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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观点，电影是一种典型的感受力艺术。音乐的植入使电影从视觉的专制下摆脱出来，拓展成为感受力更为完善的艺术样式。从宏观的层面来看，音乐利用特殊的感觉模式，以其卓越的表达力、表现力、感染力提升了电影艺术的感受力，随着电影技术的进步、观影条件的改善，音乐在影片中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影响着我们对故事情节、影像元素乃至整部影片的感知、领悟和理解。本文从新感受力美学的视角，分析了电影音乐感性叙事、极致抒情以及风格化等主要功能。
关键词：电影音乐；感性叙事；极致抒情 ； 风格化
中图分类号：J6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8）04-0096-03
苏珊·桑塔格在《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我们见证了某种新感受力的创造，它根植于我们的现代“体验”。换言之，艺术变迁的实质在于艺术功能的转换：“艺术最初出现于人类社会时是作为一种巫术-宗教活动，后来变成了描绘和评论世俗现实的一种技艺，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僭取了一种新的功用——既不是宗教的，也不起世俗化宗教的功用，也不仅是世俗的或渎神的（‘世俗的’或‘渎神的’这一观念，在其对立观念‘宗教的’或‘神圣的’变得过时之时，也就失效了）。艺术如今是一种新的工具，一种用来改造意识、形成新的感受力模式的工具。”[1]按照她的观点，电影是一种典型的感受力艺术。电影本身可以看作是对生活的一种拓展，呈现了新的活力形式。它并不否定道德评价的作用，只是改变了它的范围和方式，而在“精确性”和“潜意识力量”方面弥补了它在“话语明确性”方面的损失，或者可以这么说，它不仅仅停留于某种思想或主题的表达，而引领我们更强烈、更深刻地去看、去听、去感觉……在提供这种视觉、听觉、感觉话语的基点上，更新我们的意识和感受力。
图像诉诸视觉，声音诉诸听觉。同步声音的植入，特别是音乐的植入使电影从视觉的专制下摆脱出来，拓展成为感受力更为完善的艺术样式。音乐通过特殊的感觉模式，以其卓越的表达力、表现力、感染力提升电影艺术的感受力。于是电影中的视觉元素裹挟着听觉元素，蔓延并调动起观众全部的感官反应，成为一种典型的感受力艺术形式。正如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所说的那样：“有声电影的到来开启了一个大好的时机。伴随音乐最终完全由电影制作人控制。”[2]可以说，音乐为电影艺术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性，听觉形象的无限性扩大了视觉形象的无限性[3]。
随着电影技术的进步、观影条件的改善，音乐在影片中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它影响着我们对故事情节、影像元素乃至整部影片的感知、领悟和理解。通过音乐，导演可以传达一些重要、但难于用其它方式传达的情感和信息；抑或弥合其它元素的缺失或裂缝，更好地连贯、整合、润色、修饰、美化影片，从而更充分地调动观众的感受力。正如美国已故著名电影作曲家赫尔曼所说，音乐实际上为观众提供了一系列无意识的支持，它不总是显露的，而且你也不必知道它，但是它却起了应有的作用[4]。
一、感性叙事
尽管抽象性是音乐的基本美学特征，它不如视觉形象直观、具体、准确，然而融入电影艺术的音乐首先是服务于叙事的。电影中的音乐没有独立的结构形式，但它不是服从于画面，而是服从于“戏”。[5]也就是说，它常常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电影故事的叙述当中，发挥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这种完全不同于语言和影像元素的叙事逻辑，勾连的是更强烈的感受和情感投入，它提供了一种感性叙事的可能。
