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我初次上圣日耳曼大道，不知道怎么去巴黎圣母院。路边见一个老太太，遂上前问之，法语不够用英文。老太太听得懂英文，连连点头，但回答起来，还是字正腔圆的法语，说得又急又快，语如流水，我抓不住。正急忙间，老太太一抬拐杖，示意要带我去。这才注意到，她腿脚不灵便。我不好意思，摇头跟她说罢了，另找他人问路，老太太坚辞不允，佝偻着身躯在前走，过街绕弯，看见塞纳河岸了，远远一指圣母院，“看见了？”“嗯嗯。”老太太满意了，“好，日安！”转身佝偻着走了。
　　一月份去葡萄牙，从法罗去拉各斯，都不是什么大城市。在火车上，一位大叔，英语说得脆亮好听，英国腔，长得像《指环王》里佩彭变老之后的样子。几位乘客都是头次坐这条线，甚无把握，正谈论何时到达，大叔掏了个本子，里面有详细的、整齐的、直尺划成表格的火车时刻表，精确到用不同字体和颜色，标明某一站停多少时间。一会儿说，要找东西，打开箱子时，东西分门别类，拼积木一样好看。邻座的葡萄牙姑娘惊叹：“您还真有组织性啊！”（“You are SO organized！”）我心里大略有数了，小心翼翼问大叔：“您是德国人？”大叔点点头。
　　大叔比我们早下五站，临下车告诉我们：“按照这个时间推算，你们到站时间应该是八点十六到十七分！旅途愉快！”到站时，我特意看了看：八点十六看见站台，八点十七停稳的。
　　我和朋友去里斯本，找不到酒店的所在，在罗西奥广场左右寻觅，最后找了路边一位秃头圆脸葡萄牙大叔。大叔咬着髭须皱着眉看酒店的名字，半晌无语，遂一招手，彷佛地下冒出来似的，出来五六位胖大叔，五六个脑袋扎成一圈，叽叽咕咕的讨论，间或还有激烈的争执、提议和否决，反而把我们俩人晾在一边。一盏茶时分，大概是有了结果，秃头圆脸胖大叔举起地图点点头，其他大叔瞬间作鸟兽散。胖大叔指示我们：跟着走。走出三五步，到一个十字路口，大叔举手跟我们比划：“我们讨论出来了，应该朝这条路走，第一个路口转弯，再向右，好！”然后在地图上打个叉：“就这儿了！”
　　我们接过地图，千恩万谢，抬腿而行。没走出二十米，只听背后一声吼：“等等！”回头看时，是秃头大叔气喘吁吁追来，“我怕你们还走错，我带你们去！”
　　在拉斯帕奇到罗马的火车上，我认识了一对意大利老夫妇——老阿姨手持一篮樱桃，老伯伯手持一本嘲笑贝卢斯科尼买春的杂志。那对意大利夫妇只会意大利语，听不懂英语或法语。但一切障碍都抵不过意大利人的热情。下车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老伯伯叫弗朗切斯科，是在都灵工作的菲亚特工程师；老阿姨叫弗洛达——我还不小心吃光了她的樱桃。我送了一个威尼斯的玻璃瓶给弗洛达阿姨，她赠我以腊肠，还谆谆问了我在巴黎的住址，打算给我寄果酱。
　　在瑞士，有段时间，我天天去吃一个印度馆子，偶尔能赶上店主做黄姜米饭，但大多数时候，就是翻来覆去的几道：要么是米饼配两种辣酱——通常一红一绿，红的辣，绿的是蔬菜腌酱——就算一顿了。如果不饱，再来个脆煎饼也过得去了。菜虽然不怎样样，但该印度老板很热情，每次都喜欢拉住我，跟我聊他的奋斗史：他是一个印度人，如何从南部某我永远记不住名字的邦出来，先到阿尔及利亚，再到法国，然后到瑞士来开馆子的，说得天花乱坠。然后他就会夸赞我能吃辣，真是条好汉云云。说得高兴了，就会从柜台里拿出几碟他新制的辣酱来，“你吃吃看！够不够辣！”
　　无论生活多么令人劳碌、沮丧、疲惫，每当我想起这些热心热肺的人，就会觉得日子总还是有过得下去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