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原本，导演想写个当代爱情故事，写了6个月后，发现自己竟然都快不相信爱情了。
接着，这个当代爱情故事摇身一变，成了伪满洲时期街溜子党“小东北”偕同革命党“救国会”，密谋抢劫8吨黄金，阻止日寇采购军火的爱国传奇。
原本，戏班与军阀斗智斗勇，大时代背景下的英雄儿女让人联想到徐克的《上海之夜》，满以为遍布插科打诨，曲终奏雅。
结果，突如其来的就义令人猝不及防，“我终于明白为啥伪满洲国照样吃饱穿暖，却仍然有人不要命地抗争”。台词像以往所有的爱国英雄遗言一般，直击观众泪点。
原本，《黄金大劫案》几乎被观众的大脑自动转译为“疯狂的8吨金”，期待着在纷繁复杂的多重叙事线索中再接受一次“智商大挑战”。
孰料，导演丢下御用主角黄渤，抛弃多线叙事，不再重蹈“疯狂”，向宁浩这块“招牌”下的典型元素一一告别。
4月24日，《黄金大劫案》上映。在《新民周刊》的专访中，宁浩这样解释：“我这小半辈子做的事情，都是不断丢掉之前的东西”。
丢掉过去的招牌
《新民周刊》：《黄金大劫案》被你称为“解放前版疯狂的石头”，为什么这次没有再延续“疯狂”系列的片名？听说现在这个名字你也不喜欢，如果按照你的意思，会怎样给影片命名呢？
宁浩：其实早在上一部我就不想“疯狂”了，谁再提“疯狂”哥们儿跟他急！哥们儿又不是疯子，哪能老拍疯狂？！我不能在原地呆着。一辈子要是只唱一首歌，我会觉得特别懒，特别鄙视我自己。人类最伟大的特征就是探索，我想给大家表演点新节目。
《疯狂的赛车》原本起名叫《银牌车手》，而《黄金大劫案》，我想叫它《枪炮与玫瑰》，就是如今电影的英文名：Guns and roses，和一个摇滚乐队的名字相同。像《疯狂的赛车》这样的片子没多大意义，其实不该拍，虽然票房过亿，但是过不了多少年大家就会忘记。
《新民周刊》：此前《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都采用多线归于一点的叙事方式，被观众誉为“要带着脑子看”的电影，能从中体会到和导演斗智的滋味，由此产生的“智商优越感”也成为影片受欢迎的一大因素。如今《黄金大劫案》为何一改自己的招牌风格，采用单线叙事呢？
宁浩：在单线或多线的问题上我其实没有刻意考虑。电影有很多种，有些电影一开头就知道结局，但观众享受的是看戏的过程。这一次故事的走向可以预料，不需要观众和导演斗智斗勇，我的任务也不是和观众算数学题。我希望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物如何一步步走过来，仅此而已。电影毕竟不是数学，不想一直处在同一种逻辑状态下叙事。
《新民周刊》：新戏用了话剧演员、电影新人雷佳音作为戏份吃重的男主角，而你的招牌演员黄渤戏份却很少，只有一头一尾。听你说过“希望投资可以尽量用在电影本身而不是演员的片酬”，是不是因为黄渤如今的身价太高才重新发掘新人呢？
宁浩：我其实一直都在丢掉我过去的招牌。我这小半辈子做的事情，都是不断丢掉之前的东西。比如我丢掉绘画才能走进电影，丢掉太原的生活才能来到北京，丢掉拍艺术片的路才能进入荒诞电影的世界，丢掉荒诞才能走进更宽的视野。不丢掉就走不到一个新的境界，这就是我的个性。
你以为我叫黄渤来演他会要我很多钱吗？不是这样的。即使他身价涨了，在我这里也不会要很多钱。黄渤是个挺讲究的人，够哥们儿。像郭涛和陶虹，他们也都是我的朋友，演这部戏片酬并不高。选择演员不会是因为钱的问题。选雷佳音是因为他身上有股浓厚的二流子气！（记者：他演话剧的时候可都是文质彬彬的角色啊？）那是别人看走了眼，我就一眼看出他的本质，一看他就是“小东北”，“小街溜子”。
笑声和眼泪，欲望和信仰
《新民周刊》：每次看你的电影都像全国开大会，各地方言不会少于四种。《疯狂的石头》汇集了重庆话、成都话、青岛话、广东话；《疯狂的赛车》又是青岛话、武漢话、四川话和闽南语；包括《黄金大劫案》也有很多东北方言，为什么方言在你的电影里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是不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
