，就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因此，制度转型就是规则体系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的困难在于，人们不是在一个真空社会来实现规则体系的转换，而是在旧规则（或旧制度）体系没有退出的条件下实现规则的更替。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新规则体系不可能瞬间取代旧规则体系，二者之间既可能存在摩擦与冲突，也可能存在相互配合与利用。
中国的制度转型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双轨化过程。新规则的出台与旧规则并行较长一段时间，待新规则成熟，再来废弃旧规则，实现并轨，如：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第二，新规则替代旧规则的过程。旧规则遭到废弃，被新的规则所取代，如：从1998年开始，国家停止福利分房（旧规则），居民改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房（新规则）。不论是采取哪一种形式，新规则都可能存在不健全的地方，有一个不配套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制度性漏洞，并因此导致一些人迅速成功。
这种制度性漏洞造成了两种类型的机遇。第一，与双轨化过程相联系，出现了“位置机遇”。由于双轨制没有废除旧规则，那些处于掌控资源位置的人，就可以借助两种规则的并存，通过寻租，把旧规则（如：计划价格）领域里的低价资源“倒卖”到新规则（即：市场价格）领域来换取高额回报。20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官倒”，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但是，这种机遇不是所有人都可获得的，只有那些掌控了资源的官员才能拥有，因此，这种机遇属于位置机遇。它使一批人迅速富裕起来。
第二，与新规则取代旧规则的过程相联系，出现了“转型机遇”。所谓转型机遇指的是，在废除旧规则、推出新规则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或决策者的历史局限性，新规则的出台不可能迅速细致、完善、配套，也由于还有一些旧规则被保留下来并可能与新规则有抵触，同时，还由于新规则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导致制度漏洞或制度短板的出现。对人们来说，新规则的推出固然赐予人们以历史性机遇，但这种机遇往往是常规机遇，只有制度漏洞或制度短板才创造非常规机遇，它会把由新规则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放大，甚至放大到成百上千倍（如：过去几年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富）。由于这种机遇是制度转型造成的，因此可以称为转型机遇。只要抓住这种机遇，就能比按照正常速度快百倍千倍的速度致富，取得以往几辈子都难以获取的成功。
并非人人都能抓住转型机遇
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抓住转型机遇。的确，在生活中，不乏出身草根阶层而跻身富翁阶层的例子。但现实是残酷的，并非人人都能抓住转型机遇。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有关转型机遇的信息不对称。那些获得信息的人，往往更能对转型机遇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采取“正确”的行动。相反，那些不能获得信息的人，往往可能对近在眼前的转型机遇视而不见而错失良机。或许也有不少人误打误撞或因缘巧合地抓住了转型机遇（如：在2000年初买了几套商品房），但能有效地抓住转型机遇的人，往往是那些能获得信息、尤其是内部信息，同时具有解读信息能力的人，而能获取并解读信息的人，往往是处于某种权力位置、具有经营经验或拥有足够资源的人。
社会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按照常规手段去努力的人，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相比，境况固然改进了很多，但与那些按非常规手段、善于抓住转型机遇的暴富的人相比，他们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一方面，转型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或目标取向，财富成为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而那些一夜暴富的人，则演绎了中国式的转型期致富的神话，这些神话拔高了人们所向往的目标水平，而迅速升高的住房成本与生活成本则更使人们赋予财富以重要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成为人们的主要评价标准，那么，在市场化改革的今天，财富则成为评判人们身份与地位的主要标准。
另一方面，面对拔高了的物质目标，人们却感到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手段。按照常规手段，人们只能做一个按部就班的上班族或打工族。他们不但难以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而且离这些目标越来越远，因为包括住房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上升速度远远快于人们的工资收入提高的速度。
面对所向往的目标与常规手段的脱节，人们便产生了浮躁。人们开始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于是，我们看到了疯狂的炒股炒房运动，看到了“宋思明”们的小三“海藻”们的心安理得，看到了大量的“山寨”水货，看到了导致“大头婴”的“三聚氰胺”奶粉，看到了注水的GDP，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切，皆源于在手段与目标
脱节的条件下，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的错位。