首先，音乐可以作为叙事元素，直接参与到影片的情节叙述当中。在这种功能模式中，音乐不是独立于故事情节的，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情节要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人物性格,左右人物行为方式,制约事情的变化趋势，牵动剧情的发展。如影片《布达佩斯之恋》中那支触动心灵的乐曲《忧郁的星期天》，引领出一段错综复杂的四角恋爱，结构了4个主人翁之间特殊而微妙的关系，故事围绕着这支乐曲展开、推向高潮，最终走向结束。《音乐之声》、《她比烟花更寂寞》等等也是如此，音乐已经不仅作为背景和陪衬存在，辅助画面来完成叙事，而是直接成为叙事元素本身，串连起情节线索。与传统的叙事元素不同，音乐元素不是利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储存物塑造故事，而是调动我们的本能更强烈、更深刻地听、去看、去感受故事，其强大的张力更深入地将我们卷入叙事当中，确切地说，是卷入叙事的情感漩涡当中。
更多时候，电影音乐并不直接作为叙事元素参与情节发展，而是间接地对故事进行引导。音乐语言可以某种感性的方式对情节进行交待、提示、暗示，澄清画面所表现的事情；对影片的主题思想进行揭示、彰显；对电影中的人物、事件等进行评价，表达歌颂、感叹、赞美、同情、愤慨、控诉、哀悼等主观态度；从而与叙事的特定方面相关联，发挥其“解说”的功能，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如何感受和看待发生的事情等。在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朱尔和吉姆》中，凯瑟琳僭越传统规范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是通过她唱的歌曲《旋风》来体现的，歌曲诉说人生就是不停地更换浪漫伴侣。在美国影片《卡萨布兰卡》中，夜总会里法国人唱的马赛曲压倒了法西斯德国的国歌，明晰地表达了影片的情感倾向，预示了情节的发展趋势。
再次，影片可以运用音乐手段，诸如节奏、旋律、和声、乐器等对画面中富于运动性的造型或事物进行描绘，抑或对现实音响进行模拟。这种音乐多缺乏情感色彩，只是达成与画面表现的某种对应。诸多动画影片中的音乐，其重音、和弦、节奏等常常是与画面中的动作或行为相对应的。
另外，电影是由一些故事片断连缀起来的，而不是事无巨细的生活本身，要使这些零碎的片断流畅地组合成完整故事，不得不倚重于衔接技巧。音乐是电影衔接技巧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可以协助、配合镜头的转换、跳跃，场面的调度等，发挥转、承、起、合的作用。影片《地方英雄》讲述了一位迷惑的年轻政府官员离开得克萨斯州去终止一笔在遥远的苏格兰村庄进行的商业买卖的故事，该片使用了两个主要的音乐主题。当场景切换成西南部的都市时，响起的是摇滚乐曲调，海边的村庄伴随的则是一种较低沉、较辛酸的民间曲调。在最后一场戏中，年轻人回到休斯顿后，深情地回忆起苏格兰那片土地，这时影片两种音乐同时响起。[6]显而易见，导演通过音乐完成了场景和故事的自然切换。
二、极致抒情
可以这么说，用音乐创造的所有艺术都向往体验的狂喜。[7]因为，音乐能够将情感的浓度和强度推向更高的高度。从音乐中释放出来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体验到崇高、优美、喜悦、痛苦、悲伤、绝望等情绪；可以超越人性之光搭接更高的界域；可以撩人情欲……这些感觉进而演绎为一种心醉神迷，使观众摆脱故事带来的束缚，走向情感的汹涌澎湃和激越。
因此，在电影中，音乐发挥的首要功能是一种极致的抒情功能，它僭越了语言和影像叙事的抒情套路，不是诉诸观众的理性，进而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将理性的叙述转换成为情感体验，而是直接抵达感观层面，激发情感反应。
在电影中，音乐比语言和影像更善于某些情绪、情感的抒发和传达。情绪、情感本身便是主观的、抽象的，难于把握的，往往无法通过简单的语言及动作予以具体而精确的展现。借助同样具有抽象性、模糊性的音乐通常能更传神地捕捉和传达某些主观情绪、情感。具体而言，音乐可以刻画影片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的内心寄托，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也可以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委婉流露他们对影片人物、事件等的感受和评价。2008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赎罪》中有这样一幕，男主人公罗比坐在打字机前一遍又一遍地写着给赛西莉亚的求爱信，唱片机里放的是一段有些“情色”的音乐。导演乔怀特认为这里的高音与性高潮有某种暗合，给观众留下的感受是仿佛他们结合在了一起。更准确的说，音乐的高潮让我们体验到罗比情感的高潮，充分感受到他此时的躁动、渴望和浓得化不开的爱恋。
