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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的网站上，将历年在该所工作过的职员的名录都予以登录，哪怕只是在所中工作过很短时间的人也不曾遗漏。翻阅自1928年以来的人员名单，我发现了不少熟悉的名字，顾颉刚、徐中舒、周一良、向达、胡厚宣……陈寅恪曾经的助手程曦也在其中。
由于在1951年“擅自”离开岭南大学、抛下恩师陈寅恪到香港任教，程曦一直被不少人诟病，吴宓曾在日记中直斥程曦的行为是“叛离”。程曦“出走”事件的是非曲直我们暂且不论，如果回到最初的场景中去，我们可以发现陈寅恪对这位弟子确实十分爱惜，正是在他的大力推荐下，程曦才得以在中研院史语所谋得一份职位。
程曦（1919～1997）是河北文安人，在成都燕京大学读书时，程曦曾与吴宓、陈寅恪等有较多接触。由于程曦曾对吴宓的生活起居有较好的照顾，吴宓还专门赠给他一首诗：“燕京得一士，忠敬见程曦。好古通文史，亲贤乐勇为。明师天所授，博学圣之基，伉俪同勤苦，客中祝福颐。”陈寅恪当时不幸失明，程曦对他也服侍周到，陈寅恪无法阅读，程曦就专门为他朗诵稿件，再由陈给出意见，进行修改。程曦的细心给了陈寅恪很深的印象。
虽然经济条件并不好，但程曦刻苦用功，在文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小的成绩。从日后出版的《灵潮轩杂剧三种》《木扉藏画考评》《画中人物意趣》《灵潮轩诗集》《程氏新禅语》等一系列著作来看，程曦对戏曲、绘画、诗文、佛学等都有所涉猎。还是在1947年的时候，程曦就写出了一部杂剧《燕园梦》，在燕京校园内轰动一时，陆志韦、邓之诚等都给予了较高评价。
1947年底，程曦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恽南田研究》，得到导师陈寅恪给的91分的高分，陈寅恪评价道：“此论文之主旨，在阐明南田艺术之精妙。由于其人品之高逸，故稽考其生平事迹及亲族之交游，颇为详备，间有详论，亦当审慎，可供研究清初文艺史者之参考。自蒋氏后，考南田事迹者，此论文可称佳作也。”陈寅恪一般不轻易许人，对一份学士毕业论文给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陈寅恪确实十分欣赏程曦的才华。
抗战胜利复员后，陈寅恪教学工作多有不便，为此他曾专门写信给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请求支援，郑天挺派了王永兴、汪篯来协助工作，清华也派了陈庆华来做助手。有了这几个助手的帮助，陈寅恪虽然是一名“盲人教授”，但教学事务大体上能够正常进行下去。只是，有了这几人帮助，陈寅恪仍觉得不够，他希望还能有一名专门的助手。
为此，陈寅恪专门找了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早前，陈寅恪曾向傅斯年提及此事，傅斯年在1947年5月4日给陈寅恪的复信中写道：“前兄云找一助理或书记，为兄查书。兹在北平方面留一名额，兄可找人相助。”傅斯年所说的在北平留一名额，是指史语所在北平设立“图书史料整理处”，专门用来接收整理“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及人文研究所图书”。这个整理机构新近成立，正需要不少人手，而从中拨出一名额提供给陈寅恪做助手，体现了傅斯年对陈寅恪的照顾。傅斯年如此答复，也正合了陈寅恪的心意，他当即复信表示“俟觅得适当者，即开具履历”。
话虽如此说，但想要觅得合适的人选并不容易。一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陈寅恪的弟子并不能常常随侍左右，而能入陈寅恪法眼的人又有限；二来傅斯年提出的任职要求不低——“照院例，需专任，不能兼作研究生，其人资历高者，可为助理研究员，即同于讲师，初毕业者为助教，若作助理研究员须提出相当论文”。这确实不是轻易能够满足的条件。如此，通过史语所的名义找助手的事情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到了1947年底，程曦此时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的情况，他与妻子王菁棣在生活上有比较大的压力，于是要求助于陈寅恪、吴宓等师长。而陈寅恪见识了程曦出色的论文，又联系到往日学术及生活事务上的照顾，认为他正是一名佐理自己研究的合适人选，于是决定动用史语所的这一名额。