错位的激励机制让人耻于做“老实人”
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一定有一个有序的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社会要有序，一定会有一个有关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行为的普遍的评价体系，并按照这种评价体系对人的行为进行激励或制裁。
但是，转型机遇打破了这一点。按常规手段去努力，或按传统价值观念去奋斗的人，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敢于钻制度的空子、采取非常规的投机手段的人，常常得到超常的回报，这些回报不但包括物质财富，而且包括社会声誉与政治地位（如：民营企业家做政协委员）。这一状况向人们发出的信号是：结果（如：财富）是评价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最高标准，至于他使用什么手段来获取这种结果则无须考虑。既然英雄不问出处，就等于变相鼓励人们只问结果，而不问其手段是否恰当。于是，浮躁变得难以避免。
既然错位的激励机制或制裁机制导致“老实人”（即：循规蹈矩的人）吃亏，人们就会耻于做“老实人”。既然遵循合法规则难以实现所向往的目标，那就等于鼓励人们去使用潜规则。既然循规蹈矩成为没有出息的代名词，那其实就是变相激励人们的机会主义心理。于是，价值变得混乱，人心变得浮躁，社会变得无序。
我们绝对不能说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不择手段的，但只要有一小部分人通过不择手段而获得成功，并因此获得一系列的名誉光环，就会向人们发出错误的信号：不择手段未必会受到惩罚，反而会获得成功。因此，借发布自己的裸照而炒作出名，杜撰的自己的学历与文凭来为自己的成功增添光环，通过剽窃而成为“高产”学者，通过与导演上床而获得出演主角的机会，甘当老板或官员的二奶而免去艰苦奋斗的过程，借助行贿来搞定相关官员以规避企业违法行为（如：走私、排污、产品质量问题、逃税等）所可能遭受的处罚，等等，都是错位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所导致的结果。
出路何在？很简单，也很明了。要克服浮躁，就必须重建激励机制或制裁机制。用一句大白话说，我们的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必须做到——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从表面上看，浮躁是一种心理现象。但如果这种现象十分普遍，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事实。在今天的中国，浮躁显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一种对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的反应，具有深度的社会根源。
浮躁其实是一种转型期现象
要了解浮躁现象的社会根源，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凡是具有在欧洲生活经历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那里的人并不浮躁，人们按部就班，安居乐业，心态平和。生活在非洲或南亚的、以农耕为业的乡村社会的人们也不浮躁。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通往工业化、市场化的转型进程中的社会，浮躁却盛行于社会。如此鲜明的对比告诉我们，浮躁其实是一种转型期现象。要理解浮躁，就有必要从社会转型、转型机遇以及与此相关的激励机制谈起。
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改革的进程就是制度转型的过程。所谓制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话说，就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因此，制度转型就是规则体系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的困难在于，人们不是在一个真空社会来实现规则体系的转换，而是在旧规则（或旧制度）体系没有退出的条件下实现规则的更替。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新规则体系不可能瞬间取代旧规则体系，二者之间既可能存在摩擦与冲突，也可能存在相互配合与利用。
中国的制度转型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双轨化过程。新规则的出台与旧规则并行较长一段时间，待新规则成熟，再来废弃旧规则，实现并轨，如：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第二，新规则替代旧规则的过程。旧规则遭到废弃，被新的规则所取代，如：从1998年开始，国家停止福利分房（旧规则），居民改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房（新规则）。不论是采取哪一种形式，新规则都可能存在不健全的地方，有一个不配套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制度性漏洞，并因此导致一些人迅速成功。
这种制度性漏洞造成了两种类型的机遇。第一，与双轨化过程相联系，出现了“位置机遇”。由于双轨制没有废除旧规则，那些处于掌控资源位置的人，就可以借助两种规则的并存，通过寻租，把旧规则（如：计划价格）领域里的低价资源“倒卖”到新规则（即：市场价格）领域来换取高额回报。20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官倒”，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但是，这种机遇不是所有人都可获得的，只有那些掌控了资源的官员才能拥有，因此，这种机遇属于位置机遇。它使一批人迅速富裕起来。