宁浩：喜剧不喜剧还在其次，主要是因为方言对表演很有好处，它富有质感，也很生动。比方在你看来，用上海话表达情感肯定比用普通话丰富，就是这个意思。
《新民周刊》：电影里把“救国会”成员设定为一个剧组团队：大导文、广角郑、影后芳蝶……为什么会这样安排？结尾处还为这些英勇就义的“电影工作者”坟前立碑，是否有什么寓意？
宁浩：这样安排是因为电影工业已经老到足够成为素材了。年轻的时候拿“电影人”拍电影感觉还挺矫情，但是现在电影都已经是夕阳工业、已经是符号了，拿来拍挺好玩的，纯粹如此，没有象征意义，别想太多了。
《新民周刊》：听说你每完成一部电影就会给自己买一条金链子留念？为什么你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涉及到翡翠、黄金或是一大笔钱的盗抢呢？
宁浩：买金链子……大概因为传说中我是“最有暴发户气质的导演”吧！既然有这么一说，就得把暴发户的形象一路贯彻下去啊。翡翠、黄金、钱，这些都代表着欲望，而欲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欲望的世界里，充满了你争我夺。
《新民周刊》：你的处女作《香火》、成名作《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都是现代戏，以生活中的黑色幽默见长。再后来2009年的《无人区》由于“没有反映正面人物”遭禁，至今始终无缘上映。如今《黄金大劫案》改为历史题材，反映伪满洲时期，是回避现实问题，还是借古讽今？
宁浩：之所以选择伪满洲时期是因为我想要拍摄一个动荡的年代。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讲当年的金融战争，中国银行和日本人对抗，互相扔手榴弹，打得你死我活，非常严酷，远不比现在的金融战争那么简单。而当时的人是有坚定不移的信仰的。
《黄金大劫案》是一个关乎人的成长的故事：如何从欲望上升到情感，再升华到信仰。成长是痛苦的，我选择那样一个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痛苦更大。放到现在，我们的痛苦不外乎工资少、失个恋、买房难，但在当年，朝不保夕，生死攸关。
谈不上“借古讽今”，因为没有“讽今”，而是在讲“人如何获得信仰”。我曾经做过一个试验，问我公司的员工：“哥们儿你的理想是什么？”小时候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但是现在就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挺可笑的，似乎不应该提。我也能够理解，但是难道真的不提就会幸福吗？人习惯于把痛苦归咎于外在因素，其实幸福与否，也关乎人从自我意识中能否能做到把某些东西“放下”，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新民周刊》：看影片前半段感觉特别小品化，范伟演的“代庖神父”操一口东北话忙乎着腌酸菜做疙瘩汤，类似的场面屡次出现，让人不由怀疑自己是否走进了春晚直播厅。到了后半段又特别悲情，催人泪下，前后反差很大，气韵不甚连贯。你是期待看到观众的笑或泪，还是剧终后的掌声呢？
宁浩：“小品化”的感觉可能是大家出于对东北固有文化的理解，东北的移民文化催生出娱乐效果。不是有句话叫“一出山海关，人人都是赵本山”吗？其实东北人本身就很小品化。记得有一回我目睹一个东北司机，穿着军大衣开车，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交给收费站姑娘10块钱，仍然停在那里不开走。过了一会儿，姑娘喊：“这杆都起来了还不走啊？”司机回答：“这钱都交了就让我瞅10块钱的呗！” 这就是东北人，“逗贫”是他们文化里的一部分，不贫不逗不能过。
至于观众的反映，我没有期待笑声、掌声或是眼泪，我是期待看到观众看完电影之后会“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生活里的欲望、情感和信仰，三者统一了吗？到了哪一个阶段了？还是一天到晚跟钱着急、需要抢黄金吗？