这时，陈寅恪一面指导程曦将论文最终定稿，一面给史语所的陈槃、李济、夏鼐写信，询问是否还可以用兼任研究员的名义聘请助理。并称如果可以的话，本年度燕京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程曦“堪称适当”，希望他们三人能在史语所的所务会议中提出通过。本来，陈寅恪最初给傅斯年说此事的时候，傅斯年答应的是“若助教（大学毕业）或书记，兄写一信来可也”，且在给余逊的信中已定下“暑假后添职员事，北平名额为十人，……陈先生借一人”，即已经同意了陈寅恪借人的事情。但1947年下半年，傅斯年因病赴美疗养，所中事务由夏鼐代理。夏鼐等人可能是不清楚事情原委，就通过那廉君在当年12月31日转达消息给陈寅恪，称请助理的事情“目下添人殊有困难”，要等傅斯年从美国回信后，再做具体决定。
为程曦谋职的事情看来进行得不是很顺利，加上过春节以及程曦论文的最终上缴等事情牵掣，程曦的职位迟迟不能确定。这种情况下，作为导师的陈寅恪又毅然挺身而出，他找到了周一良，希望他能够向史语所方面转达相关情况。于是，周一良在1948年3月8日，给夏鼐、芮逸夫写了信，询问聘请程曦为助理的事情，称如果还没决定的话希望他们能早日去函傅所长进行裁夺。
可能是在这之后不久，代理所务的相关人员收到了傅斯年的回信，定下了可以聘请程曦。于是，3月20日，陈寅恪又致信夏鼐，并附上程曦的“履历”，希望能在院务会议时提出通过。不久，史语所方面确认了聘请程曦为助理员，是“借用傅所长名额”，并将相关材料转给中研院总办事处，希望能够核准。1948年3月27日，总办事处通过了请求，程曦正式成为史语所的一员。至此，陈寅恪终于了了一桩心事，而程曦也能够靠一份正式的工作留在北平。
师傅领进门，接下来的路需要徒弟自己走。除了等待聘书以及上交一些应填表格，程曦不免要为自己的“稻粱谋”。他向相关部门申请了自己应配给的“日用必需品”，得到的回应是自4月份起发实物。然而，这事一直拖到了当年5月底。另一方面，程曦的薪俸问题也是一件麻烦事，可能是最初在薪资标准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程曦拿到的薪水并不尽如人意。随着时局的持续恶化，民众普遍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即便是陈寅恪这样的名教授，也常常感觉薪水不够用，不得不通过出售珍贵藏书来贴补家用。像程曦这样的青年学者，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眼看着爱徒的不顺，陈寅恪不会坐视不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又出面了，他向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的负责人余逊询问了相关情况，由余逊与位于南京的所方进行交涉，最终事情得到了解决。 程曦虽获得了中研院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助理员的名义，但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协助陈寅恪的工作，除了查书、改稿等事务，程曦有时还会帮助陈寅恪写信、收信，吴宓与陈寅恪的往来函件，有不少就是由程曦转达的。陈寅恪对程曦有赏识与帮助，程曦对陈寅恪也是尽心报答知遇之恩。当时的北平，虽然“居大不易”，但有师友的帮扶，程曦的心情也还算是舒畅的。蒋天枢在编辑《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时候，也专门提到一笔：“时助先生工作者为研究生陈庆华、王永兴等。原燕大毕业生程曦时亦在北平。”虽然蒋先生对日后程曦出走一事有微词（“有以讲师诱程者，程遂坚决不再协助先生做事，虽经校长陈序经婉劝亦不肯”），但对此时的程曦应该还是有肯定之意的。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时局紧张，学人们纷纷为自己的去留作出抉择。程曦所供职的中研院史语所整体迁台，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也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作为史语所的兼职研究员，陈寅恪选择了离平南下，但他并没有像傅斯年、李济等一样迁往台湾，而是最终栖身岭南。程曦出于各种考虑，暂时留在了北平。