第二，与新规则取代旧规则的过程相联系，出现了“转型机遇”。所谓转型机遇指的是，在废除旧规则、推出新规则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或决策者的历史局限性，新规则的出台不可能迅速细致、完善、配套，也由于还有一些旧规则被保留下来并可能与新规则有抵触，同时，还由于新规则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导致制度漏洞或制度短板的出现。对人们来说，新规则的推出固然赐予人们以历史性机遇，但这种机遇往往是常规机遇，只有制度漏洞或制度短板才创造非常规机遇，它会把由新规则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放大，甚至放大到成百上千倍（如：过去几年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富）。由于这种机遇是制度转型造成的，因此可以称为转型机遇。只要抓住这种机遇，就能比按照正常速度快百倍千倍的速度致富，取得以往几辈子都难以获取的成功。
并非人人都能抓住转型机遇
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抓住转型机遇。的确，在生活中，不乏出身草根阶层而跻身富翁阶层的例子。但现实是残酷的，并非人人都能抓住转型机遇。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有关转型机遇的信息不对称。那些获得信息的人，往往更能对转型机遇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采取“正确”的行动。相反，那些不能获得信息的人，往往可能对近在眼前的转型机遇视而不见而错失良机。或许也有不少人误打误撞或因缘巧合地抓住了转型机遇（如：在2000年初买了几套商品房），但能有效地抓住转型机遇的人，往往是那些能获得信息、尤其是内部信息，同时具有解读信息能力的人，而能获取并解读信息的人，往往是处于某种权力位置、具有经营经验或拥有足够资源的人。
社会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按照常规手段去努力的人，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人相比，境况固然改进了很多，但与那些按非常规手段、善于抓住转型机遇的暴富的人相比，他们产生了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一方面，转型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或目标取向，财富成为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而那些一夜暴富的人，则演绎了中国式的转型期致富的神话，这些神话拔高了人们所向往的目标水平，而迅速升高的住房成本与生活成本则更使人们赋予财富以重要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成为人们的主要评价标准，那么，在市场化改革的今天，财富则成为评判人们身份与地位的主要标准。
另一方面，面对拔高了的物质目标，人们却感到没有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手段。按照常规手段，人们只能做一个按部就班的上班族或打工族。他们不但难以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目标，而且离这些目标越来越远，因为包括住房在内的消费品价格的上升速度远远快于人们的工资收入提高的速度。
面对所向往的目标与常规手段的脱节，人们便产生了浮躁。人们开始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于是，我们看到了疯狂的炒股炒房运动，看到了“宋思明”们的小三“海藻”们的心安理得，看到了大量的“山寨”水货，看到了导致“大头婴”的“三聚氰胺”奶粉，看到了注水的GDP，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切，皆源于在手段与目标
脱节的条件下，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的错位。
错位的激励机制让人耻于做“老实人”
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一定有一个有序的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社会要有序，一定会有一个有关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行为的普遍的评价体系，并按照这种评价体系对人的行为进行激励或制裁。
但是，转型机遇打破了这一点。按常规手段去努力，或按传统价值观念去奋斗的人，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敢于钻制度的空子、采取非常规的投机手段的人，常常得到超常的回报，这些回报不但包括物质财富，而且包括社会声誉与政治地位（如：民营企业家做政协委员）。这一状况向人们发出的信号是：结果（如：财富）是评价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最高标准，至于他使用什么手段来获取这种结果则无须考虑。既然英雄不问出处，就等于变相鼓励人们只问结果，而不问其手段是否恰当。于是，浮躁变得难以避免。
既然错位的激励机制或制裁机制导致“老实人”（即：循规蹈矩的人）吃亏，人们就会耻于做“老实人”。既然遵循合法规则难以实现所向往的目标，那就等于鼓励人们去使用潜规则。既然循规蹈矩成为没有出息的代名词，那其实就是变相激励人们的机会主义心理。于是，价值变得混乱，人心变得浮躁，社会变得无序。
我们绝对不能说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不择手段的，但只要有一小部分人通过不择手段而获得成功，并因此获得一系列的名誉光环，就会向人们发出错误的信号：不择手段未必会受到惩罚，反而会获得成功。因此，借发布自己的裸照而炒作出名，杜撰的自己的学历与文凭来为自己的成功增添光环，通过剽窃而成为“高产”学者，通过与导演上床而获得出演主角的机会，甘当老板或官员的二奶而免去艰苦奋斗的过程，借助行贿来搞定相关官员以规避企业违法行为（如：走私、排污、产品质量问题、逃税等）所可能遭受的处罚，等等，都是错位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所导致的结果。
出路何在？很简单，也很明了。要克服浮躁，就必须重建激励机制或制裁机制。用一句大白话说，我们的激励机制与制裁机制必须做到——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