关键词：电影音乐；感性叙事；极致抒情 ； 风格化
中图分类号：J6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8）04-0096-03
苏珊·桑塔格在《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中阐述了这样的思想：我们见证了某种新感受力的创造，它根植于我们的现代“体验”。换言之，艺术变迁的实质在于艺术功能的转换：“艺术最初出现于人类社会时是作为一种巫术-宗教活动，后来变成了描绘和评论世俗现实的一种技艺，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僭取了一种新的功用——既不是宗教的，也不起世俗化宗教的功用，也不仅是世俗的或渎神的（‘世俗的’或‘渎神的’这一观念，在其对立观念‘宗教的’或‘神圣的’变得过时之时，也就失效了）。艺术如今是一种新的工具，一种用来改造意识、形成新的感受力模式的工具。”[1]按照她的观点，电影是一种典型的感受力艺术。电影本身可以看作是对生活的一种拓展，呈现了新的活力形式。它并不否定道德评价的作用，只是改变了它的范围和方式，而在“精确性”和“潜意识力量”方面弥补了它在“话语明确性”方面的损失，或者可以这么说，它不仅仅停留于某种思想或主题的表达，而引领我们更强烈、更深刻地去看、去听、去感觉……在提供这种视觉、听觉、感觉话语的基点上，更新我们的意识和感受力。
图像诉诸视觉，声音诉诸听觉。同步声音的植入，特别是音乐的植入使电影从视觉的专制下摆脱出来，拓展成为感受力更为完善的艺术样式。音乐通过特殊的感觉模式，以其卓越的表达力、表现力、感染力提升电影艺术的感受力。于是电影中的视觉元素裹挟着听觉元素，蔓延并调动起观众全部的感官反应，成为一种典型的感受力艺术形式。正如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所说的那样：“有声电影的到来开启了一个大好的时机。伴随音乐最终完全由电影制作人控制。”[2]可以说，音乐为电影艺术提供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性，听觉形象的无限性扩大了视觉形象的无限性[3]。
随着电影技术的进步、观影条件的改善，音乐在影片中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它影响着我们对故事情节、影像元素乃至整部影片的感知、领悟和理解。通过音乐，导演可以传达一些重要、但难于用其它方式传达的情感和信息；抑或弥合其它元素的缺失或裂缝，更好地连贯、整合、润色、修饰、美化影片，从而更充分地调动观众的感受力。正如美国已故著名电影作曲家赫尔曼所说，音乐实际上为观众提供了一系列无意识的支持，它不总是显露的，而且你也不必知道它，但是它却起了应有的作用[4]。
一、感性叙事
尽管抽象性是音乐的基本美学特征，它不如视觉形象直观、具体、准确，然而融入电影艺术的音乐首先是服务于叙事的。电影中的音乐没有独立的结构形式，但它不是服从于画面，而是服从于“戏”。[5]也就是说，它常常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电影故事的叙述当中，发挥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这种完全不同于语言和影像元素的叙事逻辑，勾连的是更强烈的感受和情感投入，它提供了一种感性叙事的可能。
首先，音乐可以作为叙事元素，直接参与到影片的情节叙述当中。在这种功能模式中，音乐不是独立于故事情节的，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情节要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人物性格,左右人物行为方式,制约事情的变化趋势，牵动剧情的发展。如影片《布达佩斯之恋》中那支触动心灵的乐曲《忧郁的星期天》，引领出一段错综复杂的四角恋爱，结构了4个主人翁之间特殊而微妙的关系，故事围绕着这支乐曲展开、推向高潮，最终走向结束。《音乐之声》、《她比烟花更寂寞》等等也是如此，音乐已经不仅作为背景和陪衬存在，辅助画面来完成叙事，而是直接成为叙事元素本身，串连起情节线索。与传统的叙事元素不同，音乐元素不是利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储存物塑造故事，而是调动我们的本能更强烈、更深刻地听、去看、去感受故事，其强大的张力更深入地将我们卷入叙事当中，确切地说，是卷入叙事的情感漩涡当中。