进入1949年后，程曦决定追随恩师的脚步，继续做陈寅恪的助手。陈寅恪最初在岭南大学的助手是黄如文，但他有浓厚的方言口音，与陈寅恪沟通不易，因此程曦愿意南下正好解了陈寅恪之急。当年6月20日，陈寅恪写了一封信给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力，介绍程曦的情况，陈寅恪着重推介了《恽南田研究》和程曦在史语所的任职经历，称程曦“民国卅六年十二月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助理，至卅七年十二月止”。某种程度上说，是程曦在史语所的经历，促成他能够来岭南大学任职。1949年夏间，程曦和妻子告别北平，毅然南下，来到了陈寅恪的身边。
程曦最初在岭南大学任职还算顺畅，他一如既往地为老师尽职服务。对此，陈寅恪也表示了感谢，1950年出版《元白诗笺证稿》时，专门在书后的作者附识中提到“此稿得以写成实赖汪篯王永兴程曦三君之助”，充分肯定了程曦的贡献。然而，世事总是难料，两年以后的1951年，由于职称问题，程曦与校方产生矛盾，进而中文系不再聘用程曦，程曦最终选择离开岭南大学，离开了给予自己诸多照顾的恩师。
回想一路以来的历程，如果从陈寅恪指导程曦学士论文、为程曦谋职费尽心力的角度看，程曦确实有负师恩。陈寅恪一生虽荐人无数，但为程曦倾注的心血应该是最多的。程曦离开他，不可能不伤了他的心。程曦离开后，一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没有专任助教协助教学。也许程曦是该被谴责，但换作程曦的角度考虑，他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太好，夫妻二人生活常常陷入窘境。漂泊中的辛酸、甘苦，大概也只有自己能够真正体会。岭南大学某些人的某些做法，的确也让程曦心灰意冷。
现有的一些著述都说，程曦离开陈寅恪是“不辞而别”，而程曦晚年的学生撰写的文章，则说他离开大陆时也曾和陈寅恪商议，并劝他一起走，但最终“公毋渡河”。晚年程曦对学生提起此事，还颇为遗憾和悲哀。程曦又称，陈先生晚年心事，他知之甚详，唯以先生亲人尚在，他不愿多说。事情真相究竟如何，暂不作定论，但程曦晚年对陈寅恪仍存挂念，是毋庸置疑的。
晚年的程曦，对燕京大学和燕京师友都有很深的感情，他曾亲自撰写了燕京大学的《建校经过》，又积极参加美国燕京大学校友会的活动。当年，程曦在燕京大学所作毕业论文《恽南田研究》，程曦也十分珍视，晚年将其更名为《简论恽南田》出版。在这部作品出版时，程曦想必一定会忆及恩师陈寅恪，回想他为自己劳心费神的历历往事。
（选自《中华读书报》）
由于在1951年“擅自”离开岭南大学、抛下恩师陈寅恪到香港任教，程曦一直被不少人诟病，吴宓曾在日记中直斥程曦的行为是“叛离”。程曦“出走”事件的是非曲直我们暂且不论，如果回到最初的场景中去，我们可以发现陈寅恪对这位弟子确实十分爱惜，正是在他的大力推荐下，程曦才得以在中研院史语所谋得一份职位。
程曦（1919～1997）是河北文安人，在成都燕京大学读书时，程曦曾与吴宓、陈寅恪等有较多接触。由于程曦曾对吴宓的生活起居有较好的照顾，吴宓还专门赠给他一首诗：“燕京得一士，忠敬见程曦。好古通文史，亲贤乐勇为。明师天所授，博学圣之基，伉俪同勤苦，客中祝福颐。”陈寅恪当时不幸失明，程曦对他也服侍周到，陈寅恪无法阅读，程曦就专门为他朗诵稿件，再由陈给出意见，进行修改。程曦的细心给了陈寅恪很深的印象。
虽然经济条件并不好，但程曦刻苦用功，在文史研究领域取得不小的成绩。从日后出版的《灵潮轩杂剧三种》《木扉藏画考评》《画中人物意趣》《灵潮轩诗集》《程氏新禅语》等一系列著作来看，程曦对戏曲、绘画、诗文、佛学等都有所涉猎。还是在1947年的时候，程曦就写出了一部杂剧《燕园梦》，在燕京校园内轰动一时，陆志韦、邓之诚等都给予了较高评价。
1947年底，程曦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恽南田研究》，得到导师陈寅恪给的91分的高分，陈寅恪评价道：“此论文之主旨，在阐明南田艺术之精妙。由于其人品之高逸，故稽考其生平事迹及亲族之交游，颇为详备，间有详论，亦当审慎，可供研究清初文艺史者之参考。自蒋氏后，考南田事迹者，此论文可称佳作也。”陈寅恪一般不轻易许人，对一份学士毕业论文给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陈寅恪确实十分欣赏程曦的才华。
抗战胜利复员后，陈寅恪教学工作多有不便，为此他曾专门写信给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请求支援，郑天挺派了王永兴、汪篯来协助工作，清华也派了陈庆华来做助手。有了这几个助手的帮助，陈寅恪虽然是一名“盲人教授”，但教学事务大体上能够正常进行下去。只是，有了这几人帮助，陈寅恪仍觉得不够，他希望还能有一名专门的助手。
