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这是台湾乐评人、政治学者张铁志在大陆出版的新书《声音与愤怒》中提出的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如果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可能!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可能?张铁志带着这本新书和这个问题访京的时候恰逢大地震，他和我一起看了一场摇滚大义演，每天也目睹了空前的赈灾文艺总动员。
　　
　　更不用说以其职业道德来介入社会改变世界。对一个歌手、音乐人来说，道德指的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公民的道德，更指职业道德——那就是你的音乐态度和水准，而如果你想介入社会政治，那你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观念。乔治·迈克尔批评那些并非真诚做音乐(缺乏职业态度)又只会唱别人的歌(缺乏职业水准)的人，同时还指出，当年他们参加“四海一家”时有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鲍勃·盖尔多夫、斯汀、U2，而现在的流行歌手太年轻太缺乏政治知识。
　　至于什么社会观念、政治常识，什么独立思考、批判意识，似乎都是多余的。那次摇滚义演。主持人先宣布默哀，默哀完了他说“谢谢大家”，一听这话，有人忍不住笑了。接着主持人挥舞铁拳指挥观众山呼“加油中国”，汪峰演出时又挥舞铁拳指挥观众山呼“加油中国”。这到底是一个群众爱国集会还是一场音乐会?到底口号有力还是音乐有力?汪峰的《我爱你中国》是伟大的爱国歌曲兼体育广告歌曲，而周云蓬的《中国孩子》却有卖国歌曲之嫌。
　　斯普林斯汀是美国乐坛的反战斗士，对“美国梦”也时有深刻批判，不过他仍然遭到过“黑旗”主唱、朋克老炮亨利·罗林斯的讥讽。他厌恶斯普林斯汀的成名作《生于美国》，说一听这样的歌就会想到有很多士兵会听着这样的歌去杀人去为美国送死。
　　琼·贝茨更是美国乐坛的反战圣母，但连她也遭到过苏珊·桑塔格的讥讽。她批评琼·贝茨到萨拉热窝去，却仅仅呆在坦克车里，根本没有踏上那片被战争蹂躏的土地。而苏珊·桑塔格却在战火中的萨拉热窝呆了几个月，并排演了《等待戈多》。术家如何改变世界?首先需要作为一个人的生存勇气，然后需要发挥艺术的能量。这是苏珊·桑塔格的最高标准。
　　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也没问题，你可以只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去作为。但请不要随便派发爱心串串烧和艺术白开水，可以吗?