更多时候，电影音乐并不直接作为叙事元素参与情节发展，而是间接地对故事进行引导。音乐语言可以某种感性的方式对情节进行交待、提示、暗示，澄清画面所表现的事情；对影片的主题思想进行揭示、彰显；对电影中的人物、事件等进行评价，表达歌颂、感叹、赞美、同情、愤慨、控诉、哀悼等主观态度；从而与叙事的特定方面相关联，发挥其“解说”的功能，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如何感受和看待发生的事情等。在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朱尔和吉姆》中，凯瑟琳僭越传统规范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是通过她唱的歌曲《旋风》来体现的，歌曲诉说人生就是不停地更换浪漫伴侣。在美国影片《卡萨布兰卡》中，夜总会里法国人唱的马赛曲压倒了法西斯德国的国歌，明晰地表达了影片的情感倾向，预示了情节的发展趋势。
再次，影片可以运用音乐手段，诸如节奏、旋律、和声、乐器等对画面中富于运动性的造型或事物进行描绘，抑或对现实音响进行模拟。这种音乐多缺乏情感色彩，只是达成与画面表现的某种对应。诸多动画影片中的音乐，其重音、和弦、节奏等常常是与画面中的动作或行为相对应的。
另外，电影是由一些故事片断连缀起来的，而不是事无巨细的生活本身，要使这些零碎的片断流畅地组合成完整故事，不得不倚重于衔接技巧。音乐是电影衔接技巧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可以协助、配合镜头的转换、跳跃，场面的调度等，发挥转、承、起、合的作用。影片《地方英雄》讲述了一位迷惑的年轻政府官员离开得克萨斯州去终止一笔在遥远的苏格兰村庄进行的商业买卖的故事，该片使用了两个主要的音乐主题。当场景切换成西南部的都市时，响起的是摇滚乐曲调，海边的村庄伴随的则是一种较低沉、较辛酸的民间曲调。在最后一场戏中，年轻人回到休斯顿后，深情地回忆起苏格兰那片土地，这时影片两种音乐同时响起。[6]显而易见，导演通过音乐完成了场景和故事的自然切换。
二、极致抒情
可以这么说，用音乐创造的所有艺术都向往体验的狂喜。[7]因为，音乐能够将情感的浓度和强度推向更高的高度。从音乐中释放出来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体验到崇高、优美、喜悦、痛苦、悲伤、绝望等情绪；可以超越人性之光搭接更高的界域；可以撩人情欲……这些感觉进而演绎为一种心醉神迷，使观众摆脱故事带来的束缚，走向情感的汹涌澎湃和激越。
因此，在电影中，音乐发挥的首要功能是一种极致的抒情功能，它僭越了语言和影像叙事的抒情套路，不是诉诸观众的理性，进而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将理性的叙述转换成为情感体验，而是直接抵达感观层面，激发情感反应。
在电影中，音乐比语言和影像更善于某些情绪、情感的抒发和传达。情绪、情感本身便是主观的、抽象的，难于把握的，往往无法通过简单的语言及动作予以具体而精确的展现。借助同样具有抽象性、模糊性的音乐通常能更传神地捕捉和传达某些主观情绪、情感。具体而言，音乐可以刻画影片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物的内心寄托，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也可以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委婉流露他们对影片人物、事件等的感受和评价。2008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赎罪》中有这样一幕，男主人公罗比坐在打字机前一遍又一遍地写着给赛西莉亚的求爱信，唱片机里放的是一段有些“情色”的音乐。导演乔怀特认为这里的高音与性高潮有某种暗合，给观众留下的感受是仿佛他们结合在了一起。更准确的说，音乐的高潮让我们体验到罗比情感的高潮，充分感受到他此时的躁动、渴望和浓得化不开的爱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