为此，陈寅恪专门找了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早前，陈寅恪曾向傅斯年提及此事，傅斯年在1947年5月4日给陈寅恪的复信中写道：“前兄云找一助理或书记，为兄查书。兹在北平方面留一名额，兄可找人相助。”傅斯年所说的在北平留一名额，是指史语所在北平设立“图书史料整理处”，专门用来接收整理“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及人文研究所图书”。这个整理机构新近成立，正需要不少人手，而从中拨出一名额提供给陈寅恪做助手，体现了傅斯年对陈寅恪的照顾。傅斯年如此答复，也正合了陈寅恪的心意，他当即复信表示“俟觅得适当者，即开具履历”。
话虽如此说，但想要觅得合适的人选并不容易。一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陈寅恪的弟子并不能常常随侍左右，而能入陈寅恪法眼的人又有限；二来傅斯年提出的任职要求不低——“照院例，需专任，不能兼作研究生，其人资历高者，可为助理研究员，即同于讲师，初毕业者为助教，若作助理研究员须提出相当论文”。这确实不是轻易能够满足的条件。如此，通过史语所的名义找助手的事情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到了1947年底，程曦此时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的情况，他与妻子王菁棣在生活上有比较大的压力，于是要求助于陈寅恪、吴宓等师长。而陈寅恪见识了程曦出色的论文，又联系到往日学术及生活事务上的照顾，认为他正是一名佐理自己研究的合适人选，于是决定动用史语所的这一名额。这时，陈寅恪一面指导程曦将论文最终定稿，一面给史语所的陈槃、李济、夏鼐写信，询问是否还可以用兼任研究员的名义聘请助理。并称如果可以的话，本年度燕京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程曦“堪称适当”，希望他们三人能在史语所的所务会议中提出通过。本来，陈寅恪最初给傅斯年说此事的时候，傅斯年答应的是“若助教（大学毕业）或书记，兄写一信来可也”，且在给余逊的信中已定下“暑假后添职员事，北平名额为十人，……陈先生借一人”，即已经同意了陈寅恪借人的事情。但1947年下半年，傅斯年因病赴美疗养，所中事务由夏鼐代理。夏鼐等人可能是不清楚事情原委，就通过那廉君在当年12月31日转达消息给陈寅恪，称请助理的事情“目下添人殊有困难”，要等傅斯年从美国回信后，再做具体决定。
为程曦谋职的事情看来进行得不是很顺利，加上过春节以及程曦论文的最终上缴等事情牵掣，程曦的职位迟迟不能确定。这种情况下，作为导师的陈寅恪又毅然挺身而出，他找到了周一良，希望他能够向史语所方面转达相关情况。于是，周一良在1948年3月8日，给夏鼐、芮逸夫写了信，询问聘请程曦为助理的事情，称如果还没决定的话希望他们能早日去函傅所长进行裁夺。
可能是在这之后不久，代理所务的相关人员收到了傅斯年的回信，定下了可以聘请程曦。于是，3月20日，陈寅恪又致信夏鼐，并附上程曦的“履历”，希望能在院务会议时提出通过。不久，史语所方面确认了聘请程曦为助理员，是“借用傅所长名额”，并将相关材料转给中研院总办事处，希望能够核准。1948年3月27日，总办事处通过了请求，程曦正式成为史语所的一员。至此，陈寅恪终于了了一桩心事，而程曦也能够靠一份正式的工作留在北平。
师傅领进门，接下来的路需要徒弟自己走。除了等待聘书以及上交一些应填表格，程曦不免要为自己的“稻粱谋”。他向相关部门申请了自己应配给的“日用必需品”，得到的回应是自4月份起发实物。然而，这事一直拖到了当年5月底。另一方面，程曦的薪俸问题也是一件麻烦事，可能是最初在薪资标准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程曦拿到的薪水并不尽如人意。随着时局的持续恶化，民众普遍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即便是陈寅恪这样的名教授，也常常感觉薪水不够用，不得不通过出售珍贵藏书来贴补家用。