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编辑部：

　　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以“省简称 派”而成文艺评论流派的呼声。所谓“闽派评论”“粤派评论”“川派评论”等说法，似乎有点渐成气候的意思。仔细推敲起来，好像也未必真是那么回事。我觉得所谓以“省简称 派”自成一派的文学批评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是不成立的。退一步说，这种说法很难服众，也较难持续和发展下去。
　　第一，这种命名就很成问题。现在提的比较多的主要是“闽派批评”“粤派批评”“川派评论”等。其他省、市、自治区似乎还没有提，或者调门不高；或有的在酝酿，跃跃欲试，也未可知。其实，这种以一个省的简称加上“派”字，就成为一种文艺批评流派的说法并不科学。比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出生于福建长汀县。曾在福建师范大学读书，是著名教授孙绍振先生的得意門生，还曾经多次以孙教授之名，代孙教授在某评论刊物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后来他又在复旦大学读研，并获得了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历任南方都市报编辑，广东省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一级作家，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在是广东省文化领军人才，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东省文学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如果按照原籍算，谢有顺应该算“闽派”评论家；如果从他现在所供职的地域算，那他应该算“粤派”评论家。其实，在我看来，谢有顺教授既不是“闽派”评论家，也不是“粤派”评论家，他就是一位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同样道理，如果以出生地算的话，那么，雷达应该算是“陇派”评论家。雷达出生于甘肃，毕业于兰州大学。可事实上，从来也没有人把雷达称为“陇派”评论家。他多年生活在北京，并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工作多年，所以也没有人认为他是“京派”评论家。
　　第二，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文学派别，存在时间都不长，有的甚至没有几年就无疾而终。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后来发展的会员有冰心、顾毓琇、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刘半农等170余人。文学研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主张文学为人生，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也反对把文学作为个人发泄牢骚的工具，对介绍外国文学以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努力。即以文学研究会为例，其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并不是按照原籍来划分的。而像《现代评论》这个评论派别，1924年12月以在北京出版的刊物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文化流派，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陈西滢、王世杰、陈源、徐志摩等资产阶级右翼文人。鲁迅曾经与“现代评论派”展开论战。大革命失败后，《现代评论》刊物迁到上海出版，刊物的这种态度和思想倾向明显地趋向反动，其主要成员又投靠国民党政权，1928年，随着《现代评论》的停刊，该派别停止活动。这个流派也不是按照成员的籍贯划分，而是按照政治倾向相近来划分的。
　　第三，一般认为，一个派别、一个流派大抵风格一致，观点趋同，看法大致相同。所以，这种以“省 派”的评论流派，根本无法保证省域内的文艺评论家在对一部作品，或对一个文学现象都能观点一致或者趋近，事实上，甚至会出现观点对立、完全相悖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省域内的文艺评论家，观点未必一致；而不在一个省域的文艺评论家，观点未必矛盾，甚至可能观点完全一致。即使是在一个文学研究所或者在同一所大学里任教的教授，对一个文学形象，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也不会完全相同。正如，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比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谢冕与洪子诚、严家炎与陈晓明、张颐武与孔庆东等，他们的观点有时候接近，有时候交叉，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且，也没有人认为他们就是什么“京派”评论家。
　　第四，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流动的，一般状态下是高文化向低文化流动，文艺评论家本人也是流动的，并非永远固定在一省一市一个大学一家单位。比如，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辽宁大学师从乌丙安教授攻读民俗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时候，认识了主要研究当代女性文学的辽宁大学副教授孙绍先。前些天，我打电话找他，他说30年前就从辽宁大学调入海南大学了。如果说以前他是“辽沈派”，那么他调入海南后，就该改称其为“琼派”评论家吗？很显然，也不妥。还比如，孟繁华是山东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还曾兼任过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我们能说他是“鲁派”或者是“京派”评论家吗？而他退休后受聘沈阳师范大学任教授，他也不会认为自己就是“辽沈派”评论家。事实上，孟繁华既不是“京派”评论家，也不是“辽沈派”评论家，而是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之一。同样，贺绍俊系湖南长沙人，1983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长期在文艺报等单位工作。退休后在沈阳师范大学任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他既不是“湘派”评论家，也不是“辽沈派”评论家，而是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之一。还有季红真，原本是浙江人，吉林大学本科毕业，1984获北大文学硕士学位后，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任研究员，退休后也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我们能称其为“辽沈派”评论家吗？
　　第五，一般来讲，文学批评流派一般都以一本刊物为自己的阵地。譬如，“学衡派”以出版《学衡》刊物为发声平台；“现代评论”派以《现代评论》刊物为主阵地；“甲寅”派以《甲寅》杂志为大本营，等等。如今的《南方文坛》并非是哪一家哪一派的评论刊物，它虽然出自广西，立足南方，却着眼全国文坛，20多年来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重镇。眼光是全视域的，姿态是全开放的，关注全国评论诸家动态，广采百家评论之专长。已经出版了《今日批评百家·我的批评观》和《今日批评百家·批评家印象记》两部大著。厚厚的两本书，合起来近1000页，近百万字。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广西色彩，而是凝聚集结了全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神韵与风采。特别是在 “数字化生存”“云计算”“大数据”大行其道的当下，以地域命名评论流派的思路无疑是狭窄的、僵化的，因而也是没有前途的。 　　第六，如果以“省 派”成立，将会对文艺团体“肥水不流外人田”式的固化弊端更加强化。比如“陕派”批评家恐怕就不敢或者不便对贾平凹的文学、书画作品及其女儿贾浅浅的诗作，开展科学精准正常的学术批评。所以，以“省 派”这种画地为牢的“结派”方式，非常不利于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而且极容易滑向帮派主义苗头的边缘，使文艺评论遭遇难堪。随着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画地为牢的传统观念已经不适合开放时代发展的要求，那种以省为界划分文学批评流派的做法其实是过时了。当然，某省市区的文艺评论组织在一起对本省内作家作品进行研讨，找出其优劣得失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新中国70多年的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批评流派。虽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些作家流派，比如以孙犁先生为领军人物的“荷花淀派”（孙犁先生还不太认可）；以赵树理为领军人物的“山药蛋派”等。但并没有以谁为主将的任何文学评论流派。如果说要有，那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以毛泽东同志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同志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全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学评论流派。
　　1940年初，毛澤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八十多年前，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作用和现实启发意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应该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只有获得群众认可的文化才有普及的价值，只有体现出大众特点的文化才有存在的意义。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我们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也包括文艺评论建设等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之要义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
　　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国文艺评论家们是一个具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群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征程中，我们的作家艺术家，都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而文艺评论家完全没有必要画地为牢，而要以开阔的胸襟、广袤的视野、开放的心态，建构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齐心协力，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五彩缤纷的文学作品，发扬“啄木鸟”精神，热情地扶持，大胆地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投身并迎接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周纪鸿（廊坊师范学院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