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驾崩于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立下遗诏由肃顺等八大臣摄政。早就觊觎大权的慈禧将这八大臣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此时慈禧身在热河，而她的政治势力远在京师。慈禧深知，一旦八大臣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她的上位美梦就会成为泡影，因此寝食难安。
　　此时胜保任兵部侍郎，手握重兵，咸丰之死衍生的政治波动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敏锐地察觉到慈禧、奕一党与八大臣的对立，将赌注押在慈禧一方。于是，他不顾禁令，提出北上吊唁先皇，并在奏折里说：“即与本日起行。”摆出一副扔下笔墨就动身的架势。在这种紧要关头，一个手握重兵的朝廷要员摆出任何姿态，都会引起各方反应，并有可能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八大臣接到胜保的奏折，觉得无法阻拦，只好同意，但命令他吊唁后立刻赶回军营。
　　胜保赢了第一回合，他说是去热河吊唁先帝，却先到京城向奕探听政局动态，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接受下一步任务。在京城，胜保又进行了更为大胆的试探，将皇帝和太后同列一折请安—如果这一奏请方式能通过，就等于对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予以默认。八大臣指责他的做法有违体制，交给礼部处理。形势逼迫下，胜保只好认错。
　　就在这时，热河夺权之争达到白热化。部分官员奏请太后理政，两宫太后询问八大臣的意见，却被当场驳斥，太后垂帘听政的言路基本封死。慈禧深知，在热河她根本无力对抗八大臣，要想扭转局势，必须返京与奕联手。然而，慈禧返京的提议也遭到八大臣的反对。如果慈禧再让步，将永无出头的可能，于是她毅然决然地说：“返京之事不与尔等相干，快备车驾！”八大臣没法，只好放虎归山。
　　勝保抵达热河后，由于慈禧被八大臣严密监视，所以不能前去拜见。当晚，胜保的住处来了一位神秘人士—军机章京许庚身，也是慈禧的密使。胜保提出想要兵谏，许庚身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一旦打草惊蛇，他的军权就会被夺，从而影响慈禧的全盘计划，要等慈禧返京后再伺机而动。胜保听后离开热河，急速赶回军营。
　　两宫太后返京时，由于许庚身暗中筹谋，护驾人马都是胜保的部下，确保两宫太后性命无虞。慈禧返京后，胜保又上奏折，声称坚决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拉拢一帮党羽。作为朝廷要员，胜保的公开表态极具威慑性，为慈禧添加了相当重要的筹码。
　　在奕的鼎力协助下，慈禧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八大臣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夺取最高统治权，确立新的政治格局。而胜保因在这场政变中立了大功，得以升官加爵。然而，慈禧并没把他留在朝廷中枢，而是命他赴山东、安徽等地镇压农民起义，也就是说，他没能进入慈禧的核心政治圈。但胜保很满意，认为这是再造帝国的重任，只有像他这样的肱股之臣才能担当。
　　同治元年（1862年），胜保在镇压农民起义的途中遭遇部下倒戈，损失惨重。清廷严斥胜保失误，从此他噩运临头，那些早就看不惯他的官员纷纷上奏，揭发他收受贿赂、拥兵纵寇等十大罪状。胜保自恃有功，只承认其中“携小妾随营征战”一条，要求朝廷惩办诬告之人。慈禧异常恼怒，说他挟制朝廷。
　　胜保虽在军营多年，但由文官改行领兵的他，骨子里的书生意气太浓，因此在朝中树敌颇多。他与另一重臣琦善水火不相容，长期斗法。琦善手下有个兵痞子叫张小虎，因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贻误战机，差点被砍头，最后被流放到新疆。张小虎打探到胜保被发配到新疆充任伊犁领队大臣，便请求到胜保的军中效力，声称带着两百多个士兵同来投奔，还把琦善骂得狗血喷头。胜保一听很是高兴，就应允了。谁知张小虎带来的人数不足50，与他都是同等货色，在军中混日子罢了。
　　张小虎参加过两次攻城作战，每次都说自己如何英勇而负伤。一次说是伤在脖子，但他用棉布紧紧包扎起来，谁也不知实际情况;还有一次说是伤在口中，军医检查时，他说枪弹已随大便排泄出去了。张小虎矫情造作的行为招来一片嘲笑，胜保却对他颇为赏识，如此自然失尽人心。
　　更作死的是，胜保动不动就把自己比作西汉名将周亚夫，“军中尽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成了他的远大志向。张狂至此，慈禧怎能容他？最终，胜保被判处死，他几次请求面见慈禧都被拒绝，往日功劳只换来“允许自尽”的好处。心灰意冷的胜保悬梁而亡，在他身后，权斗的风波从未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