像程曦这样的青年学者，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眼看着爱徒的不顺，陈寅恪不会坐视不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又出面了，他向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的负责人余逊询问了相关情况，由余逊与位于南京的所方进行交涉，最终事情得到了解决。 程曦虽获得了中研院史语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助理员的名义，但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协助陈寅恪的工作，除了查书、改稿等事务，程曦有时还会帮助陈寅恪写信、收信，吴宓与陈寅恪的往来函件，有不少就是由程曦转达的。陈寅恪对程曦有赏识与帮助，程曦对陈寅恪也是尽心报答知遇之恩。当时的北平，虽然“居大不易”，但有师友的帮扶，程曦的心情也还算是舒畅的。蒋天枢在编辑《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时候，也专门提到一笔：“时助先生工作者为研究生陈庆华、王永兴等。原燕大毕业生程曦时亦在北平。”虽然蒋先生对日后程曦出走一事有微词（“有以讲师诱程者，程遂坚决不再协助先生做事，虽经校长陈序经婉劝亦不肯”），但对此时的程曦应该还是有肯定之意的。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时局紧张，学人们纷纷为自己的去留作出抉择。程曦所供职的中研院史语所整体迁台，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也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作为史语所的兼职研究员，陈寅恪选择了离平南下，但他并没有像傅斯年、李济等一样迁往台湾，而是最终栖身岭南。程曦出于各种考虑，暂时留在了北平。
进入1949年后，程曦决定追随恩师的脚步，继续做陈寅恪的助手。陈寅恪最初在岭南大学的助手是黄如文，但他有浓厚的方言口音，与陈寅恪沟通不易，因此程曦愿意南下正好解了陈寅恪之急。当年6月20日，陈寅恪写了一封信给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力，介绍程曦的情况，陈寅恪着重推介了《恽南田研究》和程曦在史语所的任职经历，称程曦“民国卅六年十二月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助理，至卅七年十二月止”。某种程度上说，是程曦在史语所的经历，促成他能够来岭南大学任职。1949年夏间，程曦和妻子告别北平，毅然南下，来到了陈寅恪的身边。
程曦最初在岭南大学任职还算顺畅，他一如既往地为老师尽职服务。对此，陈寅恪也表示了感谢，1950年出版《元白诗笺证稿》时，专门在书后的作者附识中提到“此稿得以写成实赖汪篯王永兴程曦三君之助”，充分肯定了程曦的贡献。然而，世事总是难料，两年以后的1951年，由于职称问题，程曦与校方产生矛盾，进而中文系不再聘用程曦，程曦最终选择离开岭南大学，离开了给予自己诸多照顾的恩师。
回想一路以来的历程，如果从陈寅恪指导程曦学士论文、为程曦谋职费尽心力的角度看，程曦确实有负师恩。陈寅恪一生虽荐人无数，但为程曦倾注的心血应该是最多的。程曦离开他，不可能不伤了他的心。程曦离开后，一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没有专任助教协助教学。也许程曦是该被谴责，但换作程曦的角度考虑，他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太好，夫妻二人生活常常陷入窘境。漂泊中的辛酸、甘苦，大概也只有自己能够真正体会。岭南大学某些人的某些做法，的确也让程曦心灰意冷。
现有的一些著述都说，程曦离开陈寅恪是“不辞而别”，而程曦晚年的学生撰写的文章，则说他离开大陆时也曾和陈寅恪商议，并劝他一起走，但最终“公毋渡河”。晚年程曦对学生提起此事，还颇为遗憾和悲哀。程曦又称，陈先生晚年心事，他知之甚详，唯以先生亲人尚在，他不愿多说。事情真相究竟如何，暂不作定论，但程曦晚年对陈寅恪仍存挂念，是毋庸置疑的。
晚年的程曦，对燕京大学和燕京师友都有很深的感情，他曾亲自撰写了燕京大学的《建校经过》，又积极参加美国燕京大学校友会的活动。当年，程曦在燕京大学所作毕业论文《恽南田研究》，程曦也十分珍视，晚年将其更名为《简论恽南田》出版。在这部作品出版时，程曦想必一定会忆及恩师陈寅恪，回想他为自己劳心费神的历历往事。
（选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