接着，这个当代爱情故事摇身一变，成了伪满洲时期街溜子党“小东北”偕同革命党“救国会”，密谋抢劫8吨黄金，阻止日寇采购军火的爱国传奇。
原本，戏班与军阀斗智斗勇，大时代背景下的英雄儿女让人联想到徐克的《上海之夜》，满以为遍布插科打诨，曲终奏雅。
结果，突如其来的就义令人猝不及防，“我终于明白为啥伪满洲国照样吃饱穿暖，却仍然有人不要命地抗争”。台词像以往所有的爱国英雄遗言一般，直击观众泪点。
原本，《黄金大劫案》几乎被观众的大脑自动转译为“疯狂的8吨金”，期待着在纷繁复杂的多重叙事线索中再接受一次“智商大挑战”。
孰料，导演丢下御用主角黄渤，抛弃多线叙事，不再重蹈“疯狂”，向宁浩这块“招牌”下的典型元素一一告别。
4月24日，《黄金大劫案》上映。在《新民周刊》的专访中，宁浩这样解释：“我这小半辈子做的事情，都是不断丢掉之前的东西”。
丢掉过去的招牌
《新民周刊》：《黄金大劫案》被你称为“解放前版疯狂的石头”，为什么这次没有再延续“疯狂”系列的片名？听说现在这个名字你也不喜欢，如果按照你的意思，会怎样给影片命名呢？
宁浩：其实早在上一部我就不想“疯狂”了，谁再提“疯狂”哥们儿跟他急！哥们儿又不是疯子，哪能老拍疯狂？！我不能在原地呆着。一辈子要是只唱一首歌，我会觉得特别懒，特别鄙视我自己。人类最伟大的特征就是探索，我想给大家表演点新节目。
《疯狂的赛车》原本起名叫《银牌车手》，而《黄金大劫案》，我想叫它《枪炮与玫瑰》，就是如今电影的英文名：Guns and roses，和一个摇滚乐队的名字相同。像《疯狂的赛车》这样的片子没多大意义，其实不该拍，虽然票房过亿，但是过不了多少年大家就会忘记。
《新民周刊》：此前《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都采用多线归于一点的叙事方式，被观众誉为“要带着脑子看”的电影，能从中体会到和导演斗智的滋味，由此产生的“智商优越感”也成为影片受欢迎的一大因素。如今《黄金大劫案》为何一改自己的招牌风格，采用单线叙事呢？
宁浩：在单线或多线的问题上我其实没有刻意考虑。电影有很多种，有些电影一开头就知道结局，但观众享受的是看戏的过程。这一次故事的走向可以预料，不需要观众和导演斗智斗勇，我的任务也不是和观众算数学题。我希望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物如何一步步走过来，仅此而已。电影毕竟不是数学，不想一直处在同一种逻辑状态下叙事。
《新民周刊》：新戏用了话剧演员、电影新人雷佳音作为戏份吃重的男主角，而你的招牌演员黄渤戏份却很少，只有一头一尾。听你说过“希望投资可以尽量用在电影本身而不是演员的片酬”，是不是因为黄渤如今的身价太高才重新发掘新人呢？
宁浩：我其实一直都在丢掉我过去的招牌。我这小半辈子做的事情，都是不断丢掉之前的东西。比如我丢掉绘画才能走进电影，丢掉太原的生活才能来到北京，丢掉拍艺术片的路才能进入荒诞电影的世界，丢掉荒诞才能走进更宽的视野。不丢掉就走不到一个新的境界，这就是我的个性。
你以为我叫黄渤来演他会要我很多钱吗？不是这样的。即使他身价涨了，在我这里也不会要很多钱。黄渤是个挺讲究的人，够哥们儿。像郭涛和陶虹，他们也都是我的朋友，演这部戏片酬并不高。选择演员不会是因为钱的问题。选雷佳音是因为他身上有股浓厚的二流子气！（记者：他演话剧的时候可都是文质彬彬的角色啊？）那是别人看走了眼，我就一眼看出他的本质，一看他就是“小东北”，“小街溜子”。
笑声和眼泪，欲望和信仰
《新民周刊》：每次看你的电影都像全国开大会，各地方言不会少于四种。《疯狂的石头》汇集了重庆话、成都话、青岛话、广东话；《疯狂的赛车》又是青岛话、武漢话、四川话和闽南语；包括《黄金大劫案》也有很多东北方言，为什么方言在你的电影里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是不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
宁浩：喜剧不喜剧还在其次，主要是因为方言对表演很有好处，它富有质感，也很生动。比方在你看来，用上海话表达情感肯定比用普通话丰富，就是这个意思。
《新民周刊》：电影里把“救国会”成员设定为一个剧组团队：大导文、广角郑、影后芳蝶……为什么会这样安排？结尾处还为这些英勇就义的“电影工作者”坟前立碑，是否有什么寓意？
宁浩：这样安排是因为电影工业已经老到足够成为素材了。年轻的时候拿“电影人”拍电影感觉还挺矫情，但是现在电影都已经是夕阳工业、已经是符号了，拿来拍挺好玩的，纯粹如此，没有象征意义，别想太多了。
《新民周刊》：听说你每完成一部电影就会给自己买一条金链子留念？为什么你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涉及到翡翠、黄金或是一大笔钱的盗抢呢？
宁浩：买金链子……大概因为传说中我是“最有暴发户气质的导演”吧！既然有这么一说，就得把暴发户的形象一路贯彻下去啊。翡翠、黄金、钱，这些都代表着欲望，而欲望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欲望的世界里，充满了你争我夺。
《新民周刊》：你的处女作《香火》、成名作《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都是现代戏，以生活中的黑色幽默见长。再后来2009年的《无人区》由于“没有反映正面人物”遭禁，至今始终无缘上映。如今《黄金大劫案》改为历史题材，反映伪满洲时期，是回避现实问题，还是借古讽今？
宁浩：之所以选择伪满洲时期是因为我想要拍摄一个动荡的年代。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讲当年的金融战争，中国银行和日本人对抗，互相扔手榴弹，打得你死我活，非常严酷，远不比现在的金融战争那么简单。而当时的人是有坚定不移的信仰的。
《黄金大劫案》是一个关乎人的成长的故事：如何从欲望上升到情感，再升华到信仰。成长是痛苦的，我选择那样一个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痛苦更大。放到现在，我们的痛苦不外乎工资少、失个恋、买房难，但在当年，朝不保夕，生死攸关。
谈不上“借古讽今”，因为没有“讽今”，而是在讲“人如何获得信仰”。我曾经做过一个试验，问我公司的员工：“哥们儿你的理想是什么？”小时候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但是现在就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挺可笑的，似乎不应该提。我也能够理解，但是难道真的不提就会幸福吗？人习惯于把痛苦归咎于外在因素，其实幸福与否，也关乎人从自我意识中能否能做到把某些东西“放下”，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新民周刊》：看影片前半段感觉特别小品化，范伟演的“代庖神父”操一口东北话忙乎着腌酸菜做疙瘩汤，类似的场面屡次出现，让人不由怀疑自己是否走进了春晚直播厅。到了后半段又特别悲情，催人泪下，前后反差很大，气韵不甚连贯。你是期待看到观众的笑或泪，还是剧终后的掌声呢？
宁浩：“小品化”的感觉可能是大家出于对东北固有文化的理解，东北的移民文化催生出娱乐效果。不是有句话叫“一出山海关，人人都是赵本山”吗？其实东北人本身就很小品化。记得有一回我目睹一个东北司机，穿着军大衣开车，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交给收费站姑娘10块钱，仍然停在那里不开走。过了一会儿，姑娘喊：“这杆都起来了还不走啊？”司机回答：“这钱都交了就让我瞅10块钱的呗！” 这就是东北人，“逗贫”是他们文化里的一部分，不贫不逗不能过。
至于观众的反映，我没有期待笑声、掌声或是眼泪，我是期待看到观众看完电影之后会“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生活里的欲望、情感和信仰，三者统一了吗？到了哪一个阶段了？还是一天到晚跟钱着急、需要抢黄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